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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按这样的幅度增长，对于处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严重的难题；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情况更有几个特别不顺遂的特点。日本的天赋自然资源不论拿何种类型的经济来说都嫌贫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积的五分之一；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不宜于放牧；矿产之贫乏又绝不亚于意大利。自然地理的这些无情事实，给它的食品生产和它利用本国资源无论为轻工业或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生产都设下了严格的、狭窄的界限。因此，新体制下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额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过剩的人口，或者通过提高生产率，做到以日本制成品去购买外国食品和原料，为国内多余人口谋生计，从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这两种理论上说来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的前一种，在1939年事实上已无法考虑了。
本来，日本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得荒唐可笑的是，他们坚持奉行那个最后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闭关政策竟达两百多年之久。十七世纪初，日本人曾经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当时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技术并不亚于西方国家。他们进行着横渡大洋的远程航行，他们有着象英国人和那些属于英国人后裔的人民一样的机会去发现并殖民于北美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东海岸。但到了1854年，这种机会已经错过了，而到了1939年，另一个办法，即发展其产品供出口的制造工业，也已证明是靠不住的。
当日本在十九业纪最后二十五年中进入西方经济生活圈子的时候，当时的西方化世界仍然处于国际贸易的比较自由的时代，市场也仍在扩大，因而日本还能够找到一条虽属平常但仍有利可图的生存之道，它制造消费品供应那些经济上落后、买不起西欧和北美工业所制高级产品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但到了1939年，由于美国在内战以后以及德国在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实行保护性高关税而开始的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日本的程度。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夺来的市场已经以与当初夺取时的同样速度失去了；又由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大跌价”而降临世界的“经济暴风雪”摧毁了日本的国际贸易，并把日本政治命运的控制权从信奉“曼彻斯特学说”政治经济原理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派人手中，他们的纲领是要用刀劈开“戈尔迪之结”。
美国生丝大跌价对日本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在前此十年中美国对日本的生丝消费量不断增加，使日本农民因卖得好价钱而取得了意外收入，但也依然只是在艰难的生活挣扎中阖家得以勉强糊口而已。日本农业人口是日本的主要兵源，不但日本的一般士兵，而且连下级军官也都来自农民。这些下级军官（他们来自当俄国大清洗时称之为富农的那个阶级）同他们指挥的士兵关系密切，后者感到他们的官长理解并赞同农民的观点，因而愿意跟着他们走。所以1929年及以后几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几乎是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打击（不过，当然完全是无意的），而且还加强了他们所深信的想法，即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只有通过对外征服才得解决，此外别无他法。
随着生丝危机而来的，是英联邦成员国1932年渥太华会议对日本的影响。虽然渥太华协定没有直接对日本贸易造成很大程度的损害，但这些协定揭开了联合王国财政政策中的一场革命，把英国的非自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卷了进去，结果是把世界上最后仅存的巨大自由进口市场变成了封闭区。英联邦各国人民在这一封闭区内通过一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组成的精心设计的体系继续享有特权——同区外人对比——的经济地位。英联邦及英帝国就这样自觉自愿地变成了后来日本人委婉地称之为“共荣圈”的一种组织——日本为着自己单方面的利益，后来不惜以日本的武力也把一种类似封闭经济的体系强加于其他东亚国家。就这点而言，渥太华协定对日本以及对其他穷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如果已没有气候宜人的空旷大地留待日本去殖民，如果在国际贸易基础上有利于建立工业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又必须听命于非日本所能控制的干扰力量的摆布，那末日本就再也无路可走了（重新掌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论证的），因而日本只能为它自己征服一块领土，为它提供必要数量的必要原料和市场，而且不管日本的共荣圈范围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它还是能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剥削。
此种思想在此重大关头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因为日本人对它早已心领神会。决心投入战争和进行征服不是什么新政策。在整个十八世纪，王政复古运动的支持者们一贯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同这一国内政治革命纲领联系在一起，这便是象吉田松阴等一些导师们所提出的政策，1868年实现王政复古的那一批氏族武士领袖也都是吉田培育的。吉田还亲自规定了日本扩张的方向；王政复古以后，只是为了谨慎行事，而且准备也还不足，所以日本尚能克制。日本的许多主要人物想立即侵入亚洲；他们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致引起了一场内战（1877年的士族的叛乱），为的是要就是否应当发动战争作出决定。如今，对于日本的这个新的“富农”军人阶级来说，正如同对于旧时代的武士军人阶级来说一样，这一尚未正式出笼的对外征服政策，还不仅是一剂包治经济百病的万灵丹。在经济方面，日本虽然受到了1929年以及其后几年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景气的沉重打击，但其所受打击的程度还不及英国和其他国家那么沉重，而这些国家都终于克服困难，根本没有梦想到要象日本人那样求助于军事侵略。当时英国的人口问题和食品问题都比日本严重。日本成功地保全了它的农业，并把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用国内生产的粮食养活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日本在对外贸易的支付方面也一直能维持到1936年，那年它既要在国内扩大重工业以推动军备生产，同时又要在满洲搞五年计划，因而犯了力不胜任的错误。在军人阶级心中所作的决定性考虑，并不是从经济或人口方面出发，而是从社会和政治方面出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接着的后来几年中，日本在亚洲大陆军事冒险的惨败，给日本军人阶级在国内的威望以沉重打击，这次失败是记载在1921…1922年的华盛领会议录上的，是英语国家在外交上击败日本的一大胜利。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只要幣原男爵对世界其余国家所玩弄的“睦邻”政策取得优势，日本军人就感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日益衰退。如果幣原体制继续在经济上带来利益而又不需要作出军事牺牲，从而继续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日本军人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日本军人阶级无疑也和其余人类一样遭受到1929年经济暴风雪带来的困苦；可是他们不能不欢迎这场刮到他们膝头上来的暴风雪，因为这是一个恢复他们自己那时业已深受损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意外机会。
到了1939年春天，从日本终于采取它的军国主义者的孤注一掷的侵略政策以来，已经过去了七个半年头了；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新领导们似乎已经用成果证明了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了。日本违犯国联盟约并对抗西方世界的舆论，已经用武力从中国手里夺走了整个满洲。那里有着丰富的煤、铁储藏，那里有着广阔的可耕土地，居住着亟需消费品的中国勤劳农民。而且，自1937年夏季以来，日本进而又占领了中国关内东北部的主要交通线和城市及工业中心。还有，为了进行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一如日本人口那样，正在起劲地扩大——日本业已在国内建立起它迄今缺乏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重工业系统。从表面上看，1939年春天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较之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卓越；可是在表层下面，在那场暴风雪突然发作或一切已成定局以前，就有充分根据可知早在十年前就因日本人脸上露出皱纹而显出其身体欠佳了。
到了1939年，凡是有点眼光的人都已看清，日本在大陆上的军事冒险并不能按计划进行。满洲确有财富，而且日本这时已把它抓到手里了，但满洲的财富大部分是潜在的，不是现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满洲经济情况很象一百年前的密西西比流域。要是在其巨大的潜在资源方面投入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创业资金，它是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十九世纪的美国拓荒者，能从当时繁荣的欧洲筹得必要数量的贷款——而且筹款容易，这就使他们能以闪电式的速度赢得了美国西部。但是却没有外国投资者愿意资助满洲的日本征服者；这一笔必不可少的资金支出必须仰赖于日本自己的资源，而日本的资源则又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收益的迟迟其来。到了1939年，日本既要在国内建立重工业，又要为满洲国的主要设备提供资金，还要在一条日益扩大的战线上进行没完没了的侵华战争，这三方面的重大压力开始使日本疲于奔命了。这不是一个使用其过剩劳动力的富有成效的办法，其至连一个解决人口问题的笨办法也说不上；因为它在中国战线上的重大伤亡固然意外地减少了自己的人口，但比之它每年因各种原因而出生的多于死亡的过剩人口，战场上伤忘造成的人口减少只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血而已。
掌握“内幕消息”的日本观察家也不能自我安慰地指望：如果日本能够坚持到它完成满洲国的开发和对中国的征服，那它就会达到在一个受它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目标。如果劈开这个“戈尔迪之结”所需要的兵器仍然是那把古旧的刀的话，日本人可能会心里乐滋滋，因为作为刀剑匠，除了大马士革人，他们是举世无双的。然而，在一个西方化的世界里，劈开结子的武器却是工作母机，这方面日本就不知所措了。它在学会西方技术本领方面固然在过去的八十五年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但是它的擅长西方式冶金的专家，就象它的这一行业的原材料一样，仍然少得可怜。这是一个瓶颈，堵塞着它整个新的重工业的发展，严重地限制了工作母机制造业，而其他一切冶金加工都有赖于工作母机的制造业。1939年，日本仍然不得不从国外——主要从美国——购买几乎所有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以应付它正在强行迅速扩大的机械工程业各部门的需要。它在为实现机械工程业的独立而培养必要数量的掌握必要技术的技本专家方面所要花的时间，比它把满洲的铁矿石开采量增加到可以不用进口外国废钢铁，从而实现原料自给自足所要花的时间还要长。
因此，日本沿着如此危险的政治道路所迫切追求的经济自给自足，在1939年还是连个影子也没有。一些外国在1929年以后突然对日本关闭了它们的市场，致使它的轻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它们同样有力量可以使日本在目前为征服足以自给的经济领域的事业受到挫折；它们能够断绝它的幼稚时期的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日本目前所蓄意策动的对外侵略政策，已使若干大国产生一个新的动机，想要在日本业已摇晃的车轮上塞进一根煞车捧了。在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期间，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曾经那么沉重地打击过日本，当时那样做在意图上尚未怀有敌意，但却没有考虑到会对他人产生的后果，而到了这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这种同样不顾后果的做法对日本却仍然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早期，外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曾经对日本封闭了它们的市场；1939年，它们开始切断了对日本的供应，那是因为它们要为即将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作准备，它们为供自己使用而建立起重工业的军事利益，这时已日渐超过了他们从对日贸易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日本的新侵略行径那时又激起了民主的工业国家另一个动机，即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从长远看，尽管这另一个动机也可以部分地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利已主义，但它却是部分地更加利他的，因此也就更加不容轻视。特别在美国和英国，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侵略者应当受到抑制，受害者应当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即使当时的侵略从狭义上讲，并没有直接威胁到英语国家的自身利益，“国家利益”一向在习惯上是作狭义解释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逐渐感到，按照范围更广、看法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