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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最初从陈云汇报遵义会议情况时，知道毛泽东的经历，支持了毛泽东。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便坚决支持毛泽东。应该说，由于王稼祥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高层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这使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了解毛泽东、支持毛泽东，起了很大的作用。须知，在中共的领袖人物之中，绝大部分曾在苏联学习，唯有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这一回，因为王稼祥决定回国，所以改由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的。虽说任弼时过去执行过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时整过毛泽东，特别是主持宁都会议，撤过毛泽东的职。但是后来，在实际斗争中，他逐渐转为拥护毛泽东。此时，他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毛泽东在中国的斗争情况和在共产党内享有的威信。任弼时如实的汇报和对毛泽东的称赞，使季米特洛夫更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信任感。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2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究竟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还是由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元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上。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对本书作者口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毕竟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因而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九月十五日前来延安。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九月二十九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十一月六日才结束。
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须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的。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才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一个特殊、显眼的信号从莫斯科发出：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清楚表明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支持。
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卸任回国的王稼祥及其继任者任弼时，嘱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②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二百八十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还特别强调了季米特洛夫以下的话：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②这下子，王明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本来，他处处借共产国际这张“王牌”压人。如今，他失去了“后台”，再也神气不了了。
毛泽东没有在会上公开开展对王明的批判，因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足以制服王明的挑战。毛泽东只是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提醒中央委员们，不要上“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不言而喻，“张国焘一类人”也就是王明的代名词。王明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一文，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般的话，从王明的嘴里讲出来，何等的不容易！到了一九四○年五月三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尤为“精彩”。王明操着大舌头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王明以他“富有逻辑性”的“理论家”的特长，概括了从五个方面“学习毛泽东”：
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从中共“一大”以来，“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没有进过马列主义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如《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
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王明最后加以总结说：“我的总的意见，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四天之后——一九四○年五月七日，王明在《新中华报》全文发表了他的《学习毛泽东》。虽说是言不由衷，但王明毕竟还是公开表示了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承认和拥戴。
《学习毛泽东》这样的文章，竟出自毛泽东的政敌之手，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在战胜了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挑战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张闻天辞去中共负总责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听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张闻天当即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没有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仍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此后张闻天便逐渐交权，把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移往毛泽东住处。一九三九年初，张闻天实际上已经不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至八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张闻天实际上只分管宣传、教育工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作了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此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张闻天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于是他出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团长，带队到晋西北去进行农村调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他离开了延安，在农村蹲点调查。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张闻天接到通知，赶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