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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中,毛泽东扔掉烟蒂,从座位上站起来,打着手势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就不要怪没事先打招呼。”
说着说着,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手微微有些发抖:“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语音哽塞,工作人员忙走上去,给他换了杯热开水。毛泽东没去碰那只茶杯,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1968年7月28日,红卫兵的祭日。
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议室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后,先走出房间,乘车回中南海了。
灯光下,几个红卫兵领袖默默无语。
结局太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残酷的事实是:他们作为红卫兵的领袖,马上也将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谢幕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历史常常开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玩笑。
蒯大富的眼眶红润,一颗颗泪珠从眼窝里滚落出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他反复说着这么几个字。
坐在同一条沙发上的聂元梓和谭厚兰听着蒯大富这些话,更加伤感,心一酸,俩人紧紧抱在一起,轻声抽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把沙发也浸湿了一片。
林彪走过来,给了红卫兵最后一点安慰:“别哭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命还是要革的。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林彪的话,换来的是一片更响亮的抽泣声。
召见已进行了五个多小时,时间不早了,已是深夜。临出门时,周恩来关切地问几位红卫兵领袖:“夜深了,是不是就在这里休息?”
五个人都摇头谢绝。他们第一次怀着悲凉的心情,离开了夜幕中的人民大会堂。
外面的暴雨已经住了。但仍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偶尔,一阵夜风吹来,街旁的树木刷刷作响,把那些豆大的雨点摇落下来。几片树叶夹杂在雨点中,随风飘零……。触景生情,几位红卫兵领袖觉得他们的命运就像这雨中的树叶,孤立无援地在雨水中漂流……。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之后,红卫兵运动便偃旗息鼓了。据说,那天晚上,毛泽东还流了眼泪。但是感情替代不了大局的需要,他还是把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召见之后,谢富治与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五人共同整理了这次召见谈话的要点,写出了回校后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要点》中写道: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就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很有分量的。即使在经过“整理”之后,也还是能看出锋芒毕露。
自此以后,红卫兵运动已成强弩之末。在全国各地,虽然还有零散的红卫兵组织继续活动,但作为一个整体,红卫兵渐渐消亡。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并将原来的单一工人组成改为工人和解放军共同组成。
8月26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随后,全国大、中、小学纷纷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军事院校也进驻了工人和军管人员。
红卫兵运动的浪潮从此渐渐平息下来。
尾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了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运动的序幕。
迷茫、惶惑中的红卫兵,将其巨大的革命热情转移到了知青运动之中。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四中的部分学生就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1969年1月开始,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据最早上山下乡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的一名叫曲折的北京知青回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曾召集有关安置北京学生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会议期间,北京革委会一名负责人起身抱拳,作揖求请:“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才东北的同志表了态,他们再多接收400人,看看哪个省还能多安排些人?求求在座的各位了……”曲折当时感到有一种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和“处理品”的悲哀。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哀。
但在当时,大部分学生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乘着火车,乘着汽车,他们奔赴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只有临别前汽笛的一声长鸣,才使他们意识到了将与亲人分别,将与自己诞生和成长的城市分别,泪水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
在广阔天地里,他们再一次哭了。
夜,已经很深,凉风徐徐,吹送着异域的乡音。他们三三两两来到河滩上,来到草坪上,来到山丘上,弹着吉它,吹着口琴,唱起了那支最心爱的歌曲: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唱着唱着,有人开始哭泣起来。哭声渐渐漫延,一会儿,哭声连成了一片……
——是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
——是追忆昔日的战斗岁月?
红卫兵,已经为昨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这代价还会延续到下一代人……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