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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在这三条里，重点不用多说也应该是第一、第二条。复核组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抓捕那个事发后从驾驶室“神秘失踪”的人，组织力量去重点突破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不妨也可以把邵家失窃列为重点。这几件事情，突破了哪一个，都有可能“扽住葫芦拽出瓢”，准确为劳爷之死定性，让犯罪分子归案。但从赵总队的安排来看，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第三条上，也就是首先去闹清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他内心变化的状况。
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这几个月内心变化的情况，固然和案子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这儿着手去破案，就像从北京去天津，却不走京津塘高速，偏要先坐火车到大连，拐回头来再坐船横跨渤海湾，直逼天津港似的，整个绕了一个大弯。有必要费那个劲吗？
这么干，的确有点绕。赵五六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实际上，他也做了两手安排：另外安排了一部分工作力量直接去侦破“车祸案”和“银行保险柜被炸案”，侦破邵长水家失窃案，而让邵长水去调查“背景”和“内心变化”。作为劳东林的老战友和老上级，他的确特别想知道这两个情况：一，东林当时到底为什么死活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二，他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到底遭遇了些啥？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对于赵五六来说，闹明白这两点，跟闹明白整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场谋杀，真凶到底是谁，是一样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更重要。
有人说，劳东林就是为了钱才死活闹着要辞职脱警服去陶里根的；有人还说，劳东林这些年熬不住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浮躁，在种种浪潮的冲击下，心态上早就有了大的变化了，到陶里根后，只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齐备，越加变本加厉，变得有一点拿捏不住自个儿了而已。他就像一个每天下午都要经受低烧潮热折磨，晚上又在淋漓盗汗中辗转惊诧的病人那样，在兴奋和喘息中昂起，却又日渐地虚弱，忐忑，最终在歇斯底里中消亡……为此，有人甚至说，他的死，很可能就是失望和绝望后的“自杀”。啥“谋杀”，啥“车祸”，全都是这个老家伙跟大伙开的最后一个“玩笑”而已。
真是这样吗？
赵五六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他和东林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如果追问一下，自己真的很了解这个老战友吗？还真不敢这么说。再仔细回想一下，他发现，自己跟劳东林之间不仅说不上特别深入的了解，甚至都说不上有特别密切的来往。这让赵五六确实吃了一惊。再往深处想想，也是啊，东林这家伙在单位里跟谁有过特别密切的来往和接触？真还没有；能回忆起来的，还只是一些案子上和工作上的接触和往来。这种接触和往来虽然非常频繁，但都不属于“交心”这一类的。他那矮小的身影，匆匆走进会议室，又匆匆地（总是有点“孤独”的样子）奔向案发现场……在讨论案子的会议上，有时他能一下子侃侃地谈上一两个小时，激动地冲到反对他的人面前，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射”到人脸上。有时，却从头至尾，默不作声，最后只丢下一句：“别扯鸡八蛋吧，你！”转身走人。多年来，这家伙的确有些难缠，但却从来也不会“歇斯底里”，更不会向人“示弱”。后来接受他正式辞职报告的是赵五六，代表组织跟他做最后告别谈话的也是赵五六。在那场合下，劳东林虽然表现得有一点“伤感”，但仍然没显露半点的“虚弱”和“歇斯底里”，眼睛里仍然不时地闪烁着他固有的那种“自信”。
到陶里根后，一开始他还给赵五六打过几次电话；回省城来探家时，还上省厅来看望过赵五六。但很快就中断了往来。两个多月前，赵五六陪同公安部和邻近几个省主管刑事侦查的厅领导，过江去跟俄方内务部的领导商谈联合打黑事宜，路过陶里根，在市局举办的一次欢迎宴会上突然见到了劳东林。那次见面的感觉，就有一点怪，总觉得劳东林在躲着他。那次宴会，本没有劳东林啥事。市局的邀请名单中原先也没有他。后来还是赵五六想起了他，要求市局邀他作为省厅一位“退休老同志”和“刑侦方面的老前辈”出席酒会。在那回酒会上，赵五六已经觉出劳东林这家伙有些变化。他自始至终一直显得特别的寡言少语，坐在一个离主桌较远的位置上，既不主动跟人去敬酒，也不跟人交谈，甚至都不找厅里的几位老领导、老熟人碰碰杯，说说话。赵五六原想在宴会以后，再找他聊聊，问问近况的，却没料到，宴会刚宣布结束，一转眼间，他就不见了，完全是“不辞而别”。当晚给他打电话，手机也关了。后来一直到离开陶里根，赵五六再也没见上劳东林。当时，赵五六只以为那几天里劳东林可能遇到啥不顺心的事了，就没怎么太往心里去。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是草率了，也肤浅了……
前一段日子，有人从陶里根回来，曾经告诉赵五六，说他们在那儿见了劳爷，说“劳爷”近来，思维变得有点不正常，说出话来，经常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赵五六还把这几位同志狠狠“训斥”和“挖苦”了一通。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人们一向认为，劳爷不仅个性最强，思维也是最清晰、最有条理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但是，现在看来，对这个“最清晰和最条理”的界定，的确要存疑了。劳爷一方面说，通过这几个月的调查“已经初步认定某某某收受了某某某的巨额贿赂”，但接下来却又说“某某某是个好同志”，“某某某在陶里根的开发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他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在那个光盘里，如果他仅仅看到劳爷在那儿赴宴、打高尔夫、搓麻将、洗桑拿、接受异性按摩……那还真如他在袁厅长面前所做的辩解那样，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问题在于，除此以外，赵五六还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种“东西”——尤其是在最后几个场面里，他从劳东林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痴迷”和“放浪”。这的确让他感到“惊骇”和“战栗”。（赵五六让技侦科的同志认真鉴定了这个光盘。结论是，它确实是现场摄录的，没有经过电脑制作伪造。）
看来，几个月的陶里根经历，的确让劳东林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他的为人、习性、脾气……都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一些，跟他最后出事，都有关系？赵五六想整明白这一点。他想在破案的同时，搞清楚自己这个老战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陶里根到底遭遇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是，秘密走访那份名单里列出的十多人，自然就成了解决这“当务之急”的首选措施。这件事就交到了邵长水头上。让邵长水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比起总队里的其他同志，他对劳爷没有太多的“先入为主”的东西，在调查中也不会加入太多个人主观意愿的东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稳实诚和机敏，赵五六认为他是干这档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选。
原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把名单上的十来个人走访一下，就可以把情况搞清楚了，接着还可以让邵长水投入到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两头都不会耽误。但没想事情并没有预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是邵长水对这个任务理解得不那么深刻，接受得有点被动。这倒没成为什么大的妨碍。因为邵长水毕竟是个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比较强的同志，认识虽有不一致，但行动中，还是坚决执行，照办不误的。问题反而出在名单中的那十多个人身上。这些人完全不像劳爷在“密件”中写的那样，是能积极配合的。他们承认自己跟劳爷相识相知相交已久，承认自己是劳爷的亲密朋友。他们都钦佩劳爷的为人，不否认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阶段得到过劳爷巨大的帮助和启迪，对劳爷的死都感到震惊和悲愤，感慨悲壮之情无不溢于言表。但是……只要一提到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再提到“劳爷的死因”，提到“那起车祸”，他们又恍惚了，畏缩了，迟疑了，或慌张，或沉默，或无奈，或推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金蝉脱壳而抽身。无论男女，到了这关键时刻，忽然间都变得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场面上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短暂的尴尬气氛；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毫不迟疑地都会说：“不知道。啥秘密调查？不知道。劳爷都辞职了，还调查谁？就算他调查谁，也不会跟我们说呀。要跟我们说了，那还算啥‘秘密调查’？”
如果他们根本就跟劳爷的调查不沾边，劳爷在名单里为什么要特特儿地提到他们？为什么还要恳请组织今后对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护？
劳东林这小子真的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临死前在给组织上开一个“最后的玩笑”？
赵五六不信。
邵长水也不信。
他们认真分析了这十来天的情况，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口，那就是这十来个人谈到最后，都把事情推到了两个人头上，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劝说”邵长水去找找这两个人。其中一位叫齐德培，就是住在领事馆西路口的那位本堂神父。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长水要找的寿泰求。
自从那天很偶然地在领事馆路西口那个院子里发现了曹楠的身影以后，邵长水凭直觉认定，这位神父在本案中一定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发挥过非常特殊的作用。这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他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家伙”。但邵长水决定把他放到最后去接触。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神父还牵涉了另一个人：曹楠。而这个曹楠又牵涉到了一个人：李敏分。他需要拿到更多的情况后，再去攻这几个“点儿”……
至于那个“寿泰求”，并不在劳爷提供的那份名单上。邵长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所以，临行前他还向赵总队做了专门的请示。
这个寿泰求现在可以算是“李家堡人”中的一分子了，但不是在街边“撂地摊儿”的。他是近些年来被坊间广泛议论着的那个“陶里根集团”的重要成员。所谓“陶里根集团”，是指近十年来，发生在这个高纬度省的一个极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有相当一批土生土长在陶里根的年轻干部，迅速崛起，进入这个省的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颇为耀眼的“政治新星”，或称之为一片“星云”也可。他们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顾代省长顾立源。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就是那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省会城市的副市长祝磊。他们都是陶里根人，都从陶里根起步，都跟陶里根这个城市的迅速崛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