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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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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像被火烧了一下,麻利地从他手中抽出来。
  张敬怀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当满街贴着“打倒”和“声讨”他的大字报时,艾荣也被开了几次批斗会,要她揭发丈夫。接着是他被关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后,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应该问问他身体怎样,受了些什么苦。这么多年,他被关押着,彼此不通消息。现在团聚了,总有好多话要问吧!
  可是夫人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又过了半天,却说:“平常没有借你的光,这次可是借光了。我们是反党集团分子的家属,等于半个反革命!我们娘俩被流放到乡下,你不觉得对我们有愧吗?”
  张敬怀听了这话,几乎哭出来,随即大声说:“我有什么愧?我有什么错误?这怎么怨得着我?”
  “没有错误,人们怎么斗你?”
  “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怎么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没有平反啊。说不定在哪一天,你又来个‘ 二进宫’ ──我当时怎么了?怎么鬼迷心窃,嫁给你!好事摊不着,坏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离别这么久,一见面就把关系搞僵了。张敬怀再想不出来要说什么。他从身上掏出一罗人民币,说:“这是补发的工资,我没有全领。你看需要什么,和孩子到商店买点东西吧!”
  夫人迟慢地接过钱币,对女儿说:“胜美,咱们上街吧。”女儿一直和妈妈好,事事都信妈妈的。
  两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说得也对:他虽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怀死党”?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种罪名,这可是有关他的政治生命问题,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现在正在清查“三种人”,从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还掌着权。他所尊敬的彭总已经与世长辞了。
  有一天,单主任来看他,并建议:现在揭批“四人帮”,将来会怎么发展呢?谁也说不清楚。可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有时会风云突变。你现在的问题,上边还没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还没有结论。所以现在还是“戴罪之身”。你的问题由北京管,连档案也都调到北京了。北京对你没有个说法,省里也不能给你定什么性质。可是,通过组织解决,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解决问题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战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战友,请他们说句话,那真是一言九鼎,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能了解当前一些情况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这个建议有理。于是,张敬怀在心中扒着手指数着,从总参、总后、总政到地方各机关、团体,有七八个人可以找,即使他们不管自己的问题,了解些情况,决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总是有易处的吧!
  他下了这个决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来一个叫侯卓夫的老战友。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们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邻居,彼此经常来往。他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大圣”,还是他给取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得知:侯卓夫在什么“文革领导小组”当过几天领导,大字报常常见他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敬怀就这么决定了。他还让单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战友、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怎么走法,到北京的住处是一个问题。他想十年监狱生活,自己脱离社会太久了,坐坐硬板车,住在小店里,了解点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车站买了车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卿,好像有当官的遗传基因。从小学到高中,每一个年级,都当班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接受了贫下中农一段“再教育”,从乡下参军,然后提干,接着是科长、处长、到局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已经成为副部级的什么主任了。
  这天晚上,张敬怀居然打通了侯贵卿家里的电话。
  “你是谁呀?”张敬怀问。
  “我是侯贵卿。”
  “你爸爸在吗?”
  “不在。你是谁?”
  “我是张敬怀,你爸爸的老战友。你是‘ 小圣子’ 吧?”
  “什么‘ 小圣子’ ?我是侯贵卿。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 太阳升’ 旅社。”
  “哦,‘ 太阳升’ 旅社……”对方稍加停顿,“你有事吗?”
  “我没有什么事。”张敬怀略作思索,说“也算有事,我的问题,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视察……。”
  “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我和你谈谈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里好吗?”张敬怀对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脸红,我怎么向一个小孩子求情似的讲话呢?但是,找他谈一次也许能听到点什么有关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情况。
  对方又略作停顿:“有事……咱们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动。
  后天吧,到我的办公室谈。“
  张敬怀觉得,按他目前的情况,在家里像聊天似的谈话比较轻松,便说:“在家里谈话好。”
  “还是在办公室谈吧。我办公室的地址是……”他讲了地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张敬怀觉得十分不快,在办公室谈话,有“公事公办”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宾馆,这位“小圣子”一定主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个小旅社,对方就猜到他目前的处境了……世态炎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已经来了,人家又答应见面,那就见见吧。即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问问当前的情况和形势也好嘛。
  第三天,张敬怀就如约到了侯贵卿所在的单位。
  这个单位大门很宽,有四根对称的柱子。两面的墙壁上,刷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团结紧张”,一面是“严肃活泼”,进门不远,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个大字,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门口站着两个神色严肃塑像一般的卫兵。他走近一个卫兵,说:“我找你们侯主任。”
  卫兵看了看他,并往四面瞥了一眼,见没有汽车停着,是个普通百姓,问:“你找侯主任有什么事?”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说:“没有什么事。”
  “没有事,你来干什么?”
  张敬怀说:“我是他父亲的老战友……想看看他……”
  卫兵说:“你到收发室问问吧。”
  收发员又盘问了他一番,张敬怀有些不快,似乎是命令着说:“你把电话接到侯主任办公室,我和他直接通电话。”
  收发员见来者不善,便把电话接到侯主任的办公室。电话中说:“你让他进来吧。”
  张敬怀这才进了大门,在办公大楼三层,走进侯贵卿的办公室。
  张敬怀一见侯贵卿,这哪里是什么当年的“小圣子”呀!一个标准的将领风度的军官。侯贵卿见了当年的“张叔叔”,以不热不冷的态度,轻轻地摸了摸他的手:“请坐吧。”
  这时和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军人,端上一杯茶,可能是他的秘书吧。
  张敬怀落座。
  “你找我……爸,有事吗?”侯贵卿主动问。这一下切入“主题”的问话,使张敬怀语塞了。半天才说:“关于我的问题,你可能也知道,我想……”
  侯贵卿仍然不冷不热地说:“你的……问题,我早就知道一些。现在中央拨乱反正的任务都很重,要落实政策的人很多。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小组,是按地区分工的。河山省不归我管,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解决什么问题不得有个过程啊。”
  “是要有一个过程,可是十多年了……”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政策界限是什么……”张敬怀的语气有些难耐。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你总该相信党的政策吧?”
  张敬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想,讲这些绝对正确空话、套话、官话,绝对不会犯什么错误的话,难道我来见你,是要听你这些空话、套话的教训吗?稍作沉默,即说:“那好了。”站起来告辞。
  “司秘书,送一送……”
  “不用了。”张敬怀以命令的口吻说。
  张敬怀扬长而去。面对这种官腔、官气、冷漠,他感到受了羞辱。比他挨一次批斗都难受。
  “一阔脸就变!纯粹是个少年得志的新贵!这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出来的品种。”张敬怀想。
  张敬怀来到大街上,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便走进一家叫“南来顺”的小饭馆。
  一个身穿白大衫的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他好半天,然后惊叫道:“唉呀!这不是老首长吗!你怎么在这里?”
  张敬怀也打量了对方半天:“你是……?”
  “我是你的警卫员小周呀……可不是嘛,都十多年了……首长可瘦多了。这么多年,首长受了不少苦吧?”一派河南乡音,又是热情地握手。
  “就那么回事吧。”张敬怀含乎地说。
  小周说:“我复员以后,一直想念首长,可是,总也打听不到你的下落。你还好吗?”
  “也算好吧。”张敬怀说。
  “你怎么在这里?”小周问。
  “为个人私事。”
  “是落实政策的事吧?”一想,这里不是谈这类事的地方,随即问:“首长吃点什么?涮羊肉,芝麻烧饼,不错的。”
  “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张敬怀说,又问:“你怎么在这里?”
  小周答:“我有一个叔叔,在北京工作。借他的光,在这里开个小饭馆。又当服务员,又当掌柜的,还得当采买……有一个本家叔叔当厨师。”
  “生意不错吧?”
  “过得去。能混碗饭吃就行。你稍等。”说着到厨房去了。不多时,端上来五六个菜,有荤有素,还拿上来一瓶“杜康酒”和两个杯子。倒满了,一杯递给张敬怀,一杯放在自己面前:“喝吧,见了首长,怪高兴的,干杯!”
  张敬怀随即端起酒杯,两人一起干了杯。小周说:“这里也不是说长话的地方。我给你个地址,找个时间,我有好多话要和您说呢。”随即在饭桌上写了地址。
  “我觉得对不起你……”张敬怀动情的说。
  “别说了。这个年月……难说谁对不起谁……有话留着,到我家里再说吧。”
  小周陪张敬怀吃过了饭,告辞时,张敬怀掏出二十块钱给他。小周推推搡搡地说:“多年不见,你这是为啥?你要是给我钱,就是看不起我。”
  张敬怀看小周是真诚的,只好把钱收回来。
  张敬怀一面往回走,一面想:天底下坏人不少,归根到底还是好人多。
  张敬怀从北京回来,仍然觉得心中空空空荡荡的。可是令他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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