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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似乎有理由认为猿出血热应对雷斯顿猴子的死亡更多地负责，而不单是丝状病毒。也可能是两种感染一起造成了更严重的疾病和更多的死亡。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他说猴子身上的亚洲丝状病毒比非洲的要和缓，而且这种病毒不存在于急性感染后康复了的猴子身上。我们还可以向公众保证亚洲病毒不会引起人类患病。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观察存活下来的猴子，对它们进行了消耗性试验、观察是否能在这些猴子身上找到任何病毒的痕迹。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尽管猴子体内继续存在很高水平的抗体，它们对其他动物和它们的管理员不造成危险。
最后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制出埃波拉疫苗。
如果我们想制成一种安全的埃波拉病毒，我们需要知道被活性丝状病毒感染后，是否可以防止个受二次感染。如果我们不能保护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我们投入全部工作用来培养一种遗传工程的疫苗就将是无意义的。埃波拉病毒似乎在存活者中不能产生中性抗体，这种抗体是能够防止埃波拉病毒感染新的细胞的。
我忽然想到雷斯顿丝状病毒·可能被用作猴子身上埃波拉病毒的试验性活疫苗。从理论上看，很有可能性。但在实践上，依据我们有限的知识，用这种方法培养疫苗简直就是冒险。
作为实验，我先行一步，检测了两只感染了雷斯顿丝状病毒的猴子，用以观察它们与病毒的接触是否同样能保护它们不受致命的扎伊尔埃波拉病毒的感染。我给了两只猴相当大的剂量，大过自然感染中应有的剂量。
结果很复杂：一只猴子完全没有感染甚至没有发烧，而第二只死于埃波拉。回想起来，这次实验确实取得了一些从来没有过的结果：首先对一只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扎伊尔埃波拉病毒的猴起到了保护作用。后来我放弃了对猴子的研究。我大爱它们了，不忍心伤害它们。
当我们结束这一工作的时候，另一种病毒正在等待着我们。这是我们以前研究的一种，它比埃波拉更独特。现在它该更多地揭示它自己了。我们就要进一步与克里米亚的刚果出血热打交道了。
沙漠热
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及附近的吉达发生了数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这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觉。在这个国家里无人了解这种疾病及治疗方法。鲍勃·方丹（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流行病专家，他建议沙特政府邀请我去当顾问。
这事正好发生在每年一度麦加朝圣临近之际，世界各地穆斯林朝圣者纷纷前往麦加。除了朝圣的传统习俗之外。朝圣者还要奉献牲畜，供当地的穷人分食。每年来麦加的朝圣者有两百万，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鲍勃已先追踪查出病毒来源于屠宰场。所有的发病人都接触过新鲜的羊肉。大多数患者是屠宰场的工人。沙特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这种低贱的工作，只好留给周边国家的外来劳力去承担。这些粗旷、能干的屠宰工有个坏习惯，当双手忙着干活时，他们就把带血的屠刀含在嘴里。
我们面临一种可怕的前景：大规模的疾病爆发与朝圣有关。鲍勃与他的同事制定了控制的措施。
我被邀请到麦加演讲“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我不清楚我会受到什么待遇，其实我不必担心，与会者对此十分关注，他们知道麦加和吉达都有这类病例，急于了解更多有关这种毁灭性病毒的情况。我先给他们讲了发生在迪拜（Dubai）一所医院里的一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迪拜是波斯湾的一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沙特阿拉伯的邻国，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外科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他，在必要时还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几天后，急诊室的医生们到了，同时还出现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症状，他们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我望着面前无数张面孔，接着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另一例，这个病例发生在巴基斯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地区，一个牧人被迭进医院。当时他吐血。外科医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给他进行了手术，但没能救活他的生命”，几天后那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死了。
这时我注意到大厅后排有一阵骚动，一个男人站起身，说：“我认识那位医生，这事太可怕了，当时我们所有的入都感到作常震惊。”
接着是一片寂静，我等了片刻想知道这位男子是否还有话要说，他没再说什么。
我继续讲，这种病毒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人发现的。事情的经过是：一群苏联士兵被派往克里米亚半岛上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农村里，帮助收割，不久，许多士兵染上了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特征是出血和休克，死亡率高得惊人。这种病毒跨越里海传播到保加利亚。实际上这种病毒的入侵在保加利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迫使保加利亚人生产疫苗与之抗衡。这种疫苗是从接受过活性病毒感染的老鼠脑子里提取的，而病毒本身因加入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而停止活动。我是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一个饭店房间里看到这种疫苗的。这个城市位于保加利亚边界的南边，接近希腊。我同许多国际知名的病毒专家在一起，把一位资深的保加利亚病毒学家团团围住，他手里举着一个玻璃瓶，“这就是疫苗！”他自豪地宣布，仿佛见到这玻璃瓶就可以让我们相信疫苗的功效。
他声称所有派驻前线的士兵全部都接种这种疫苗，没有一人再染上这种疾病，但他没有向我们透露有关疫苗的进一步详情。另外，保加利亚是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所以我们虽然重视他们所说的疫苗情况，但总的说来对此还有所怀疑。
后来这种疾病再度被发现。这次是绕了半个地球来到了中国的遥远地区，喜马拉雅山北边的新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被中国人称为“新疆热病”。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都在新疆境内，该地区气候恶劣，沿丝绸之路的古贸易城镇的遗迹就隐藏在这片荒芜的废墟里。汤姆·莫纳思（Tom Monath），研究黄热病的专家，也来自“疾病控制中心”，他讲述的在中国经历的那件事与我在塞萨洛尼基的经历摹本相同。当他问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一疾病时，一位官员给他看了一小瓶装有同样用福尔马林抑制活动的疫苗，并详细解释它的功效，只是从未说明它的作用如何，疫苗是用什么制成的。尽管我们满腹狐疑，但我们都一定还记得“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急性病。也许能用一种简单的疫苗来预防，也许中国及保加利亚专家已经在继续研究探索。实际上，中国和前苏联一直对出血热疾病的研究很感兴趣，据我们所知，苏联军队确定了一个巨大的实验规划来调查这些疾病。
1956年，这种病毒最终从一个垂死的男孩身上分离出来。这个男孩当时在非洲的刚果，因此就采用刚果作为病毒名字的一部分。这种病毒是巴尼亚病毒中的一种，由扁虱携带、传播，这些病毒可以通过许多牲畜传播，尤其是绵羊和山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主要是由硬扁虱传播，硬扁虱在于燥、炎热的地区繁殖很快，人感染病毒是通过以下途径，即：硬扁虱的叮咬、接触感染了病毒的动物的鲜血、或接触病毒感染了的病人的鲜血和肌肉。
我先给沙特的与会者讲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历史，接着又给他们讲述我们早期在非洲进行的有关“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调查。1986年，在南非，乔和我调查在卡拉哈里北部半沙漠地区突发的一连串起因不明的出血热病。据我们了解，其中许多病例与遥远的牧羊场有关，1989年，我们俩又到塞内加尔调查“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我们参加这次调查，起因是一位名叫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的研究者在弗罗的偏远的萨赫勒地区研究当地的动物和昆虫。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动物，主要是羊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病毒的比率高得惊人。人染上这种病毒的比率是否也同样如此？这情况还很难弄清楚。萨赫勒是一个沙漠地带，寸草不生。这片荒野上没有医院、医生、诊所、商店和交通工具，只有沙漠、荆棘、时隐时现的水坑。游牧人的牲畜聚集在水坑周围，发出轻轻的叫声。此地汪沙扑面，衣服、眼睛、鼻予、嘴里，都吹进了沙子。
此地居民多是游牧部落，他们沿着撒哈拉沙漠的南边，赶着牲畜千里迢迢寻找水源和牧场。这群可爱的人多数是穆斯林。他们过着艰苦、自律的生活，男人放牧时，其他大部分劳动由女人承担。她们汲水，舂米。舂米时把六尺长的木杆挥舞过头顶。极有节奏的善米声音与她们那高条、妩媚的身影颇有韵味。
当地的男人可以娶妻纳妾，但他们到底有多少只羊，穆斯林教有规定他们无权知道，不然就会给他们恶运。羊群已属于真主阿拉的，只有他才有权知道这一切。这就给马克的工作带来困难。为了研究，他要搜集资料。必须知道当地牧羊的数量。既然这样做要触犯当地的习俗，他只好想出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数羊粪蛋。每天清晨，他就去羊群过夜的荆棘丛中，清点新鲜的羊粪蛋。虽然这不是统计羊群数字的最好办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尽力而为了。
我们到了萨赫勒，就同牧民住在一起。他们热情、慷慨，为我们搭起了两座茅草屋，这房子与蔓藤凉亭联在一起。可我们宁可在屋外宿营，因为茅草房离鸡棚只有三尺远，一大清早公鸡喔喔叫，我们无法躲避。当地牧民对此已习以为常。我想唯一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就是把鸡杀掉，炖锅鸡汤。
我们很想知道这一地区发病时的情况，如发病时如何进行治疗？但找出答案确实很困难。我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详细询问当地牧民，他们很友好，也很合作，但我们未能发现有关“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及死亡的任何迹象。
我们在动物身上发现大量“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但没发现人染上这种疾病。我对沙特的听众说：“也许在这一地区，病毒有所不同，它只传染动物，对人没有危害。”或者是牧民对该疾病已经有了抵抗力，或是染上这一疾病的人士部死亡了，我们从未得到真实的情况。关于病毒的情况这些部落的牧民守口如瓶。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线索。“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发现已经半个世纪，但至今它仍然是个谜。
驱车前往麦加前，我先去了利雅得，然后又到了吉达。在吉达，我碰到了麻烦。我单独前往吉达，直到我登记要住进我事先订好的一家四星级法国饭店时，我才知道有问题，前台服务员惊恐地看着我。
“对不起，女士，”他问，“你的男伴呢？”我问：“什么男伴？我为什么需要男伴？”
服务员一脸窘迫，这时我才想到在这个国家，女人不应该一个人出游，一定要有男伴，更何况，是要单身住进旅馆。我只好请他们把经理叫出来。
经理一出来，就认出了我。他曾是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的玛咪约科（Mammyyoko ）饭店的经理。这家饭店也是索菲亚特尔的全球连锁旅馆之一。他十分抱歉地说，他不能冒险让一个单身女子住进饭店，还说专门负责宗教事务的警察随时会出现，一旦被发现，他的旅店就要关门停业。
我问“那我该怎么办，我是沙特政府请来的客人！如果我睡在大街上，他们会怎么处理？”
最终问题还是解决了。他们做了些手脚，更改了许多登记项目，才收容了我。确信不再节外生枝，我到饭店的咖啡馆去吃午饭。侍者走过来，礼貌地请我移到“家庭房”用餐。我同样礼貌地告诉他，我没有家人随行，我在这儿觉得很惬意。侍者只好提心吊胆地给我上菜。显然他是奉命要所有的落座的女客，包括我们西方人都移到“家庭房”，不能与男客混在一起。我也打消了去游泳轻松一下的念头，那也是“女士止步！”我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第二天，我与我的邀请人，沙特阿拉伯卫生部的几位医生碰头，他们身着白色的、长长的、飘垂着的长袍，戴着方格头巾，彬彬有礼地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一切是否正常，食宿是否安顿好？
我笑着回答“很好，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这回我可见了世面。”
“见世面是什么意思？”他们追问。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