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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我有一种奇特的意识：这不只是一个自乔死后的问题。那样想问题当然容易——我呆在基拉戈岛的六个星期里没有一次以任何其它方式想到过莎拉——但现在，真实地站在这里，在飞舞的蛾子的阴影中（就像站在某个怪异的仿佛有生命的迪斯科旋转灯球下），听着湖面上潜鸟的叫声，我想起乔虽然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去世的，她却是在德里去世的。那时城里极度炎热……那我们为什么呆在那里？我们为什么没有坐在这儿，坐在房子靠湖一边阴凉的露台上，穿着游泳衣喝冰茶，看着小船来来去去，评论不同滑水者的体型？在那个该死的瑞特爱停车场她在做什么？在任何其它八月，我们都会在离那里很远的地方。
那也不是全部。我们通常在莎拉呆到九月底——那是一个安宁可爱的时刻，跟夏天一样热。但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刚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离开了。我知道，因为我记起来那个月晚些时候乔跟我去了纽约，是出版界的应酬和惯有的读者见面会这类烂事。曼哈顿热得要死，在“东村”和“上城”街上喷洒水雾的水龙头嘶嘶作响。那次旅行的一个晚上，我们去看了《剧院魅影》。快结束时，乔凑过身来贴着我的耳朵轻声说，“哦，混蛋！那个幽灵又在装哭了。”演出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乔在那方面真是坏。
那个八月她为什么跟我一起来呢？乔不喜欢纽约，即使在四月或十月，纽约在那时还算可爱。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所有我能确定的就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初以后，乔再也没有回到莎拉…拉弗斯去过……但不久以后，我连这个都不能确定了。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了一下。我要走进去，轻按一下打开厨房吊柜的门，抓起一个手电筒，然后回到我车子那里去。如果我不回去的话，某个喝醉的、在这条路另一头南端有个小屋的家伙把车开进来时会开得太快，跟我的雪佛莱追尾，然后起诉我赔十亿美元。
房间里的空气已经换过了，闻上去没有一点霉味；空气不是凝固陈腐的，而是带着淡淡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芳香。我伸出手去想打开屋里的灯，然后，在屋里黑暗中的某个地方，一个孩子开始呜咽。我的手伸在那里僵住了，身上起了寒意。确切地说，我并不恐慌，但我的头脑失去理性了。那是哭泣，一个孩子的哭泣，但至于这声音来自哪里我没有线索。
然后这声音开始减弱，不是变得柔和，而是减弱，好像什么人抱起这个孩子，并带着它沿着某个长长的走廊离开了……莎拉…拉弗斯不存在任何这样的走廊。即使穿过房子中间，连接中央部分和两翼的那条，也并不是真的很长。
减弱……减弱了……几乎消失了。
我站在黑暗中，凉凉的皮肤毛发直竖，手停在电灯开关上。部分的我想要采取行动，飞一样地离开这个地方，两条腿能跑多快就多快，跑得像个姜饼人。然而，另一部分的我——理智的那部分——已经在坚持它的想法了。
我按了下开关，想路的那部分说忘了它吧，灯不会亮的，这是梦，笨蛋，你的梦变成真的了。但灯真的亮了。门厅里的灯很快就亮了，把黑暗一驱而散，照见了厅左边乔收藏的少量粗笨的陶器，还有右边的书架，我有四年或更久的时间没看过这些东西了，但它们还在这里，还是一模一样。在书架中间的一层上，我可以看到三本艾尔莫·雷纳德早期的小说——《矮子当道》、《大反弹》和《天堂先生》——我把它们放在一边好打发一段多雨的天气；当你露营的时候，你必须为雨天作好准备。没有一本好书，树林里即使只下两天雨，也足以让你神经错乱。
最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哭泣，然后就是寂静。寂静中，我可以听见厨房传来的滴答声。那是炉子旁边的钟，乔难得犯的品差的失误之一，一只菲力猫形象的钟，尾巴是钟摆，当尾巴来回摆动时，猫的大眼睛也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我想这个形象出现在出品过的每一部廉价糟糕的电影中。
“谁在那里？”我喊道。我朝厨房走了一步，在门厅外漂浮着一片昏暗的空间，我然后又停下。在黑暗中，房子像个山洞。哭泣的声音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包括我自己的想象。“有人在这里吗？”
没有回答……但我不认为这声音来自于我的头脑。如果是这样，写作障碍根本不成为我的烦恼。
站在书架上艾尔莫·雷纳德作品左边的是一个长的圆筒形的手电筒，要装八节一号电池，如果有人拿它直接照你的眼睛的话，你会暂时失明的。我抓起它，直到手电筒几乎从我的手里滑脱，我才意识到我汗流得有多凶。我赶紧抓住它，心猛烈地跳，既希望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哭泣声再次开始，又希望那个裹着尸布的东西从黑黢黢的起居室里飘出来，举起不成形的手臂；从坟墓里出来的某个政客的老帮凶，准备好再给它一枪。总是投复活的票吧，兄弟们，你会被拯救的。
我拿稳手电筒把它打开。一道笔直明亮的光速射进起居室，照见石头砌成的壁炉上的驼鹿头；光在驼鹿头上用玻璃做成的眼睛中闪耀，像两团在水下燃烧的火苗。我看到了一把旧的用藤和竹子编成的椅子，一个旧沙发，有刮痕的餐桌，你必须用一张折叠过的扑克牌或几个啤酒杯垫塞在一条桌腿下才能让桌子保持平衡；我没有看见鬼；我认定这不过是一次被严重搞砸的狂欢。用不朽的柯尔·波特的话说，让我们取消整件事情。如果我一回到车上就向东开的话，我可以在午夜到达德里。睡在自己的床上。
我关掉门厅的灯，站在那里，手电筒的光划过黑暗。我听着那座愚蠢的猫形钟的滴答声，比尔一定调过它，听着熟悉的冰箱循环时的轧轧声。当我听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从没指望能再次听到其中任何一个声音。至于哭泣……
曾有过哭声吗？真的有过吗？
是的，哭声或其它什么声音。只是现在看来不符合实际。对于一个教他的思想不守规矩的男人来说，来这里是一个危险的主意和愚蠢的行动，似乎这才是有关系的。我站在门厅里，灯关着，只有手电筒的光，还有落在窗户上的后门廊上的灯的光芒，我意识到我以为是真实的东西和我明白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之间的界线几乎消失了。
我离开了房子，检查一下门，确定它是锁上了，然后沿着车道向回走，手电筒的光束像钟摆一样在两边划来划去——像厨房里疯狂的老菲力猫的尾巴。当我沿着小路向北走时，我想到我必须给比尔·迪恩编个什么故事。“好的，比尔，我到那里去过了，听到一个孩子在我锁着的房子里哭号，这把我吓坏了，于是我变成姜饼人跑回德里去了。我会把我拿走的手电筒寄给你；把它放回到架子上平装书的旁边，好吗？”这样说是不行的。这样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这个故事会流传开来，人们会说：“一点不奇怪。可能小说写多了。那样的工作削弱一个人神经的力量。现在他害怕自己的影子。职业病。”
即使我一生再也不来这里，我也不想T镇的人们对我留下那样的印象，那种持“想得太多，看看你得到些什么”的轻蔑态度。许多人似乎对靠想象力为生的人抱有这种态度。
我将跟比尔说我病了。某一方面这是真的。或者不……最好跟他说其他什么人病了……一个朋友……在德里的某个我一直见面的人……也许，一个女性朋友。“比尔，我的这位朋友，我的这位女性朋友病了，你看，那么……”
我突然停住了，手电光照着我汽车的前部。我在黑暗中走了一英里，却没有注意到树林里的许多声音，甚至把大点的声音当成是鹿群晚上安歇前的动静。我没有转身去看那个裹着尸布的东西（或许是某个幽灵般哭泣的孩子）是否在跟着我。我专心编故事然后润色这个故事，这次是头脑中而不是在纸上，但同时依然沿着熟悉的路走。我如此专心以至于忘记了害怕。我的心跳恢复了正常，皮肤上的汗也干了，蚊子也不再在我耳边嗡嗡叫了。我站在那里时，我想到一个念头，好像我的思绪一直在很耐心地等我充分平静下来，这样它就可以提醒我一些重要的事实。
管道。比尔曾得到我的许可换掉了大部分的旧管子，管道工也这么做了。他刚刚换过管子。
“管道中的空气，”我说，把装八节电池的手电筒的光束照在我的雪佛莱护栅上。“那是我听到的声音。”
我等待着，看我头脑深处的地方是否会管这个想法叫愚蠢的、貌似合理的谎言。它没有……因为，我想，它认识到这可能是真的。有空气的管道可能听上去像人在谈话、狗叫，或孩子哭。也许管道工已经把空气从中抽走，这声音可能是其它什么东西……但也许他没有。问题是我是否应该跳进我的车里，向后倒五分之一英里到高速公路上，然后回德里去，这一切都基于我在十秒钟内听到的一个声音（也许只是五秒钟），并且我的头脑处于激动、紧张的状态。
我决定答案是不。也许再发生一件特别的事就能让我转过身去——也许是像《夜半鬼上身》系列剧中一个角色的叽里咕噜——但我在门厅里听到的声音是不够的。尤其当进入莎拉…拉弗斯也许对我很重要。
我听到我头脑中的声音，自打我记事起我就经常这样。我不知道那是否是成为作家的必要能力；我从没有问过其他人。我从未觉得有必要问，因为我知道我听到的所有声音是我自己发出的。尽管如此，它们经常听上去像其他人发出的非常真实的声音，并且对我来说，没有一个比乔的声音更真实——或更熟悉。现在那声音来了，语气嘲讽但文雅，听上去有趣好玩……
愿接受挑战吗，迈克？
“好啊，”我说，站在黑暗中，用手电筒在车上划着一道道光。“想这样，宝贝。”
好啊，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是的。是好了，我钻进汽车，把它发动起来，慢慢沿着小路开。当我开到车道时，把车开了进去。
我第二次进入房子的时候没有哭声。我慢慢地走过底楼，手里一直拿着手电筒，直到我把能找到的每个灯都打开了；此刻如果还有人在湖的北面划船，老莎拉可能看上去像一个怪异的斯皮尔伯格式的飞碟盘旋在他们头上。
我想房子有它们自己的生活，它们所处的时空跟它们的主人所处的时空的时间流逝速度不一样，它们的更慢。在一所房子里，特别是在一所老房子里，过去的时光离得更近点。在我的生活中，乔安娜已经死了将近四年了，但对莎拉来说，她离开没那么久。直到我真的进入房子，打开所有的灯，把手电筒放回到它在书架上的位置，我才意识到我有多害怕我的到来。我的悲伤被乔中断的生命的痕迹重新唤醒。折了一角的一本书放在沙发旁边的桌子上，乔喜欢穿着睡衣躺在沙发上看书和吃李子；纸筒装的桂格燕麦，她早饭只吃这个，在食品柜的某一个层架子上；她旧的绿色袍子挂在房子南翼的浴室门后，比尔·迪恩仍然管南翼叫“新的一翼”，尽管它在我们看到莎拉…拉弗斯之前就造好了。
布兰达·梅赛夫工作做得很好——很人性的工作——拿走了这些能引起回忆的东西，但她不可能拿走所有的。乔一套精装版的塞尔丝的《彼得·温西》侦探小说仍然高居客厅书橱的中央。乔总是管壁炉上面的驼鹿头叫本特，有一次，为了一个我现在记不起来的理由（当然，它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像本特的附件）她在驼鹿毛茸茸的脖子上挂了个铃铛。它还挂在那里，挂在一条红色天鹅的缎带上。梅赛夫太太可能对着这个铃铛伤了番脑筋，想着把它留在那里好呢还是把它解下来，她不知道我和乔在客厅沙发上做爱时（是的，我们经常在那里被情欲征服），我们管这个行为叫“摇本特的铃”。布兰达·梅赛夫已经尽力了，但任何美好的婚姻都是秘密的领域，是社会这个地图上一块必需的空白。其他人对它不了解的地方，正是使它成为你的东西的理由。
我四处走走，摸摸看看，看到东西都焕然一新。对我来说，乔似乎无处不在，过了一会儿，我坐到电视机前的一个旧藤椅里。垫子在我身下噗的一声，我能够听到乔说，“噢，为你自己辩解吧，迈克！”
我把脸埋在手中哭了起来。我想这是最后一次哀悼了，但一点也不更加容易忍住悲伤。我一直哭到我想如果不停下来的话，我体内的某些东西就会崩溃了。当悲伤终于放开我的时候，我的脸上全是泪水，我打嗝，我想在我生命中从来没有觉得这么累过。我觉得全身都绷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