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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过，关于机会公平的论述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指出：机会平等其实只是一种错觉，除非它能够提供结果公平。普通人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并不是“机会”更公平了，而是他们父母的生产力提高了，能够支付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大的智力投资资金，事实上，这时候的财富分布的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
看起来，今天的人们比我们的先辈拥有更多的“机会”，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得到的“最终产品”绝对增加了。无论机会公平是否真的是海市蜃楼，至少经济学家为我们描绘了美丽的场景，人们把关注这一系列问题的经济学称为福利经济学，它的核心思想是从福利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给予社会评价。
下面首先让我们从漏桶原理开始最早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思考得。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分别集中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每天分给东部和西部同样多的粥。东部富人这边人很少，粥相对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西部穷人那边人很多，很多人吃不饱，因此穷人们都认为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轻不平等程度。政府的愿望很美好，只不过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买粥的桶、要雇用挑桶的人，增加很多开支，更不幸的是，政府用的那个桶破了个洞，成为一个漏桶。这样，等粥到了穷人那里，一路上漏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开支，甚至丧失了公平，这就是效率的损失。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漏桶理论”，奥肯曾形象地说：“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漏桶原理告诉我们公平与效率的交替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漏桶原理暗含了很多实际的情况，比如，如果对富裕家庭征收一定的附加税，来资助贫困家庭，那么，贫困家庭得到的资助总量一定小于富裕家庭所缴纳的税收总量，因为这笔资助在转交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这需要花费成本；同时，这种政策又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等产生影响。这样，这种政策就成了一个漏桶，而这种漏出则代表了效率的损失。不过，有趣的是，真正最富的人似乎反应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敏感。2001年当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旨在逐步削减并最终废除遗产税的法案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却提出了最强烈的反抗，盖茨、巴菲特等人甚至打出了：“请向我们收税！”的口号。
但是，今天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达成了共识，如果对富人重税，或者支持那些有能力的穷人，那么这种税制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随着政府将更多的钱分配给穷人，他不得不提高富人及中等收入者的税收，就如同老师拿出好学生的成绩“奖励”给差学生一样，这样必然会削弱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学家必须对这种取舍的幅度做出准确的估计。
这就如用刀来划分馅饼的矛盾，平等代表了如何分馅饼，而效率则表示馅饼的大小，人们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效率关注的是能不能尽量把蛋糕做大，而公平则关注是能不能公平地分蛋糕。
帕累托最优
最早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法则，这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高理想。我们所熟知帕累托更多地是从帕累托法则开始的，他最早观察到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而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法则。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伟大的经济、社会学家，21岁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意大利铁路和重型工业公司的总裁，直到40岁，他才在洛桑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学之旅，专职经济研究工作。人们把这位既独立又好斗的绅士称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因为他的一生都在捍卫自己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能否实现全体社会的最优呢？帕累托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逻辑严密的描述：如果可以找到一种资源配置方法，在其他人的境况没有变坏的情况下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得好一些，那么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如果不存在任何改进了，那就是帕累托最优。
那么，现实中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呢？经济学家往往会搬出这个例子，比如保罗拥有一套城区的房子，交通方便但比较喧闹，而彼得拥有一套郊区的房子，风景不错但交通不便，如果双方交换一下，那么大家都能够获得满意，因此这样的交换能够使双方都获得好处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交换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的核心在于，它能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改进人们的处境。事实上，帕累托改进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时候，人们提出的即便只是一个微小的改进方案，实现起来都是异常困难。
航空公司总是希望上座率越多越好，然而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小部分旅客常常定了机票却会临时取消航程，于是航空公司尝试超额售票制度，希望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的做法是，在一个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让售票量大于航班实际座位数。但这样的改进措施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多于座位数，那么就必须确定究竟取消谁的座位。
理论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可是航空公司还是愿意通过补偿的方式进行改进，因为如果飞机被迫带着空座位飞行，而恰巧急于出发的旅客也愿意购买这样的座位，结果航空公司和急于出发的旅客都能受益。
航空公司首先尝试了最简单的做法，仅仅取消最后到达机场的乘客，安排他们乘坐后面的班机，那些倒霉的乘客也不会因航程取消而获得补偿，但这样的做法很快带来了一个副产品，登机的过程演变成令人紧张的“登机比赛”，人人都担心会被取消航程。韩国经济学家郑甲泳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例子，当他准备从洛杉矶机场飞往芝加哥时，由于办理登机手续的人数超过预约登记的人数，郑甲泳只能改签晚一班飞机，此时机场的广播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各位旅客，很遗憾实际登机人数超出了预约登机人数，请几位乘客转到下一趟班机，如果您能转程两个小时后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80美元的补偿，如果您能转乘今晚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150美元的补偿……”。这里，乘客排队的时间可以用美元来衡量了。
经济学家们又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方案。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尤利安·西蒙提出了一种“超额售票术”的方案，航空公司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在售票的同时交给顾客一个信封和一份投标书，让顾客填写他们能够接受的最低赔款金额，这样一旦出现超载，公司可以选择其中数目最低的旅客给予现金补偿，并优先给予下一班飞机的机票。实际上，这个方案的确有助于帕累托改进，那些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乘客得到了补偿，而航空公司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能够实现飞机满员飞行。尽管费尽周折，但社会效率总算得到了改善。
可有的时候，帕累托改进根本无法进行，比如下面的水桶问题：
水桶、登机和医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配置资源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人们排队等候，也就是先到先得，这种排队方式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几个人拎着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们怎样排队，才能使得总的排队时间最短？
几乎不用思考，常识告诉我们，大桶接水的时间较长，小桶接水的时间较短，因此排队打水的最优方案是：人们按照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将最短。
因为目标是节省总的排队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能够达到最优。可你觉得这样的方案能实现吗？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能从中获益，但是大桶者本人排队的时间变长了，尽管这样的改进能够使全体总的排队时间缩短，并且即使大桶者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以个人的损失带来集体的有效率，这样的做法不满足帕累托最优，况且也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的做法在提高效率的时候却忽略了公平，因为它与我们熟悉的“先到先得”的原则相冲突了。况且在理性人的前提下，尽管总体效率会改善，但是有人会受到损，因此这样的帕累托改善是无法实现的。
和所有的排队一样，“先到先得”的原则暗合了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说，他愿意花钱购买排在前面的权利，这样做可以吗？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拷问着我们每个人。
这一次，我们又陷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深渊，更难过的是，这似乎正在触碰我们那根脆弱的道德底线。
人们真的提出了用钱排队的方案。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了一项名为“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花50元加急费就可在VIP快速通道享受快捷服务，从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一时间，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不得不出面澄清。
然而，人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评判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把排队的话题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事实上花钱排队的现象随处可见。但人们似乎很少质疑：凭什么最高水平的医生都去给明星们做美容、抽脂手术，而穷人们只能在医院里等待？凭什么交了钱的司机就能从快速通道通过，而不必在普通道路上饱受煎熬？
事实上，如果我们实施了严格的公平，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多。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人们在医疗问题上总是坚持公平的原则，人们往往倾向于排队提供的公平医疗。在英国，所有的医院都需要排队，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低收入者往往更愿意等候，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因此很多医院都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医疗服务份额，最终带来整个医疗体系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
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中，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提大水桶的人不愿意到后面去，但却有提小水桶的人总是违反规则到前面去。比如下面的骗子司机。
骗子司机
一个人在不被别人看到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呢？善良，丑恶，还是两者兼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戒指的故事：一个叫盖吉氏的牧羊人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戴戒指的尸体，当他把这个戒指戴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发现能让自己隐形，没有人能够看到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他开始引诱女王，谋杀国王。当人们不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骗子司机的行为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在北京开车上下班的读者大多会有这样的回忆，在通过三环主路到辅路的出口时，一条车道是通往出口的，旁边的车道是三环直行的车道，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要想顺利通过出口要排十分钟的队。但这时，会有将近20％的司机刚开始假装要继续在三环主路直行，然后在最后关头突然粗鲁地（并且是非法的）直接插到通向出口的车道，结果呢？老老实实排队的那些司机至少要多等30秒钟，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骗子司机。每个人都知道骗子司机的做法能够缩短自己通过出口的时间，但其他司机并不是旁观者，渐渐地更多的司机加入了骗子的行列，这时候所有司机通过出口的时间将大大延长。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后果担负长时间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在上面的路口有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每个司机心里都清楚，骗子司机被抓住的概率非常小，可对那些老实的司机来说，这是对心灵最好的安慰。在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假想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如果别人抢行，你不抢行，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路口，但是如果人人都抢行，那么将造成交通阻塞，结果还是谁也无法通过路口。
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率，那么社会将没有效率。这里似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经变成个人与集体的矛盾，通常个人从理性出发追求效率，而集体必须更加关注公平，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也使经济学家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交通出现拥堵时，你总会觉得自己的车道特别慢，可是当你驶进另一个车道时，你会发现并没有快多少。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大家在超市去排最短的队一样，最后短队变成了长队，一旦平衡，所有的车道同样地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