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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欢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欢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欢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干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汽车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乱奔乱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已经爬起身，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水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1960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身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子骑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子衣服挂破一块，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思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疏漏，转交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交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交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交通部门要挨批，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交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生用私车漏交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女，但侄子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思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