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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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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陵固然重要,但荆州要地绝不止一处。从后来爆发赤壁之战的地理位置来看,夏口的重要性已不亚于江陵。曹操没有乘胜追击,使刘备在夏口获得休整部队、调整部署的喘息之机,并使其得以从容地与孙权结盟,诚为莫大之失策。
  3。夏口得失与西晋统一
  在曹操留驻江陵、安定荆州之际,孙权采纳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建议,决意联刘抗曹,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统军会合刘备。
  关于赤壁之战前刘备的驻军地,有夏口和樊口两种说法。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樊港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为樊溪,亦曰袁溪,北注大江,谓之樊口。《志》云:在县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方舆纪要二》。然而,陈寿所撰《三国志》中有九处提到刘备进驻夏口这九处分别为:卷一《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卷六《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卷三十二《先主传》:“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卷三十六《关羽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卷四十七《吴主传》:“备进驻夏口,使诸葛亮诣权。”卷五十四《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驻夏口。”卷五十四《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范晔《后汉书》也提及“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认为刘备进驻樊口,“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采用《江表传》的说法:“备用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显然亦是采用此一说法。事实上,由于《江表传》错误颇多,裴松之往往自己或者引用孙盛等人的评论对其提出质疑,故其史料价值并不太高;再者,刘备进驻樊口的说法与《三国志》、《蜀记》、《后汉书》等多家记载不符,又无其他史料作为旁证。从地理位置看,樊口位于长江以南,孙权三次征伐黄祖,逐渐占据江夏郡的江南部分,此时的樊口属于孙权辖区,刘备在孙刘尚未正式联盟的情况下,舍弃夏口这一战略要地,东进樊口而寄人篱下,万一孙权效仿公孙康投降曹操,其随时可能步二袁的后尘。所以,从战略角度及自身安全出发,刘备也不可能放弃夏口而进驻樊口。因此,笔者认为《江表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刘备战前驻地应为夏口。
  对于夏口的战略地位,曹操由于习惯性思维以及对荆、扬一带情况不了解而有所忽视,但江东君臣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鲁肃、甘宁在与孙权论及建国方略时,都将占据夏口作为夺取荆州、徐图天下的第一步,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周瑜在向孙权请战时曾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可见,“进驻夏口”既是破曹的前提,又可以保证江东水军与刘备军队会合。这样,一方面可以从水路切断曹军的进军路线,发挥江东水师的优势,毕竟在水军方面,“心怀狐疑”的荆州降军不足以与“以水军立国”的吴军相抗衡;另一方面,以夏口为据点,孙刘联军可以将战线推进到夏口以西,以减缓曹军对江东政权的压力。即使战事不利,退保夏口,与孙权的后援部队会合,仍有决一胜负的机会。结果是,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乌林一带,联军使用诈降、火攻,曹军大败。曹操北归,孙刘两方军队以夏口为据点继续西进,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赤壁之战后,夏口的战略地位逐渐为后人所认识,夏口作为江东的门户成为魏(晋)、吴争夺的焦点。司马懿在向魏明帝进献灭吴之策时曾提出:“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卷一《宣帝纪》。晋初蜀郡人何攀在与羊祜谋划军政时也曾提出“荆州、平南径造夏口,巴东诸军围守西陵,益、梁之众浮江东下,封乐乡,要巴丘,则武陵、零、桂、长沙、湘东从风而靡矣”《华阳国志·后贤志》……羊祜陈伐吴之策则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接替羊祜的杜预在陈计伐吴时也提出“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并担心东吴若“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其中除前两路外,其余诸路大军必经夏口。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王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晋书》卷三《武帝纪》……吴国战略要地夏口失守,孙皓势穷力竭,只得投降,西晋统一全国。
  总之,夏口为荆、扬二州战略要地,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赤壁之战,曹操若于孙刘联盟之前占据夏口,便可沿江直下,直接威胁江东政权;即使在夏口以东为东吴水师击败,亦可退守夏口,转攻为守,依然可以保全整个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若占有荆州,则可以西攻刘璋,东迫孙权,曹操仍有统一全国的资本。可以说,错失夏口一地,曹操由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时机。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笔者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之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它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其中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本文就此作较完整、系统的研讨,以求正于方家。
  1。襄樊之役时机、战略、战术问题
  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荆州丢失,关羽全军覆没。故在论述关羽失荆州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发动襄樊之役的时机、战略、战术诸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形势对蜀汉发动襄樊之役是有利的,时机是可以的,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荆州之失,“主要的不是发动时机和关羽指挥不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3~15页,1984(3)。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兹举三点看法,与上述观点商榷。
  其一,关羽北伐曹魏的时机并未成熟。
  北伐曹魏,匡复汉室,是诸葛亮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北伐要有充分的条件,还要看准时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北伐的条件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是诸葛亮分析了当时整个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因为曹操其时已占有天下之半,“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充足的兵力和财力,以及外部条件的配合,确实是“不可与争锋的”。
  但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举兵北伐的条件如何呢?笔者认为,无论从主客观各方面来看,都不符合《隆中对》规定的北伐时机和条件,兹据史实分析如下。
  刘备从公元211年入川,取雒城,破成都,到公元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虽初步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但经前后九年的浴血奋战,士卒疲惫,亟须休整恢复,积蓄力量。且荆、益内部问题尚多,内政尚未修理,西南少数民族亦未宾服。后来荆州将士对关羽的背叛以及南中地区的高定、雍辏А⒚匣竦却笮铡⒁乃У某票髀揖褪敲髦ぃ移涫彼铩⒘趿艘驯袅倨屏眩锶ㄎ硕崛【V荩缭诠217年,就向曹操请降,操亦“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关羽北伐时,孙、曹实际上已结成暂时的联盟,为着各自的利益同时觊觎荆州。
  关羽北伐时,也并不具备“天下有变”的有利形势。公元218年,曹魏内部有过两次小骚乱,许都太医令吉本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发动反曹政变,可惜力量太小,旋被曹操镇压。接着曹魏宛城守将侯音起兵,“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在洛阳的曹操急遣大将曹仁率诸军围宛,关羽军未能及时赶到,次年一月城破,侯音被杀。可见关羽北攻襄樊时,曹魏内部的叛乱已被平定,统治已得到加强和巩固,已不存在“天下有变”的机会了。由此可见,关羽此时此刻只能根据诸葛亮的北拒方针,采取守势,以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方可出兵北伐,不顾形势,轻举妄动,贸然进兵则非败不可。
  笔者认为,要实现《隆中对》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刘备据巴蜀后,应由主要对外征战、扩大地盘,转为安定内部、增强国力,以待“天下有变”,再大规模出兵,北定中原。此时对内应以发展经济、屯田积谷为主,让蜀中人民在战乱之后,有一定的喘息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机会,以便为北伐打下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再灭掉吴国,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对刘备集团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蜀汉对外应以守为主,伺机蚕食雍州、凉州,同时对孙权要加强联盟,至少也要使之中立,不能站在曹操一边。假如关羽北伐能与东吴同步俱进,孙权是腾不出手来争夺荆州的,如果未能与东吴协同步调,就不易轻出,按兵守土,荆州是断不会丢失的。
  其二,关羽孤军北伐,在战略上是严重失误。
  按《隆中对》拟定的战略,刘备集团在跨有荆、益之后,待时机成熟,荆州军北攻宛、洛,逐鹿中原,益州主力由刘备率领出秦川、取关中,东西呼应,以强大的钳形攻势夹击曹魏。但关羽北伐时,益州主力军竟按兵不动,这就违背了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使荆州军变成一支孤军。且关羽所部兵力严重不足,仅“号有三万人”《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我们认为,战争的胜负虽不能以兵力多寡决定,但兵力对比之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起主导作用的。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须留重兵于后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统率大军屯驻摩陂,调遣徐晃、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各路援军至樊城时,关羽面临强敌,兵力更显单薄。当时关羽所部,与孙权西线兵力之比是一比二,同曹魏襄樊守将曹仁的兵力大体相当,但当曹操进驻摩陂、徐晃兵援樊城后,又陡然变化为一比三。曹、孙合流,南北夹击,关羽就处于一比五左右的绝对劣势。
  从军事实力、将帅配备、地理形势来看,益、荆二军是蜀汉政权中主力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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