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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恐惧症的人。事情就是这样，谢谢你的问候，但我从来没有。我不需要帮助，我也不能要人帮我。我想我已经跟诸位说过。
我承认我的观点带有偏见，我认为成功的小说家——即使不是很成功的小说家——在创造性的艺术中都有最好的表演。确实，人们买的CD比书多，更多的时间在看电影，在看电视。但是小说家的生产力曲线更长一点，也许是因为读者比非书写艺术的爱好者更聪明一点，因此有更长久点的记忆。《警界双雄》中的大卫·索尔只有上帝知道在哪里，那个罕见的白人说唱乐歌手瓦尼拉·艾斯也是如此，但在一九九四年，赫尔曼·沃克，詹姆斯·米契纳，还有诺曼·梅勒，他们的作品还都在流传；他们讲的故事都是恐龙在大地上行走时的事了。
阿瑟·黑利正在写一本新书（流言是这么说的，但是，后来这件事还是真的），托马斯·哈里斯能够在精神病人中待七年，仍创作畅销书，虽然有近四十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杰罗姆·塞林格仍然是英语课和在咖啡馆里聚会的文学爱好者们的热门话题。读者拥有的忠诚度是创造性艺术中其它领域所无法匹敌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作家，他们已经失去了势头，仍能一帆风顺，被推到畅销书排行榜上，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书的封面上“作者”这个神奇的字眼。
出版商想要作为回报的东西相当简单，特别是从被指望每本小说能卖五十万本精装本和一百多万本平装本的作者那里：每年出一本书。纽约的专家们认为这是最合适的。每十二个月用线或胶水装订的三百八十页，一个开头，一个中间，一个结尾，连续的主角，如金西·米尔霍恩或凯·斯卡皮塔，这点可随意，但如果有就更好。读者喜爱连续的人物；像回家的感觉。
一年完不成一本书，你就是在糟蹋出版商在你身上的投资，妨碍你的业务经理继续支付你所有信用卡的能力，并危及到你的经纪人及时给他的精神病医生付钱的能力。同样的，如果你太长时间不出书的话，总是会失去一些读者，这是没有办法的。正如你出得太多的时候，会有读者说，“唷，我已经读够这个家伙的书了，开始觉得寡然无味了。”
我跟你们说了这些，你们就会明白我怎么可以四年来一直把我的电脑当成世界上最昂贵的涂写板，并且没人觉察到。写作障碍？什么写作障碍？我们不知道写作障碍。当每年秋天都会有规律地推出一本新的迈克·诺南的悬疑小说，非常适合暮暑的消闲阅读，人们怎能想到这样的事情，朋友们，不要忘记假期就要来临，并且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也可能阅读诺南的新书，在博得连锁书店可以以七折买到，哇，如此的买卖。
秘密很简单，我不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美国流行小说家——如果传言是真的话，丹妮尔·斯蒂尔（只举个名字为例）几十年都在用诺南的套路。你们看，从一九八四年的《两人行》开始，虽然我每年出一本书，但在这十年中有四年我每年写两本书，出版一本，藏起来一本。
我不记得曾和乔谈到过这个，既然她从不问起，我总是假定她理解我做的事情：储存果实。但我那时候不是在为写作障碍着想。他妈的，我只是在找乐趣。
到一九九五年二月，写砸了至少两个好选题后（那个特别的功能——灵感——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创造它自己特别版本的地狱），我不再能否认这个明摆的事实：我处在一个作家能够陷入的最糟糕的困境，不包括阿兹海默症和严重中风。我有四个纸板箱的手稿存放在“信用联盟”的大保管箱里。它们分别标记着诺言，威胁，达西和坠落。在情人节前后，我的经纪人打电话过来，语气恰如其分地不得不加快出版过程以便让今年的迈克·诺南的书赶上每年的圣诞节购物狂潮。诸事顺利吗？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对他说事情离顺利远着呢，但是公园街225号的哈罗德·奥布罗斯基先生不是你能跟他说这样的话的那种人。他是个很好的经纪人，在出版圈子里既受欢迎又受诅咒（有时是同一个人同时有这两种态度），他不太适应来自真正生产货物的漆黑有油纹的工作台的坏消息。他本可以突发奇想，登上飞往德里的下一班飞机，准备跟我进行有创意的面对面交流，坚持他的决定，不把我拉出泥潭决不离开。不，我宁愿哈罗德就待在他在的地方，在他位于三十八层的办公室里，看着东海岸的无敌海景。
我跟他说多巧啊，哈罗德，我今天刚完成新书你就给我打电话了，好哇，怎么样，我用联邦快递寄出去，你明天就能拿到。哈罗德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这不是巧合，他的作家们关心的东西他都能心电感应到，然后他向我表示祝贺就挂了。两个小时后我收到了他的花束——每一瓣都像他的吉米好莱坞领带一样光滑和令人生厌。
我把花放在餐厅里，自从乔去世后我很少去那里，然后去“信用联盟”。我用我的那把钥匙，银行经理用他的那把，很快我就带着《一落千丈》的手稿在去联邦快递的路上了。我拿了最近写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最靠近箱子的门，就是这样。十一月，书刚好准时出版，赶上圣诞购物潮了。我把书献给我亲爱的亡妻乔安娜。在《时代》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十一位，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回家。甚至我。因为事情会变得更好，不是吗？没人定期患写作障碍，不是吗（可能除了哈珀·李）？我要做的就是休息，就像合唱团的姑娘们对大主教说的。感谢上帝，我曾经是一只合格的松鼠，储存了我的果实。
第二年，当我带着《威胁行为》开车去联邦快递的办公室时，我还是有信心的。这本书写于一九九一年的秋天，曾是乔最喜欢的书之一。到一九九七年三月，当我带着《达西的追求者》驾车穿越湿冷的暴风雪时，信心已经丧失了不少。虽然当人们问我怎么样的时候（“最近写什么好书了吗”是问这个问题的最常用的说法），我仍然回答好、不错、是，最近写了不少好书，他们喋喋不休地追问着我。
哈罗德读过《达西的追求者》后，宣称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书，既是畅销书也是严肃文学，我吞吞吐吐地提出休息一年的想法。他立即用我最讨厌的问题来响应我：我还好吗？当然，我跟他说，一切都好，只是想放松一会儿。
接下来是哈罗德·奥布罗斯基专利式的沉默，这沉默传递的意思就是你正成为非常可恶的家伙，但因为哈罗德如此喜欢你，他正努力在想用可能的最温柔的方式来告诉你。这是不错的招数，可惜六年前我就看穿了。准确地说，是乔识破了这招。“他只是在假装同情，”她说，“他像以前那些黑帮电影中的一个警察，一直不开口，于是你就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结果是坦白了所有的事情。”
这次我没有开口——只是把话筒从右耳朵转到左耳朵，坐在办公椅里向后面摇了摇。当我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电脑上嵌在相框里的照片上——莎拉—拉弗斯，我们在黑迹湖边的房子。我已经几个世纪都没去那里了，有那么片刻我有意识地在想什么。
然后哈罗德的声音又回到我耳边——谨慎的、安慰的，一个理智的人的声音，试着说服一个疯子：他希望的东西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觉。“迈克，那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在你职业的这个阶段不是。”
“这不是一个阶段，”我说，“我在一九九一年达到高峰——从那时起，我的书的销售量没有什么真正的起伏。哈罗德，这是一个稳定时期。”
“是的，”他说，“达到这种稳定状态的作家就销售量来说只有两个选择——他们继续保持，或者走下坡路。”
那么我走下坡路，我想这么说……但没有说出来。我不想让哈罗德确切地知道这种状况有多深，或者我脚下的根基有多么不牢靠。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患有心跳过速——是的，我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几乎每一次我在电脑上打开Word6。0程序，看着空白的屏幕和闪烁的游标的时候。
“嗯，”我说，“好的，信息收到了。”
“你确定你好吗？”
“哈罗德，书读起来像我有问题吗？”
“可恶，没有——这是个很好的故事。我跟你说，你个人最好的。很好的读物，也触及严肃话题。如果索尔·贝娄写浪漫的县念小说，这就是他所写的。但是……你写下一本不会有问题吧，有吗？我知道你还在思念乔，见鬼，我们都——”
“不，”我说，“完全没有问题。”
随后又是那种长久的沉默。我忍住了。最后哈罗德说，“格里沙姆可以承受离开一年。克兰西可以。托马斯·哈里斯，长期的沉默是他的神秘感的一部分。但是你在哪里呢，生活比在巅峰时更艰难了，迈克。排行榜上的每个位子都有五个作家在抢。你知道他们是谁——每年中有三个月他们是你的邻居。有一些人爬上去了，帕特里夏·康薇尔靠着她最近的两本书爬上去，有一些人走下坡路，还有一些人比较稳定，像你。如果汤姆·克兰西离开五年，然后带着杰克·赖安回来，他还是很强，没有争论。如果你离开五年，也许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的建议是——”
“趁热打铁。”
“我要说的话你先说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再见。我坐在办公椅里又向后倚了倚——没到翻倒的地步但也差不多了——看着我们位于缅因州西部的度假屋的照片。莎拉—拉弗斯，有点像古老的“大厅和燕麦”乐团民谣的标题。乔曾经更喜欢它，真的，但只是多喜欢一点，那么我为什么一直不去看看？比尔·迪恩，房屋的看管人，每年春天拿下防风暴百叶窗，然后在秋天把它放上去，在秋天把管子里的水放干并确保抽水机在春天运转，他还检查发电机并留心所有的维护标签是最近的，在每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后把游泳浮板固定在离我们那一小块沙滩五十码左右的地方。
比尔在一九九六年初夏找人把烟囱清理了一下，虽然有两年或更长时间壁炉里没生过火了。我每个季度付他钱，在世界的那个角落，这是给看房人付钱的惯例；比尔·迪恩，一大群老兵中的一个，兑换着我的支票，从不问我为什么不再使用自己的地方。自从乔去世后，我到那里去过两三次，没一次过夜。比尔不问是好事，因为我不知道将如何回答他。一直到跟哈罗德谈话之前，我都没有真正考虑过莎拉—拉弗斯。
想到哈罗德，我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落回到电话上。想象着跟他说：那么我走下坡路了，那又怎样？世界末日到了？劳驾。我并没有一个妻子和家庭要供养——妻子死于药店的停车场，你看怪不怪（即或你不觉得怪），我们这么想要的也努力尝试了很久的孩子也跟她一起走了，我也不渴望名声——如果在《时代》周刊畅销书排行榜上恭排末尾的作家也能算著名的话——并且我睡觉不梦到读书俱乐部卖书。那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我烦恼？
但我不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就像放弃。因为没有我的妻子和工作，我是一个多余的男人，独自住在一所款项付清的大房子里，除了在午饭时做做报纸上的纵横字谜外无所事事。
我继续过着所谓的生活。我忘掉了莎拉—拉弗斯（或者我思想中不想去那里的那部分埋葬了这种想法），在德里度过了又一个闷热、难过的夏天。我在苹果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了“语言专家”程序，开始制作我自己的纵横字谜。我在本地的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里担任了一个临时的职位，为在沃特维尔市举行的夏日艺术竞赛作裁判。我在电视上为本地的收容所做了一系列广告，它正摇摇晃晃地走向破产，然后在它的董事会任职了一会儿（在后面这个董事会的一次公共聚会上，一位妇女管我叫退货的朋友，我回答她说：“谢谢！我需要那样。”这句话引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掌声的意思）。我尝试了一些一对一的咨询，在约见五次后放弃了，认定顾问的问题比我的还糟。我赞助了一个亚洲的孩子，还在俱乐部打保龄球。
有时候我尝试着写作，每次我这样做的时候，我都会卡壳。有一次，当我努力逼出一两句话的时候（任何一句或两句，只要是我头脑中新鲜出炉的），我不得不抓起废纸篓吐了起来。我一直吐到人像死了一样……然后我真的爬着离开了我的桌子和电脑，手脚并用跪着把自己拖过厚厚的地毯。当我爬到房间另一边的时候，我感觉好些了。我甚至可以扭过头去看显示器屏幕。我只是不能靠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