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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少女-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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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笨重的树屁股轻轻颤了颤。支枝支支校校地惨叫起来,几声巨响,两棵树地动山摇,许多断枝扑簌簌如短箭刺向青天白日。那个榆树尾蹦起丈余高,沉重地在几步开外处砸出个崭新的雪坑。
  郑闯的伤腿扁形的,膝盖那儿碾碎了,白粝粝的碎骨显露在外,像鱼脑化石一般。棉裤腿上结着厚厚的血痴,全是洞洞,翻出惨白的棉絮中夹着透明秀剔的筋键。
  “郑闯!郑闯!”我喊着。
  “大声点!老是昏迷不醒他会冻死的!”
  “郑闯!醒醒!郑闯!”
  万林强撕下棉衣里子,裹扎郑闯的伤腿。这时。男孩动了动,徐徐睁开双眼。他的眼神勾起我遥远得不可知的记忆,那个混沌的幼年时的初次见面,我们都被父母怀抱着,在幽长弄堂中擦肩而过;父母们一无所获,我却在那刹那间相识了那个眼神。
  “郑闯,是我!”我把他僵冷的手放在手里脸上暖着,它们像可怜的硬甲虫。
  他双眼涣散而又疲惫,眼窝深陷下去,塌着,后脑勺也破了一块,几分长的翻出一条薄薄的头皮,已风干,牛皮纸般随风点动。一道深红色口子像丝线嵌在毫无血色的嘴唇上。他已经破相了,残废了,伤痕累累,从此需要个无比忠心的妻子,代他去蹦蹦跳跳,去料理一切。
  他抿抿嘴,干涸地吐出点声音:“我冷……救救我。”
  我啜泣起来,一把扯下头巾包扎他的脸和耳朵,泪眼模糊中他成了个弱小的孩子,我俯身亲他血迹斑斑的唇,吮吸它,把温暖和怜爱传递给他:“我会的,我能够救你,能够的。”
  “我不想……死!”他虚弱地闭上眼,“我冷!”
  我脱下大衣,覆盖他,见他仍在战栗,就开始解棉衣扣。万林强正单腿跪地捆扎一副背架,见状,冷气袭人地说:“理智点!小姐!这里至少有零下三十度。我只能背动一个,千万别再给我添累赘。”
  “我能挺住!”
  “你是棵青松!”他气得七窍生烟,“按我说的做,少废话!”
  “可是你不能阻止我救他!”
  “知道了。”他尖刻地把我脱下的棉衣扔在我脸上,“穿上!我们不需要菩萨。”
  我激动万分地挥着棉衣:“我是他未婚妻!我在为他尽力。”
  他俯身抱起郑闯,反过脸,足足正视了我五秒钟,像在辨认一个瞬间内长大的黄毛丫头:“谢谢伟大的未婚妻,你给了我一则大新闻。”他毫无表情地说。
  是春天了?潮润润的春雨从窗外飘洒进来,一颗一颗斜斜地滴在我腮上。我睁开眼,朦胧中倪娜挂着泪凝望我的脸。我歉意地拉过她温厚的手枕在脸下,曾有过的埋怨气恼倏地断裂。她大我两岁,沉稳贤淑,坦荡磊落,我无意中把她视作向导,精神上的小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造成过隔阂,阻塞我们平等相处,然而受挫的感情却经久不衰。
  “你终于醒过来了。”她说。
  我昏沉了几小时?窗外已是漆黑一片,风声也是半夜的那种抽紧尖啸的刮法。我恍惚记起荒原上的一幕,似梦非梦,缭绕眼前。
  “郑闯!”我努力支撑着要坐起。
  倪娜按住我:“别动,你输血输多了,昏倒在输血床上……”
  “这里是区医院?”我伤心地抬起脸,“那么这不是噩梦,全是真的!”
  我按照万林强的吩咐率先跌跌撞撞地朝公路方向奔。脚踝伤了筋,向两旁趴滑,必须像飞机那么大张双臂求得平衡。记不清栽倒几回,在雪原上印出无数人形雪影。好容易爬上公路,结实地倒在路堤上,全身的筋腱都涣散。走长了雪路居然觉得走平道如此生疏别扭。我相信人适应的非凡能力,狼孩便是明证,以狼为伍便会人气散却。我记得万林强让我去连部求援,但就在此时,迎面驶来一辆运村车。
  我记起我们仁搭上这车直驶区医院,郑闯头枕着我的肩胛不停地颠动着。他活着但一言不发,皱着眉,满肚苦水似的。我怕他说话,因为只要不说临终遗言那就说明他没有死的预感。终于,车到了医院。刹车时,他睁开了眼,慌慌张张地寻找着。
  “郑闯,”我弯下身去看他,“你有救了。”
  他温存地笑了笑,快得如流星划过。那笑微妙得罕见,像一双手在封尘的灵魂上倏地抹出一道印痕。
  手术室里不断传出这样的消息:要输血,要大量的A型血。血库里存血有限,卡车已踅回连队求援兵。护士像白蝴蝶那么一趟趟扑出来问:“人来了么?要快,等着急用!”
  感谢母亲授予我A型血,能让我把跟乳汁同样贵重的血液献给那个男孩。我的静脉精细,护士找了半天,戳了四五针空眼。
  “输出多少?”她一针眼戳准了,回出点茄色的淡色血液,“你是不是患有贫血症?”
  “尽量多抽好了。”我看她把针筒看了又看。
  我平躺着,感觉背部聚集着无数小折皱,那些内衣全是盐浸浸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雪水,后来的几年中一到冬天我就噢得出这混淆的气息,它已成冬季的附属礼物。
  针头吮吸着,手腕那儿微微发胀,有一种惬意的宣泄感,四周宁静的白幔徐徐飘动,像银缎的挽联。血在舒缓地流动,我感觉自己亲切地漫出去,轻若枫叶。那是条茄色的河,开阔平缓,我便跟着波流越飘越远,远得仿佛再也回不来了……
  护士白乎乎地飘来,我连忙问道:“护士,接着袖血吧!”
  “不需要了。”她坚决地转开脸去,把器械颠来倒去地弄得哐哐响,“回去后你要多喝红糖水。”
  “手术成功吗?”我怔怔地问,“是不是锯掉了小腿?我知道他伤势太重了。”
  倪娜摇摇头,瞳仁定定地停在我脸上,“让我告诉你,小姑娘。他失血太多,头颅里还有内伤,腿伤又重……”
  “到底怎么了?”
  “他死了!”
  “呵!”
  倪娜伸出手来扶我,但我推开了她,稳稳地坐得像座山。我忽然讨厌起寻死觅活的悲伤。一切已推到了尽头,丝毫不容弥补,因而悲怆也显得虚伪轻飘,变成用手亲自挖掘折磨自己的病窖。我的心松弛下来,变得悲凉凄婉,那像个黄褐色斑点,有了它就老了,不再青春年少,不再有单纯的微笑。
  当夜倪娜陪我去了停尸间,那是间阴冷的平房,亮着一盏灯,是我喜欢的蜡黄色。郑闯独自躺在一块木板上,脸被蒙着白布,那条坏腿筋筋连连地吊连着,下面垫着耀眼的厚纱布。他的手是嫩红色的,手指抠着,我总有一种幻觉,仿佛它们还像扁鱼那样湿漉漉的。
  倪娜忍不住抽泣起来,她轻轻地从背后绕过来搂住我的肩,头也趁势抵在那儿:“走吧,小姑娘,要节哀。”
  “你先走,我想单独跟他道别。”
  她无力地松开手,哀哀地舒口气:“你快一点,我在门外等你。”
  门一开一合,那盏孤灯便晃动起来。我没有怕的感觉,仿佛他不过是在这儿酣睡片刻,一个人的生命绝不会如此脆弱,说死就突然死得彻彻底底。
  我掀开那块蒙脸的布,他的头部有个大洞,塞着脱脂纱布,看去像只圆瓶上的新塞子。他的头发蓬乱,脸有些发青,他的眼我是永远见不到了,它们紧紧闭着,不肯给人最后的记忆,他的脸十分安详,像个刚出生的男婴。
  外面徘徊着脚步声,我知道该走了,否则就太迟了。当我的目光触到那一双斜歪的棉鞋时,只感觉周身寒彻,爬满无数的悲情,而真正的悲哀正是那样不动声色地袭击人,摧毁人。
  郑闯的尸体运回连队,孤单地躺在仓库内。当地盛行土葬,木匠也已打好个厚重的棺材,半人多高,里外涂上黑色油漆。整个连队都承受着这个大灾难,人人都变得目光黯淡。男宿舍里他的床铺和衣物上都荡了一层厚灰,但却一样不少,仿佛耐心地等待着那个爱清洁的男孩,归来挥动抹布。
  在等郑闯的父母来送葬。
  已临近春节,气候却仍不肯还暖。待收到郑闯父母的接站电报,才发觉郑闯身上的棉衣已跟尸身冻在一处了。
  “一定要换上里外三新的棉袄!”指导员咆哮着,“要快!赶在人家父母到前换上!人家失了个小子……”
  指导员的眼睑卜卜地跳动着,说话时牙齿狠狠地相磕着。郑闯的死好比掘个缺口,从此指导员对知青就只得另眼相看,因为我们有人为此地献了躯洒了血;一旦这上中埋下了我们的一份子,我们便成了主人。
  大家把郑闯抬到水房,那口大锅里填满了冰,湿柴死气沉沉地伸在低矮的灶口里。我过去愤怒地抽出了它们。命运给了我最漂亮的一击,将恋爱与死亡畸形地聚集在同一个场所,把活人的思念零刀散剐。
  “他们快到了。”倪娜揉着我的头顶,“让他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好吗?”
  炉灶里重新架起了火。冰化成水,热气迷迷荡荡,他们把那男孩放入锅中。他泅入水中,毛发像飘逸的水藻。卷毛头取来棉衣棉裤棉鞋,还有干毛巾。这个骄子眼圈青黑,“女生们出去吧,我们给他换衣服!”
  女生们纷纷退出,把男孩的尊严奉给死者。卷毛头捋住我,用看一个未亡人的目光盯着我:“让我来尽这责任。”
  “尽量擦得干一点,他……怕冷。”我说。
  郑闯下葬后那口锅却沿用下来,仍用于化冰烧热水。这本再合理不过了,因为幸存的人要继续活下去,缅怀过去只占用空余时间。我晚上常独自去水房打水,在那寒冷的宅第内,男孩像个夜盗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暗处。
  郑闯的父母是晚上前跟夜幕一块到达的,他们收到的只是儿子病危的电报,然而三天四夜的行程中他们已暗暗地想到了绝处。
  郑闯的母亲哭嚎了几小时后就安定起来,我觉得她跟在当初送别儿子哭得一样,调门相同。也许对她来说,自接到电报的一刻起儿子就奄奄一息了,如今从她手中滑掉的不过是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
  郑闯是大年初一下葬的。已近黄昏,西边突然闪出一片瑰丽的夕阳,鲜红色;墓地后面是一大片没有终结的森林,孤苦无告地肃立,那样清冷和遥远。那是倪娜选中的,她说喜欢这样的宁静。
  “他会喜欢的。”她喃喃地说。
  早上就有人用炸药崩开了墓穴,偌大的棺材深深地下进去,听见冻僵的碎上冰雹似的砸在棺面上。瓦西里吹起了口琴,是他擅长的忧伤幽长的曲调。然而一般的忧悒在墓场冷峻的空间失去重心,变得如一支轻佻的夜曲。
  “滚开!”卷毛愤然骂道,“吹什么迎亲曲!”
  两个男人面对面,怒目而视。突然,卷毛劈手夺过口琴,狂吹起来。那是首无名的葬歌,感觉是从心里涌出的哀乐。他傲然地扛着肩,一直吹到嘴角红肿。据说他的艺术灵气就萌发自那一刻,如今他被称做音乐家,但他最辉煌的杰作仍是在被称为卷毛时的那支哀调,那片墓场是他艺术生涯的发源地。
  我没淌一滴泪。我大概真的老了。他死了,我活着,他在我心里永远是个十六岁的男孩。今天,有时灰扑扑的弄堂里出现个骑黄鱼车的男孩,猛然回首,往事便历历在目。郑闯死后好久,我都被负罪感压抑,怕跟任何男孩来往,暗暗地洁身自好,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致丧标志。
  葬礼之后,连队选出一立方米上好的板材运往郑闯上海的家,还有两对木箱。临发货当天,郑闯母亲佝下腰,仔仔细细地在每一件货物上加贴了醒目的标签。
  我忽然愤慨地觉得跟那能干女人的缘分断绝了,从此天踞一方,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不想去车站送他们,后来果真没去。
  她跑来向我道别,絮絮地说从此会把我当女儿对待:“今后有什么难处就给妈妈我写信。”
  “我只有一个好母亲。”
  她换了换腿站,似笑非笑:“那么,再见了,早点回上海!”她走到门边,返身说:“本来想把那些他的日用品留下给你,可听说你回上海学习,所以才全带走了……”
  “你快走吧!”我说,“求求你。”
  她果然疾速地走掉。
  我不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麻木,郑闯是独子加孝子,他死后他们竟没施于撕心裂肺地悲号,仿佛他该死,死得合情合理。
  郑闯的母亲随身带来儿子的最后一封家信,逢人便说,那孩子平素总写规规矩矩的平安信,唯有这一封写得没头没脑,开了一长串清单索要东西,最令人惊诧的是他让母亲代买一块精致昂贵的女式手表,说有急用。
  “我那时就想到要坏事!”她说着,用手巾的一个小三角将眼擦得溃疡一般的肉红色。
  死一旦连上了宿命,就产生了牢固的依托,仿佛一个渠道让悲痛经此去疏漏,跟防涝的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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