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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停靠了一艘美国的驱逐舰。我看到帆船、游艇和摩托艇，它们留下白色的泡沫轨道。海天一色，无际无涯，是的，漫无尽头。一架飞机从相距不远处飞过，很低。听不到隆隆声。这架飞机在尼斯上方准备降落。飞机很大。
“左边的码头叫做康托港。”昂热拉的声音在我身后说，“所有的游艇都停泊在那里。过去一点点您就能看到‘棕榈海滩’。”
我转过身。昂热拉递给我一只雾蒙蒙的杯子。“您的苦柠檬，加了冰和一块橙子。这样行吗？”
“好极了。”
她自己喝柚子汁。
“这上面真是太美了。”我说。
“是的，”她说，“我非常爱它。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天。只要可能，我就呆在这外面。”
“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她笑了。
“如果我用不着工作，我会整天在这儿度过。就在这外面。”她站在我面前，我头一回感觉到了她的皮肤的清新的芳香。昂热拉不用香水。“您请坐。坐到遮阳檐下。您头上什么也没戴。这太危险了。”她戴上一顶布帽子，选了一张太阳底下的椅子。“这对我已经没影响了。但在这里我头上总要戴点东西。今天天气会非常热。您想知道什么，卢卡斯先生？”
“您能向我讲的关于赫伯特·赫尔曼的一切。”
“这没多少。”她笑望着我，眼角形成了小小皱纹。“我是通过他妹妹认识他的。我给他们俩画过像。先是妹妹。他的画像长期放在我这儿。他上周来时，他妹妹一定告诉他说，那张像没画完，还在我这儿。于是他来到这儿，一共三次。总是来一两个小时，如今画是完成了，而赫尔曼先生却死了。我得给他妹妹打电话。”
“我可以看一看这幅画吗？”
“当然。”她已经站了起来，领我走进房子。她走起路来出奇的轻盈敏捷，动作优美。我穿着袜子跟在她身后。现在我身上又疼起来了。画室很大。我看到了十几幅画了一半的肖像，一张大桌子上搁着画家的沾有涂料的白外套、调色板、颜料、画笔、松香瓶、画布和画框。昂热拉领我走向一幅没有镶框的肖像，它倚在一个角落里。“这里，这就是他。”
我打量那幅画。我自信对绘画还是略懂一点的，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昂热拉是个好肖像大师。这幅画只画了赫尔曼的头部。如果这幅画没被美化的话，那么，银行家赫尔曼的脸真是可喜可贺。从其它的画看，昂热拉不像是个会美化她的顾客的画家。我看到一个形象高贵的头颅，慈祥的灰眼睛，嘴角一缕友善的微笑，高额头，灰色的浓密短发。高贵，无比高贵——这就是这张脸给人的印象。
“他看上去精神饱满。”
“他看上去精神很饱满，卢卡斯先生。他是位绅士。”是吗？我想。“一位完美的绅士。”昂热拉略一沉吟，“这只是一种感觉，卢卡斯先生，只是一种感觉，您别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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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当我最后一次画他时，赫尔曼特别神经质和烦躁不安。有什么事在可怕地折磨他。”
“有没有可能是害怕？”
“是的，这也有可能。我……我……我的感觉，您瞧……我有一种感觉，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在这儿能找到安宁。有一回他对我这么讲过。他非常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因此，他经常带我坐他的游艇……这回也是。”
“一只吃坏了的胃救了您的命。”
“是的，”她说，“我真幸运。本来我也有可能死去。谁知道呢，是不是……”她迅速打住了。她眼睛里的阴影更暗了。
“您想讲什么？”
“没什么。”
“不可能。”
“噢，不，卢卡斯先生！咱们再去平台上好吗？”她不等我回答，就率先走出去，经过一间厨房，厨房门敞开着。我看到一大堆菊苣叶子。在我来之前，昂热拉一定洗过它们。
平台上，那清凉宜人的风吹拂着我。
“但这一回他在这儿也没找到他的安宁。”昂热拉说，坐下去。
“为什么没有？”
“老有电话找他。”
“谁打的？”
“噢，是生意上的朋友。”
我从裤袋里掏出我的钱夹，把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递给昂热拉。
“会不会是这些人？您认识这些人吗？”
她说：“稍等一下。”说完她跑进客厅。房间的窗户都很大，能推到一边去。昂热拉拿着一只细框眼镜回来，戴上。“这些年我变得老花了，很突然。没有眼镜我再也读不了啦。工作时我也需要眼镜。”她打量那张纸条。她的脸给人一种专心致志、精力集中的印象，就像是有人向她提出一个精确的问题或者她精确地回答时一样。“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认识这上面的所有人。”她看完后说，“我给约翰·基尔伍德、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都画过像。我最熟悉特拉博夫妇。我跟他们是朋友，特别是跟帕斯卡勒。”她摘下眼镜，“这让您吃惊，是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在这里我是一种怪物，我认识所有的人。这完全是由于我的职业。他们邀请我出席社交场所，赴盛宴……”
“‘他们’是谁？”
“啊，‘棕榈海滩’赌场的董事会和‘保安警’赌场的董事会，随季节不同，参加电影节，参加展览以及这里举办的一切活动。主要是‘旅游事业联合会’这么做。如果您想用德语说，就是这里海滩上的旅游局。我……”她有些羞涩，“通过我的画，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旅游事业联合会’显然是将我当成了戛纳的一个名胜。”
“您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谢谢。”她说，“不，真的。最近几年，我是真正陷进去了，对此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您明白，这样就有人向我订货。另一方面，这东西代价昂贵。我需要衣服、鞋子。在这些盛宴上衣着要非常讲究。我运气好，您知道。我可以穿一件两百法郎的衣服，其他的女人会打赌，说它价值两千，是普齐设计的。我当然也有几身真正昂贵的服装。毛皮大衣。好首饰……我将我挣来的所有钱都买成首饰。如果你有一天得逃跑，首饰是最容易携带的……”她又打住了。
“您曾经被迫逃跑过吗？”我问。
“正如所说，这些人我全认识，只有萨冈阿塔纳夫妇除外。”她不理我的问题，“他们每年来这里几个月，他们人人在这里有他们的住宅或套房。特拉博夫妇在这儿生活三个季度，其余时间在巴黎。可如果您问我，当赫尔曼先生在我这儿时，打电话的是否这些人，您就得失望了。那是些我不熟悉的声音。”
“您拿起听筒，那些声音要求赫尔曼先生听电话，于是您给他听筒。他跟谁交谈，您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先有人通报一下，然后，这些人才跟赫尔曼先生讲话。”
“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您认为不可能吗？”
“我认为那完全是可能的。”她严肃地说，“滑稽，我从没想到这上面。”
“您说，他因为这些电话无法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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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总是非常激动。他发怒。那之后他要么很神经质，要么非常无精打采。他只是不肯说是什么事。我当然也从没有问过他。”
“他什么时候来您这儿的？”
“他连续来了三天，”昂热拉说，“上个星期还来过。然后他邀请我一同去科西嘉，跟西蒙夫妇和比奈特夫妇。他们我也认识。”
“他去科西嘉干什么？”
“去阿雅克约会生意上的朋友。”
“电话上是用哪种语言交谈的？”
“用英语。”当我们交谈时，附近的尼斯不停地有大飞机降落或起飞。我看到它们总是飞得很低，却几乎听不到喷气机的噪音。
“您讲英语？”我问。
“跟讲德语一样。”
“我可否问问，这些谈话事关什么？或者您不在场？”
“我的电话线非常长。我可以从客厅里将它拉到整座房子里。当我工作时，它就放在画室里。当时它也是在那里响个不停。我想出去，但赫尔曼先生请求我留下来。那些谈话令我捉摸不透。事关日期和赫尔曼以最大的坚决坚持的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可惜我不懂。我只知道，总是有一个词夹在中间——是cover这个词。不，两个词：cover和coverage。”
“cover，”我重复道，“coverage……”
“请您等等，我去拿本字典……”她跑进客厅，拿着一本英文字典回来了。她戴上眼镜，将麻布帽子更紧地摁在头上，因为它滑掉了。她翻开字典，读道：“cover，首先是：盖、盖子、信封、套子、罩子、遮盖。保护……”她抬起头来，“这有用吗？”
“也许，”我说，“我不清楚。请继续念。”
“大衣，被盖……第二：盖、盖上、包进。裹、藏……嗯？”
我只是耸耸肩。
“掩盖，保护……这一点用也没有？”
“我要知道就好了。”我说。她的小帽子又向前滑了。她将它推回去。一缕红头发落到她那晒成褐色的、高高的额头上。“瞄准——用武器——扫射——用武器扫射一个地区——包容，包围，用在报纸上：报告，对待，一件事……包纽扣，检察院，护导线……coverage：新闻报导……cover girl……”
“不，这大概不会。”
“可那是什么呢？我对您讲，这个词老是出现，老是cover……coverage！简直没有别的话。”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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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