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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六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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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组合,能拿冠军,当时的足坛霸主辽宁队就是赢不了我们,加了6分也赢不了我们,说明什么呢?说明球员都是差不多,只要组合好,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就能出成绩。
  在我谈的过程中,他们听得都很认真,很有味。我心想,这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从他们听我谈话时的表情,到沈副区长亲自送我到饭店大门口的举动来看,我知道我们的谈话是成功的。
  十几天后,也就是12月5日,郁知非和沈立恭副区长又找我谈话。沈副区长说:“经过反复商量,多次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由你来担任申花队的主教练。”他还特别指出:“你所讲的抓作风,抓管理,抓训练质量的思路与我们一致。我们对你过去也了解,相信你能把队伍搞好。”
  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又一次竞争获胜了。1992年初我在昆明也经历过一次国家队主教练的竞争,我胜了。但吉隆坡失败后,我又被无声无息地“撸”了。现在,又有机会为自己正名了!
  在轻松地谈完组队目标和思路后,我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02怎么办?”“我在俄罗斯定的三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说:“你已经被我们聘用了,02就不要再搞了。”我听了心里不太痛快。我说我到上海来,主要就是搞02的,在上次我们的谈话中我也说了,02是我的事业,也是我回上海的目的,我不能放弃。讲到这里,双方言语有些激烈,气氛也开始不对了。沈副区长很有经验,他忙打圆场:“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俱乐部的事情,02的事我们以后再说,我想会给你解决的。”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接着再问,我在俄罗斯定的3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又说,这3个人是为东方队请的,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队里需要不需要他们,要由俱乐部考虑后决定。郁知非的说法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3个外援是与东方队签约,而不是与申花队签约的。但是我对他的态度和这种说法感到不快,毕竟他们是我找来的,我与申花队签约后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我脸上流露出的不高兴的表情被沈副区长看出后,他忙说今天我们只定主教练,这两个问题以后再解决。
  这次谈话,留下的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这个人有点急性子,在“面试”之后,已经感觉到主教练的位置肯定是我了,因此便开始着手做准备工作。我把成耀东叫到住处了解情况。成耀东是我在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他对我经过“面试”并很有可能担任上海一队(申花队)主教练的情况还不知道,他以为王后军的上海一队先挑18人,剩下的再由我来挑。
  我想知道队员的情况,但又不能明说我要接申花队,便试探着问他,如果你是王后军,你会怎么挑法?成耀东是很有头脑的队员,他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开始他不好意思讲。我说,以你对队里的了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这么一说,成耀东便把老、中、青队员都给我排了队。他排了三个年龄档次约28人。老队员中林志桦、郑彦、李龙海、王钢等被提了助理教练,还有唐全顺、蔡建林等;中间一层年龄的球员有成耀东、范志毅、李晓、鞠李瑾、邱京巍、吴兵等;年轻的有朱琪、申恩、毛毅军、朱炯、贾春华等。他很客观地分析了每个球员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场上有作用,但对队伍建设作用不大,有的场上作用一般,但对周围队员很有影响力。
  这一次谈话对我接管申花,组建队伍有非常积极的参考作用。后来成耀东也一直很得意地对我说:“徐指导,你刚来时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惧乐部在虹桥宾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副市长龚学乎、体委主任金永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等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中国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业直接负责的,脱离体委的职业足球惧乐部。
  开会前我到会场休息室时,龚学乎与郁知非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在休息厅里郁知非一见我就说:“根宝,听说队里乱了,好多者队员都不干了。”我很冷静也很自信地说,郁总你放心,既然机制是新的,教练是新的,队伍有点动荡,队员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队伍抓好。市委副书记陈良宇说:“这次大家推举你当主教练,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过去你在国二队的打法,我的儿子特别地欣赏,当知道惧乐部定下你后他也说选得对,上海就需要你这样的教练。”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良宇同志。
  成立大会开得热烈而隆重。大家对这个新兴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充满着希望和好奇。
  我作为申花队主教练,也上台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作为职业队主教练面对公众讲话。我事先作了准备。我的讲话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讲了三点:第一,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感觉到压力很大,尽管我当过国家队、国二队教练,但上海队压力不比国家队压力小,尤其是球队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队伍搞好,因为我有多年带队的经验;第三,我的目标是使球队的精神面貌要改变,要树立新的队风,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标是1994年联赛前六名。如果打不进前六我就自我炒鱿鱼。讲到这里,会场内有人发出笑声。也许他们在想,根宝又在说大话了。
  大会后还开了新闻发布会。好多记者问我,“你签合同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合同可签。“听说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资?”我说这个只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对这些有何看法?”我说我目前在申花当主教练,我是打工的,我是为老板打工的,现在一切都听老板的。
  我回答得很干脆,也很自信,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职业惧乐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尽管当时成立的是职业惧乐部,但是在操作上却没有接职业俱乐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码一点,应该是合同在前,履约在后。但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工资等待遇也是宣布后给我“定”的。当时我以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听老板的,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见当时的职业俱乐部是非常的初级。
  当天会议结束后郁知非告诉我,体委已经通知队员,明天上午9点钟到江湾基地报到。此时,我的教练班子也准备妥当,桑廷良和顾兆年当我的助理教练。在确定我为申花队主教练之前,我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我和桑廷良、顾兆年已经碰过几次头。我向他们透露过我有可能搞中花队,并告诉他们,如果我当中花队主教练,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桑廷良了解球队,顾兆年积极肯干,我对这个班子很满意。
  他们向我透露了队伍里的思想状况:一,一些老队员有想法,说根宝上台后不用他们,怕被淘汰;二,年轻的队员思想有波动,因为当时队伍已经有29名球员,一些年轻队员有点泄气;三,听说徐教练管得太紧;四,俱乐部收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当时阿克发队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队也不过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我对他们说:一,我们不要怕乱,要乱就让它乱个透,我们再治,反而更好;二,向惧乐部提出改善训练和住宿条件;三,与队员多谈心;四,把食堂、医务、管理人员配备整齐。
  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是全队报到的时间,等待我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7。风雨中开始
  在回上海的几个月里,我到江湾基地去过一次,在那里的食堂吃过一次饭。
  而这次是以主教练的身分进入江湾基地的。我早早地来到了江湾,在各处转了转。球员睡在大教室里,6人一间,赃兮兮的蚊帐横七竖八地搭着,房间里又乱又脏,地上满是垃圾,甚至烟头。看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变环境。
  江湾基地里里外外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毕竟,离家二十多年后,我这个已经成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为这个城市足球队的主教练。来到队里的会议室,坐在那里等着我的球员们。
  9点半到了,陆陆续续来报到的球员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原定11点钟开全队会议,在会上我与王后军进行交接。但是过了11点,仍然还有小部分球员没有到。这样一个开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还是忍住了。对大家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开会。
  一直等到下午1点钟,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报到。这支队伍纪律太散了,不花力气抓作风是不行的,我对自己说。一些迟到的球员向我诉说理由,有的说是堵车,有的说不知道几点报到。我没有说什么。心想,要尽可能地冷静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布开始开会。
  王后军先讲话,他说上海队原名上海阿克发队,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上海申花队,他的教练工作也结束了,由根宝来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
  王后军讲完后由我讲话。我开口便给大家提了几个要求:
  首先希望大家今后都讲普通话,这从我开始做起、第二,从现在开始,上海阿克发队变成了上海申花队,我是主教练,桑廷良、顾兆年是我的助理教练;第三,队伍刚成立,事情有很多,队员也有各种想法,这都是正常的。外面传说多,不要去多听,有想法、有问题可找我们教练谈。第四,队员中有伤不能练习的,以后向顾兆年提出。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一天两练,上午身体训练,下午分队比赛;第五,今天规定是9点30分报到,但准时到的只有一半,一直等到现在,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到,可能有的球员在家里没有通知到,现在我正式通知大家,明天上午9点30分报到。
  开完会我们马上去训练。天正下着雨,我问队员过去下雨天在哪里练?
  队员说在体育馆里。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就在雨里练。
  说完,我就让大家回房间准备,马上下楼进场地!
  那天,雨下得比较大。桑廷良对我说:“怎么开会也不多说说,提提要求,就这样拉出去练了?”我说,我的要求都在场上,空话不说。这天大家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还是练得不错。说实在的,没有制订正式的训练计划,第一场练习狠难练出什么,但是我就想用艰苦的训练来给大家一个认识,我们从现在开始已是职业队了,职业队就是庞该与过去不一样。这场雨不得正好。训练结束,大家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刚打完比赛。我不知道球员们对这第一堂训练课是什么想法,但我心里想,应该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这一天,几个老队员如张卫华、唐全顺、林志桦、郑彦等没有到。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过了,还有三分之一的球员没有报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队员们从心底里对我有抵触情绪,或是对我这个“外来人”来点“下马威”、“杀威棒”之类的把戏。于是,我决定不等了。时间一到,马上开始训练,我依然像过去在国二队和国奥队一样地要求。在场上大声地喊着,催促着球员们努力地去争球。
  训练完,我又开了个短会。我说,昨天9点30分有不少人没有到,今天9点30分又有许多人没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尊重。我希望没有到的球员能够向我们教练说明原因。这一天里没有到的球员中,有唐全顺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为前一天雨中训练受了点凉,回家后发烧了。
  来来去去,队伍始终到不齐。我在申花队头两天的训练,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时,没有什么训练上的具体要求,对我来说,有多少球员来训练,是最为重要的,至少说明谁是愿意跟着我这个教练,愿意在我们这个申花队里干下去的。这里还有一种信任。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种“较量”,一种无形的较量,考虑了再三,也为了争取更多的队员能留下来,我再一次宣布,如果明天还不能按时报到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卷铺盖走人!我想借来训练的球员把我的话传给没有来的队员,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击。
  我接手的居然是这样一支散漫球队,如果没有好的作风、没有意志力,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我要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便是把这支队伍整顿好,让他们有严明的纪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有朋友对我说,根宝,这是上海队,不是你过去的国奥队,你不能用过去的那一套来管理这支上海队。应该有所不同啊。我说,比赛场上,对手是否会因为你是上海队而放松压力?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是上海队,人家踢得更凶!
  第三天,愿意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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