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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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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说:“我们嫁给你这个首长,不仅沾不着光,为了你的‘ 革命’ ,连我的工作安排都得低人三分!”
  胜美在旁边听着,也噘着嘴表示不满。
  卜奎知道张敬怀的夫妻不和,他们的分歧,虽然并不隐瞒卜奎,但,人家的家务事,作为秘书的,从不插嘴。一旦他们吵嘴,卜奎便躲进自己的小屋里。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各条战线都在纠“左”。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由于张敬怀过于疲劳,生了一场病,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所以张敬怀没有能够参加这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他一出院,就让卜奎把大会文件找来,他一件一件,一字一句,认真阅读着。
  这是一次总结大跃进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会议,是一次令人感到鼓舞的会议,也是实事求是要人敢于发表意见的会议。
  张敬怀认真阅读了“七千人大会”的所有文件,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各个中央部门领导的发言,会议简报。不是看一遍,而是看了好多遍。会议的精神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纠正‘ 左倾’ 错误。
  张敬怀阅读七千人大会的文件时,使他特别感动的是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中的那一段话:
  刘少奇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 小土群’ 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时候了,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
  关于造成这几年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一出了错误或偏差,总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就这一问题,刘少奇同志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你不能到处这样套。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刘少奇在报告中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话:“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所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所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住我们的错误,保证世世代代,决不重犯!”
  张敬怀读到这一段,不禁热泪盈框了,多么尖锐!多么深刻!
  张敬怀又细读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没有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讲话,而是讲了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
  现在回想,彭德怀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和多次发言,是有先见之明的,是对的。从中央到地方,在“反右倾”斗争中,定的“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先后都平反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立有“专案组”。在认定这些人是什么“分子”的时候,根据专案组整理的材料中,说“像这种言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平反时,还是这份材料,又认定“这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份材料,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不同的结论,仅仅是专案组的悲哀吗?有人竟然先后当了两当了两次典型,“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敢于说真话的典型!实事求是的精神哪里去了?
  可是,这次七千人大会却没有涉及彭德怀老总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问题。这是张敬怀最关心的问题。自己过去之所以受批判,是和彭德怀的问题有密切联系的。现在组织上对自己的批判和调离部队,难道不该有个说法吗?
  目前省委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下边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纷纷平反了,自己该怎么办呢?要不要向上级申诉呀!他百思百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措施。他身上仍然压着一块石头,就是他真的犯过“错误”,现在也应该给一个“说法”呀!
  张敬怀正在想心事,卜秘书拿着一罗文件进来了。
  卜奎从中抽出党校一份报告,说:“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省委在党校办学习班,短期轮训干部,时间是两个月。主要是让大家就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后天,第一期开学。党校请张书记做一次报告,也算是开学典礼。
  如果张书记同意,我就告诉他们。需要我起草个稿子,请张书记把基本精神讲个纲要,便于我起草讲话稿时把握方向……“
  这几天,张敬怀苦思冥想的结果是:自己虽然受了批判,但是并没有给自己立什么“案”,也没定什么“性”。那么,既然没有立案,又未定性,当然也不在平反之列。即使给他一个“说法”,他也不可能再调回部队了。况且,这一段他在地方工作,已经熟悉了情况,工作很顺手,不管是省委领导班子的同志们,还是他分工的下属部门的同志们,对他也格外尊重。他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投入省委的工作中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可能也不想回部队,那么写一个什么“申诉材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他有点想开了。
  可是张敬怀的思路,继续发展下去:他从苏区的“肃反”,想到延安的“抢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个人受点什么委屈事小,接受几十年极左路线的教训事大。关于自己的受批判,还是以不声不响为好。现在中央既然要大家讲话,让大家“出气”,那么所谓“出气”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自己还是写一份更有价值的材料为好。
  关于要去党校讲话的问题,他虽然有许多话要说,但觉得自己现在讲什么,都不是适当场合。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出气。如果他去讲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会把握不住分寸,还是不去讲的好。便对卜奎说:“你告诉党校,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请别的省委领导讲话吧。”
  卜奎说:“好的。”
  张敬怀又沉思良久,说:“我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到什么地方做报告、发指示的问题。最近,我想了很多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期的问题,我想和你谈谈,让你找些资料,帮助我起草一份文件。”
  卜奎说:“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务……”
  “你听我慢慢讲。”
  然后张敬怀和卜秘书做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谈话不是张敬怀和秘书,也不是上下级之间,而是同志和朋友之间才有的谈话。
  他从自己在江西故乡当放牛娃想起,想到苏区“肃反”的血腥事件,想到延安的“抡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想到庐山会议,三年困难……他感到,几十年来,“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最近在一份简报上,他看到一个基层干部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那干部说:“人们为什么要犯左的错误呢?在观念上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边是棉花坑,”右“边是大粪坑,掉在”左“边坑里,萱腾腾;掉在”右边“坑里臭烘烘。这真是一语道破的至理名言。可见纠正‘ 左’ 的倾向,还需要花费大的力气。
  那么自己要写的材料,就不要从个人问题出发,而是要从更长的时间,总结出一点历史经验,写一份“意见书”,供中央领导参考……
  要使自己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得举出许多例子,得找出许多历史文件。这就必须要卜奎秘书参与了。这是他决定和卜奎深入谈一次话的根本原因。
  那天晚上,他把卜奎留在家里,泡上茶,让卜奎坐下来,轻声细语地说:“卜秘书,我想和你细谈一次,你要帮我整理一份大材料。”
  卜奎感到,现在在他面前的张书记,不像是一位领导,而是像同志一样和他谈心的兄长。
  “请张书记吩咐。”
  张敬怀停了一刻,问:“你知道苏区的‘ 肃反’ 吗?”
  “知道一些。”卜奎答。
  张敬怀有点疑惑:“你这么个年纪,怎么会知道?”
  “听老同志说过一点。”卜奎答。
  张敬怀接着说:“苏区的‘ 肃反’ ,肃‘ AB团’ ,肃‘ 改组派’ ,我们杀了自己很多同志。”
  “嗯?”
  卜奎睁大了眼睛,张敬怀接着说:“不仅那时,就是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所谓的‘AB 团’ ,‘改组派’ ,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
  卜奎认真听着,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曾经被‘ 肃’ 过,你相信吗?”
  “我无法相信。”
  “你想一想,一个穷放牛娃,十五岁参加革命,我知道什么是‘AB 团’ ,改组派?可是,有人说我是‘AB 团’。也没有怎么审问。在一天夜晚的行军路上,差一点没有把脑袋丢掉。后来,我逃跑了。往哪里去呢?我思虑再三,回家,见着白狗子,也难免一死。逃跑,也无处可去,反正,我是被冤枉的,干革命受点冤枉是难免的,活着还得干革命。只要我回到部队,会说清楚的。这样我就撵队伍去了。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战争,居然没有牺牲,还熬出来个将军!”
  张敬怀苦笑了一下,卜奎觉得惊心动魄。
  “你知道延安的‘ 枪救运动’ 吗?”
  “也是从老同志那里听到一点点。”卜奎答。
  “那时,我在敌后,先是当营教导员,后来当了团政委。没有受到触及。那年春天,从敌人占领的北平,跑过来一批学生。经人介绍,处了一个对像。后来,我把她送到延安学习。可是她被当做特务,给‘ 枪救’ 了。从此,我们就断了关系。当时从敌占区到延安寻求革命的知识分子,被‘ 枪救’ 的,也不知道有几百几千人,全是假案,冤案,错案。又过了十多年,认识了你这位艾阿姨。”
  张敬怀又停了很久,双方都陷入深思之中。还是张敬怀问:“我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你知道吗?”
  其实,卜奎从别的秘书那里,听到了一点,但他说:“不知道。”
  “我讲给你听。”于是,张敬怀把自己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受到的批判,像对老朋友那样,讲给自己年轻的秘书听。接着张敬怀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想做一篇长文章,不在于给自己‘ 平反’ 什么的,而是想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在习惯上,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好像左比右好。其实,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左并不比右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要比右大得多。同时,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许多‘ 右’ ,并不是真正的右,反而是马列主义。我想从历史上摆许多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张敬怀停了一刻继续说:“过去,我是不敢写这么一篇文章的。因为从全党的情况看,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从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看,从全国、全党的气候看,我觉得,大家都觉悟了。我做这篇文章也是时候了。我想极左路线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只要我们不健忘,起码在二十年内,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世时,是不会再重复了。但是我们要给下一代人留下些资料。反面经验也是财富呀!”
  “我能帮张书记做些什么事情呢?”卜奎往前探了探身子。
  张敬怀说:“我要写文章的基本思路,立论根据,总体结构,我已经想了很久,问题是缺乏具体材料。特别是有关档案,我手头没有。我给你的任务是,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找一些当时在肃反中的大案,要案。之后,你再到延安去一趟,把当时‘ 抢救运动’ 中的档案材料找几份。至于,找什么材料,以哪些大案、要案为重点?我给你开了个单子,你按着单子去找档案。介绍信呢?一是由省委组织上开一份,我个人再给你写几封个人信件。凡是我让你去的地方,无论是当地的军区,省委,地委,军分区,都有我的老战友。他们一定会全力以助的。你不必告诉他们做什么用,只说是为了给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你回来后,关于大跃进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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