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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相逢未嫁时 作者：郑响波
一、四民有务
一个人对于自己飘荡不定、放浪形骸的生活，迟早会感到厌倦的。
我是说一个年轻人，一味地投身于金钱、享乐和女人之中的，都迟早要收场的。那些自以为有某些优越感的人，像世代纨绔子弟样的人，最终会被别人耻笑或者被人遗弃。像这样的人我看得多了。就像你将要知道的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以及我的一些经历，说明有些人生来就是被别人耻笑的、遗弃的。像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在江湖上，在一个码头上，在一列火车上，或者在一个乡下偏僻的县城剧场里，很容易碰到重要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会一直存在，就像你将要知道的这个故事中人物一样，以及我的一些经历。
由于爱好的关系，我生来看重的第一职业是艺术。但在这个多变的年代，我的朋友的圈子已经四分五裂。有的成了赌徒，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变成小资产阶级，有的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有的成为了艺术家，而有的成为了傻瓜蛋。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像散了笼的动物，自由地去觅食了。转眼间，我们立刻变成各式各样的人物，蒸发在各自的空间里。
只有我坚持了我的秉性。我经历某些迂回，曲线坚持了我不变的音乐爱好。
但是我很痛苦。我们迅速地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物的价值观念，已经成明日黄花。我根本来不及总结一下我这些年的生活的感受和经验，就被一种力量拽着我前进的。我心里常常会浮现出那些疾驰而去的印象。就像火车疾驰时那不断被摔后的山岚、河道。那几年的生活，我都在疾驰的火车上赶，从一个城一个镇地赶，一个县一个村地赶。我没法在意那疾驰而前的远方，而总是在念念不忘那永远被摔后的远景，我离我出发的点究竟有多远了？当我的胸臆中充满了那些转瞬即逝的印象，我越来越想念这些被摔后的南方的各个景致，青青的山岚，丰满的河湖，美丽的乡村和宁静的人们。我在想，它们是不是已经成为和我生命的等距离的两条平行线！让我能在某个点上和那些景致同速相行，这就是我多年后的冥冥之中的祈祷。
可我无论巡演到多么遥远或者多么偏僻的地方，我好像始终在有一个引力的惯性之中。它就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的女友裘莉。唯有她理解我，理解我出行江湖巡演的良苦用心。当然，我每到一个地方会给裘莉打电话，告诉她我在巡演的地方的风土人情，我们演出的剧场、节目和演员的状况，我会特意地向裘莉小姐说说我的经纪演出的情况，以表示我对这份事业的爱好和乐观。裘莉听了会向我祝贺，她也会向我谈谈我走后歌剧团里的事情，说歌剧团现在像个空架子，许多演员跳槽或者改行了，还说新来的团长周甫官是个音盲，说他利用歌剧团的名气和美女在搞活经济以及他的官僚关系的网络。我听了即幸灾乐祸又惴惴不安。幸好我已经离开了歌剧团。
那几年的江湖巡演生活，让我牢记了我们家族的荣誉。我一直把我祖父的一张弹钢琴的照片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我每到一个地方会拿出来看看，像有种使命感。
当然，我出生在一个音乐的世家里。我时常看着我祖父的照片，他那学养很深，精神矍铄的眼神，好像看到了前世与后世。祖父曾经在家庭的宴席上慷慨说道：如果是盛世，我们家族至少出一个世界级的音乐指挥大师、两个女高音、一个钢琴演奏家！这话后来成为我的父母的常年的唠叨。
我祖父是民国时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钢琴教师和合唱队的指挥。我父亲是民国时上海大同剧团的首席小提琴，而我母亲，则是民国时上海华丽剧团的一名女高音。在我六岁时，我记得我们家里的人聚在一起时，可以组成一支小乐队，演奏《波兰圆舞曲》、《渔光曲》、《阿伯拉汗的回忆》和《何日君再来》等曲子。那时正当的演出好像已经浓缩到我们家庭里每周一次的演奏会，这些曲子只能在家庭里演奏、重温，没有观众、没有排场，悠扬的乐声从我们家的窗户传出去，让一些过路人驻足聆听，让一些好事者觉得奇怪，议论纷纷。因为，这样的家庭演奏会多么的不合时宜。
我记忆当中那样的演奏会成员一次比一次减少、黯淡。
而到我十一岁时，我们家的成员四分五裂了，难以再演奏了。我们家的两架钢琴也被迫卖掉，有三把意大利的小提琴被抄家的学生踩坏了，最痛心的是我家的一把德国产的底音莎克斯风，被那帮家伙拿去了。坏消息还一个接一个，在我祖父去世的时候，大约1977年的时候，我听大人们说起，我祖父的一个胞弟，在大战期间的德国失踪了，他是去研究音乐史的。
所以，我必定是要秉承我们家族的传统的。到我十五岁时，我们家又失去了我最尊敬的人，我的母亲。我妈在临终前关照我爸：湘杰是我的宝贝，是我们家的音乐继承人，我们没有给他什么东西，就是音乐。你一定要培养他成才。我妈在我父亲的答应声中合上她的眼睛的。时至今日，每当我在音乐上有点成就时，总是会想起我妈的那句话，并觉得我妈就在我旁边向我微笑。我也朝她微笑。
不过，我高中毕业后，既然在一家歌剧团里吹奏法国号为生，这多少让我的父亲有些失望。他要我成为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可我已经悄悄地放弃了弦乐器的爱好，我突然对铜管乐器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觉得优雅、低沉的法国号有种使命感，有种辽阔的空间感，虽然它有些迟疑和缓慢，但是我确实很喜欢这个乐器。因为法国号的原因，我在歌剧团里又悄悄地学吹了萨克斯。我又发觉，萨克斯有种介于沉闷和浪漫、现实和梦想之间的音色质感，有流浪和放逐和享乐的性格乐器。我巡演江湖始就是演奏这种乐器。
那几年，会吹萨克斯的人，在上海就几个。我是年轻的一个。我把我的萨克斯叫做“南方的玫瑰”。我几乎就是吹着萨克斯去南方的。
二、浪迹江湖
谁也不会忘记南方的妩媚！
南方充满了温暖、开放、富庶，充满了诱惑、舶来品、盗版物，也充满了浓烈的地方保护主义、新鲜水果和漂亮的女人。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脸上青涩一片，我只身去往南方各地演出谋生。我开始做着剧团的演出经纪人。八十年代初这个行当还很少有人做，而我恰巧很出色。当时我并不知道有演出经纪人的工作，只是我比较热衷组织大家。我算是前卫的了，在歌剧团我就是个不务正业的法国号手，我喜欢组织演出，现在就是把业余爱好当作正经事了。
我在南巡的江湖演出时，仍然在乐队里演出，但我吹的是奏萨克斯。其实这不是我的专业，却是我的特长。在歌剧团里，慢腾腾的法国号吹得我的生活也慢腾腾的，没有起色。与此同时，我自己学的萨克斯吹得很有表现力，我会吹和声低音旋律，我会即兴发挥。就这么说吧，我的萨克斯在乐队里能喧宾夺主。但是这只是我十分子一的特长。去南方巡演吹奏萨克斯真是大材小用。但是，那几年里我的萨克斯吹奏和我的经纪演出事业一样，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让我想想，我的第一场演出的地方是浙江的嘉兴，那里的一个文化宫的剧场，一个星期里天天观众爆满。好几年了，人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歌舞演出，我们还给观众带去了越剧、相声和杂技。结果我们在嘉兴演出了两个星期。从第二站开始，我们歌舞团的演出就一路顺风了，接着就是第二站的桐乡，第三站的湖州，第四站的杭州了。我们花有一年的时间，在浙江分别演出了杭州地区、宁波地区、温州地区、丽水地区和金华地区。到第二年冬天，我们的剧团进入了福建。
我们几乎沿着福建的海岸线，一直往南演出，约有一年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我们的歌剧团真正的解散了，团长周甫官和徐莎丽不知去向。裘莉说，徐莎丽可能和周甫官一同去做服装生意了。我听到这消息不无感慨：一个美女女高音就这样消失了！我那时相信，她再也不可能演出歌剧了，连到舞台上演唱几首抒情女高音，也不太可能了。
第三的夏季，我们的歌舞团顺利地来到了广东。好像我们南巡演出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我们在广州的一家夜总会里，演出了有一年。接着我们被珠海的一个演出公司的经理，请了过去。那是刚刚开放的珠海市。我在那里待了较长的时间。因为那个城市我是第一个去吹萨克斯的人。在珠海的那几年，我活脱脱地成了著名的演艺事业的经纪人了。很多要来南方演出的团体，或者好多要去北方演出的剧团，我都有他们的信息。不是要问我找个适当的唱歌的演员，就是要问我介绍个乐队的演员什么的。我有很多演员的联系电话和他们的信息，甚至一些名演员我也能找。那几年冒出了很多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同时，我的南方小情人，就是在珠海认识的。她是唱流行歌曲的。
到这时候，我的名片上的冠名是：
前卫音乐艺术家；
疯狂萨克斯手；
著名的演艺经纪人；
歌剧指挥家！
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我把我的好消息告诉了我在上海的裘莉。我希望她也从歌剧团出来。但是裘莉说，她只会美声，不会唱流行歌曲。这倒是真的，裘莉是女中音，根本不能唱。但是我的用意是让她惊讶，我在离开了歌剧团后发挥了特长。而且，我靠演出赚了是她们工资数倍的钱。
到了第六年秋天，我被深圳的一个音乐中心聘请了去，做音乐总监。其实到那时我的生活开始行尸走肉了。我和南方小情人在一起，挥金如土。我喜欢向人夸夸其谈，我开始藐视那些同类的乐友和穷人。但是，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一直这样下去了？我觉得我心里一直藏着一样东西：那就是我喜欢的歌剧。我隐约觉得，在歌剧团的乐队里吹奏庄严的法国号，是多么的迷人。我在越来越迷惘的时候，我还悄悄地和裘莉保持着联系。
到这时候，我发觉远在上海的裘莉情绪有些低落，她在歌剧界的圈子里过着颓废的生活。她还没有结婚，她甚至还没有中意的男友。她一直在等我。我劝她说，现在通俗永远确实占了上风。为了取悦裘莉，我曾经给她买了套名牌的时装和鞋，寄给了她。遗憾的是，裘莉一直没能来到南方。幸好她没有来南方。
那时我迷醉在温柔乡里。每当小情人和我在一起时，我俩一起演出、吃饭，*，我觉得生活是多么的快乐；而每当她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去时，我分外地觉得孤独。好几次我想结束这样的生活。我孤独到很深的时候就会和上海的裘莉悄悄地打电话联系。裘莉还一直爱着我，和她有很多话可以说。我答应她，等我在南方买了自己的房子，一定和她结婚的。这样相持的生活到了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天，统统变化了，像落花流水一般。
我还时常悠然吹着我的喧宾夺主的低音萨克斯。
那天的下午，裘莉忽然打电话给我，她说很急，要我明天就乘飞机回上海去！裘莉在电话振振有辞地说：这是你唯一的一次机会，包括想和我结婚！我第一次听她说起有个叫金大仲的先生，请我去做一部歌剧演出的经纪人。我问这个金大仲是谁？裘莉说，是徐莎丽的朋友，他愿意为资助一部由徐莎丽主演的歌剧，懂了吧！我当然没有听懂。但是裘莉的口气，好像他们已经商定好了，我非回去不可。
裘莉在电话里最后说，是徐莎丽要我来跟你说的。你来不来？
我答应裘莉，我会马上回上海的，不过，我要过几天。
显然我内心里一直在梦想着经纪一部歌剧。我很兴奋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金币似的。说实话，我不愿吹奏萨克斯终身，我也不愿在江湖上放浪形骸地生活。我早已跟裘莉说了，我去南方是曲线从艺。等我有了机会以后，再来经纪我的歌剧事业。其实我在歌剧团的几年，就在琢磨着名与利的事。可恨那几年，歌剧事业委靡，没有原创的歌剧，也没有世界经典歌剧的引进。好像歌剧和音乐出现停顿状态。最可恨的是那几年，歌剧团里在闹人事的争斗。新来的剧团经理是个不懂音乐和歌剧的家伙。
当裘莉告诉我这消息时，我感觉自己时来运转了。如果是徐莎丽的演出，我当然会回去的。她是我们歌剧团的女高音，几乎是一样，我们没有遇到可以发挥的好时光。听说她后来去德国进修了，她的嗓音我是非常喜欢的。在我离开歌剧团的那年，她已经是公认的有天赋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唱的《蝴蝶夫人》让我记忆犹新，还有她唱的《唐好色》的女高音，我都非常敬佩。但是我也听说，他后来跟新来的剧团经理周甫官结婚了。
可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