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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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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颇思蜀否?“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此事诚然确实反映了刘禅昏庸驽下,忘掉了亡国之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有”乐不思蜀“之谓。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司马氏凭借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终于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治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马氏、曹氏集团优劣论
  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同①。,“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同②……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说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濬、卫瓘等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68页,人民出版社,1964。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也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徐德嶙:《三国史讲话》,107页,群联出版社,1955。,反而应被视做好事。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比较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司马昭也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替司马昭杀死皇帝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的成济,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虚伪,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我认为嗜杀、玩弄权术是中古社会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怪。而且这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
  其实,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篡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吕布的冤案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曹瞒传》。,这是人们对三国时期吕布盖世武功的称颂。然而吕布的操行所为却为后人所不齿。《三国志·吕布传》(以下引文皆省略《三国志》)中陈寿评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九中对吕布也大加鞭挞,认为“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吕布殪,而天下之乱始有乍息之时”。我认为,陈寿、王夫之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首先,吕布并非导致汉末大乱的罪魁,吕布死,天下之乱也并没有终止。其次,吕布的“轻狡反复”也是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一定由吕布来承担,汉魏之际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合聚散是当时社会运作的常态。为此,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被认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历来评论者在这一点上紧抓住吕布的小辫子不放,认为吕布忘恩负义。吕布杀丁原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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