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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记者阮珍访问比利有关画作以及他对雅典心理健康中心治疗的感想。当她问到有多少幅画是由其他人格完成时，比利回答：“基本上，那是全体的创作，他们都是我的一部份，而我必须学习去接受它，他们的能力就是我的能力。但，目前是由我负责所有的行为，我希望这种情形能继续维持下去。”他还告诉她，卖画的收入将用来支付州立医院的费用、律师费用，并且捐给有关防止儿童虐待的运动组织。
他同时告诉她，他的人格已结合为一体了，他现在可以将注意力放在未来的工作上──防止儿童受虐。“我希望见到养育院的设备充实起来，”他说：“确保孩子们能有个平安、舒适的环境。孩子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都必须要有妥善的照顾。”
阮珍发现去年十二月与今天的比利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对社会的态度。虽然幼年时曾遭受许多严酷的虐待，但现在的他却用信心去面对未来。
“我对司法制度已有了更多的信心，现在我已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反对我。”
晚间六点新闻，记者博开文指出，在雅典心理健康中心里，比利的治疗计划引来多方的责难与批评，但现在的比利已感觉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了。
“我对雅典市的居民已更有好感，”比利表示：“随着大众对我的认识，他们不再充满敌意。也不像当初我来时那样怕我了，那是由于……”
他指出，他很谨慎地挑出一些自己的作品供社会大众观赏。其他画作之所以不展示出来，是因为他害怕有人会通过画作分析他的种种言行；他也承认，他很担心不知社会大众会如何看待他的作品。“如果有人来参观，我希望他们不是来找寻刺激的，而是由于他们对艺术的喜好。”
他说他想上学念书，增进绘画技巧，但由于恶名远播，大概也不会有学校愿意接纳他；或许这种现象未来会有所改变，他愿意等待。
“现在我已经面对现实了，”他告诉记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比利自觉医院工作人员对晚间新闻的播出反应良好，内容是关于他的画作以及与记者交谈的镜头，大多数的员工已对他十分友善，只有极少数的人仍在批评。甚至曾经公开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开始在看护报告上提出正面的看法了。令他惊讶的是，现在已有人告诉他小组会议的经过，告诉他病情进展的情形。他知道，自从进入五号病房以来，他已有长足的进步。
8月4日星期六，比利正要外出医院时，传来了电梯警铃声，电梯卡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电梯里还有一位心智障碍的小女孩被困。比利看到门外的电箱冒出火花，他知道一定是电线短路了。当走道上挤满病患时，电梯内的小女孩也开始尖叫、敲打电梯门。比利大声高呼求援，不久立刻有一位工作人员将电梯外门拉开。
凯莎琳健康技师这时也走出办公室，看到眼前一片混乱的景象；只见比利沿着缆绳滑下，打开电梯上方的小通风口，跳进电梯，站在女孩身旁与她谈话，让她安静下来。他们在里面等待电梯维修人员的到来。同时，比利还从内部检视电箱。
“你读过任何一首诗吗？”比利问那个女孩。
“我知道圣经。”
“可以为我背诵圣经里的诗篇吗？”
他们谈论圣经大约谈了半个小时。
当电梯维修人员终于让电梯启动时，他们两人在三楼走出电梯，女孩看着比利说道：“现在我可以要一罐汽水了吗？”
隔周星期六，比利很早就起床了。虽然画展很成功，但是他对于报社仍然称他为强暴犯很不满意。他必须学习处理杂乱的情绪，还是一种新的感觉──虽然迷惑，但对他的心智稳定是必要的。
当天早上，他决定慢跑至医院旁的“俄亥俄大学旅馆”附近，顺便买包烟。他知道自己不应吸烟的，以前只有亚伦会吸烟。但是，他现在需要吸根烟，治愈之后，他会再戒掉。
他走下医院台阶，注意到一辆停在入口处的汽车里坐着两个人，他猜想他们大概是访客吧！但是，当他跨过马路之后，那辆车从身后越过他。来到另外一条路上时，他又看见那辆车。
比利抄近路经过刚割过的草地，朝医院外间跨越一条小河的行人专用桥跑去，这时他已是第四度看见那辆车了，他继续往前过去。
就在踏上那座小桥之际，车窗玻璃摇了下来，出现一只握枪的手，有人叫道：“比利！”
比利当场楞在那见。他分裂了。
子弹并未射中已转身跳进河里的雷根，第二发也未击中。接着又是一枪。雷根在河床底找到一根木棍，然后沿着河堤爬上岸。他用木棍击碎那辆车的后窗，车子在仓惶之中逃逸无踪。
他站在那儿许久，全身气得发抖。刚才《老师》在桥上竟然僵住了──既软弱又优柔寡断，如果不是雷根立刻出来，他们全都会送命。
雷根缓缓走回医院，与亚伦、亚瑟讨论该怎么办。结果决定必须把这件事告诉郭医师。在这家医院里，他们的目标太明显，随时都可能被发现而遭杀害。
亚伦向郭医师报告早上的意外事件，并且说明目前休假外出的重要性。他告诉医师，必须找到一个安全地方，直到兰开斯特市的公听会举行那天为止。并且还要求郭医师在公听会后安排他离开俄亥俄州前往肯塔基州，由吴可妮博士为他治疗。
“这很重要，”亚瑟告诉亚伦，“绝不可泄露这次的枪击事件。那些家伙如果在报纸上未见到任何报导的话，心情一定会开始动摇。他们会担心比利将采取什么报复行动。”
“要不要告诉作家？”亚伦问道。
“除了郭医师之外，谁都不可以说。”雷根的态度颇坚持。
“《老师》固定在下午一点与作家见面，到时候他会出现吗？”
“我不知道，”亚瑟说：“老师消失了，大概是因为桥上的软弱表现而不好意思出现吧！”
“那该如何告诉作家呢？”亚伦问道。
“你口才不错，”雷根说：“假装你是《老师》呀！”
“他会知道的。”
“只要你以老师的名义说话，”亚瑟说：“他就会相信。”
“要我说谎骗人？”
“如果让作家知道《老师》分裂消失了，他会不高兴的，他和《老师》已是好朋友，我们不可冒着无法出书的危险行事。每件事都必须按预定计划进行。”
亚伦摇摇头，“从没想到你会要我说谎。”
“如果目的正当，”亚瑟说：“可以避免有人受到伤害，那就不是说谎！”
但在会面时，作家察觉比利的态度和言行不太自然，似乎太傲慢、口才太好、要求太多。比利说，常有人告诉他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但要有最好的希望。现在，他的希望无法达成了，他认为自己一定会被送回监狱。
作家认为他不是《老师》，但又不敢确定。比利的律师戈爱兰这时也来了。作家总觉得眼前正在解释为何要写遗嘱的人是亚伦，他说要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凯西。“在学校时，一直有个坏学生缠着我。有一天，他准备痛打我一顿，结果却没有。我事后发现，原来是凯西将自己仅有的两毛半钱给了那家伙，这正是他没揍我的原因。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件事。”
周末，在凯西家，丹尼和汤姆在墙壁上描画，亚伦则担心将在兰开斯特举行的公听会。如果赢了，郭医师便会送他去肯塔基州，吴可妮博士会帮助他。但是，如果法官裁定败诉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要他余生都在监狱或精神病院度过的话，那又将会如何？州政府要他支付每天超过一百元的医药费，他们要他所有的钱，他们要他破产。
星期六晚上，他无法入眠。隔日清晨大约三点钟时，雷根走在屋外，悄悄将机车推出去。晨雾从山谷中吹来，他感觉到自己很喜欢在晨曦中骑车，于是开始朝向勒冈水坝前进。
他喜欢黑暗中的雾气，因为在浓雾中行走，不论是在森林中或池塘旁漫步，都可以欣赏到前方的景色溶入虚无飘渺的意境中。清晨三点是他最喜欢的时刻。
当雷根到达勒冈水坝顶端时，一条狭窄的小路只容得下机车轮子通行。他关掉机车大灯，因为车灯在雾中的反光会令他目眩。这时，他可以辨识两旁的黑暗，保持在中心线上往前行进。这么做很危险，但也是他需要的刺激。他极想征服某些事物，想成为胜利者。
他从未有过在水坝顶上急驰的经验，也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他无法看得很远。但他知道行驶速度必须很快，否则反而容易摔落坝顶。他很害怕，但总得一试。
他踢了一下，轰然一声，立刻沿着狭窄的堤道中央急行风驰。当他安全骑过之后，他转过方向回头骑。他高声大吼、尽情哭泣，两颊流满了泪水，在夜风吹袭之下变冷了。
当雷根返家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桥上遭枪杀身亡，因为《老师》吓得僵在那儿，害得每个人都死了。
第二十二章
（1）
9月17日星期一是公听会之日。作家在医院走廊上看见比利正在等他。从比利的笑容和点头的姿势看来，他知道那是《老师》。两人彼此握手寒喧。
“很高兴见到你，”作家说：“已经好一阵子了。”
“发生了不少事。”
“戈爱兰律师到达前，我们先私下谈谈。”
他们进入一间小会议室。《老师》前前后后告诉了作家有关枪击事件、人格分裂、亚伦租了一辆新跑车、如果法院取消答辩机会，亚伦将启程前往肯塔基继续接受吴可妮博士的治疗等等。
“上个月你失踪时，冒充你与我谈话的人是谁？”
“是亚伦，很抱歉。因为亚瑟知道，如果让你发现我们再度分裂的话，你会很伤心。通常他并不关心别人。我唯一能做的假设是，枪击事件影响了他的判断。”
他们持续交谈，直到戈爱兰到达为止，然后就出发前往兰开斯特法院。
戈爱兰向庭上提出分别由乔哈丁医师、吴可妮博士、柯丝薇医师、郭大卫医师以及谭如茜博士所提出的医学报告。报告中，均一致同意，1974年12月的‘公路休息站'骚扰案与1975年1月的’葛雷西药房'抢案发生时，比利乃处于精神不健全的多重人格状态中。他们也都同意，当时比利并无能力协助他的律师葛乔治为自己提出辩护。
检察官路斯只传唤了一位证人，即布朗医师，他出席作证表示，被告十五岁时，他曾为被告诊疗，并且还送他到哥伦布市州立医院住了三个月。他还表示，在最近的医学科技下他会改变承认被告的病症为伴随多重人格而产生的分裂性障碍。但他又说，检察官曾派他前往雅典市与比利面谈，在那次探望中，比利或许不是真的多重人格者，因为多重人格者通常不会知道其他人格做的事。
步出法院时，戈爱兰颇为乐观，比利也很欣喜，因为他十分确定杰克森法官会接受四位德高望重的精神科医师的证言，而不是布朗医师。
法官向新闻记者透露，他将在两个星期内做出决定。
9月18日，郭医师见比利在公听会后心情一直很高兴，加上担心他可能再遭枪击，因此特别给予外出假。比利知道在妹妹家也不太安全了，所以决定前往纳许维尔的“赫金汽车旅馆”度假。他打算带着画架、颜料和画布去那儿，不受干扰地尽情作画。
星期二，比利用假名住进旅馆。他试着放松心情，但由于太过紧张，如何也无法松弛下来。作画时，耳边尽传来噪音。在搜索了房间和大厅之后，却发现噪音竟来自脑袋里──他自己的声音。他试毫不听，全神贯注在画笔上，但那些人仍在谈论，不是亚瑟也不是雷根，他无法立即辨认他们的口音，一定是那些《惹人厌的家伙》！现在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他无法工作、无法睡觉，而且也因为担心而不敢到妹妹家或返回雅典医院。
星期三，比利打电话给卢麦克约他出来。卢麦克到达时，看见紧张不已的比利，于是打电话给郭医师。
“反正你都值夜班，”郭医师说：“今晚你就在那儿陪他，明天把他带回来。”
有卢麦克陪伴，比利的心情轻松不少。他们在酒吧饮酒。比利谈到希望接受吴可妮的治疗。
“我会先在医院里待两、三个星期，直到吴可妮博士认为我可以到外面租屋独居为止。我想我办得到，即使有困难，我也能处理。然后，我会开始接受治疗，遵照她的指示去做。”
卢麦克静静聆听比利未来的计划、未来的新生活──只要杰克森法官能还他清白。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到了第二天清晨，两人才上床睡觉。他们起床后吃过早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