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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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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造就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了。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地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评价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扫地了。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向宋庆龄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听着,听完了,反问一句:“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陡地感到浑身透凉,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女,颇感尴尬。同时,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一度曾被江青视作她的私有财产,她简直不敢想象,竟有人当着她的面指出红卫兵运动是错误的。
  宋庆龄出于爱心,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她的爱,免除掉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在回顾往日的这一段历史时,血迹班班的面目连他们自己也不忍辩认。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雅,不象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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