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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更透。思想家同小说家不期而遇地共同地注意到这些问题，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解剖着这个封建社会晚期的腐烂特征，探索着向何处去。这不是思想家小说家的异想天开，而是社会的客观发展在他们头脑中直接的或曲折的反映，至于反映的程度如何，当作具体的分析。但是作为一种带有共同性的探索性的思想潮流，那就有它的开拓者和继起者。而在小说领域里，这个开拓者应该是写文言小说的蒲松龄，继起者则是写白话长篇小说的吴敬梓和曹雪芹。这是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思想潮流方面的合流，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所以说单纯的认为《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不够全面，道理也在这里。
对于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看他对人类的贡献，不是要求他能达到他以后的人所能达到的水平，而是看他比以前的人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尽管后来的人对这些问题认识会越来越深刻全面，却不能以此来责备他的“局限性”。我觉得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暂不涉及他另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上的复杂性或矛盾，既应该与他之前的小说家比较，也应该和他以后的小说家比较，把他当作一个中间环节，或者说是个过渡阶段，那就可能更符合实际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蒲松龄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是有深刻的观察的，是满怀着愤怒的激情去揭露的，甚至在《促织》这样的作品中还敢于对为非作歹的皇帝流露微词，这就比过去的文言小说家勇敢多了。可是他的认识更多的是对于中下层官吏的表现，所以他幻想有清官来解民于倒悬。《聊斋志异》中不少本来是悲剧而偏偏又出现了虚幻的光明尾巴的作品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康熙时代，转别是中后期，贪污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施世纶式的“天下第一清官”究竟有几个？蒲松龄就看不清，不仅看不清，他自己还一直想作官，这岂不是矛盾？我不相信蒲松龄作了官就一定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因为他对荣华富贵是有幻想的，这和作清官又是矛盾的。比蒲松龄的生活稍微好的人不少，比他生活苦的当更多，但是他们却未必都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在“盛世”下“乐天知命”安心当顺民的大有人在。而蒲松龄却大揭“盛世”下的烂疮疤，替被迫害的下层人民提出控拆，这不正表现出他敢于正视现实的一面么？不要因为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盛世”的虚弱性，就再加他一个“局限性”的评语，要具体分析透他为什么没有认识到的原因就行了。蒲松龄是从农村下层的观点来观察当时的吏治的，带有农民的直观性和朴素性。他不了解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他也没有接触到上层的政治活动。用个形象的比喻，他的愤怒和控诉，正象俚曲中的“哭皇天”，只要“皇天”一睁眼，就会天下太平、史治清明、五谷丰登了，他的穷苦生活就有改变的希望了，至少可以变成稍微富裕的小康，不必为毕家老爷坐馆当“西宾”了。蒲松龄只能走到这一步，再往前就迈不开步了，需要接力的人。
十八世纪的小说家曹雪芹踏上了蒲松龄开辟的路，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蒲松龄眼下的“盛世”，到了曹雪芹的眼下就成了“末世”，因此他不去“哭皇天”，认为天也有缺陷，需要补。但是，补天的石头还有一块没用完就补上了“天洞”，结果呢，仍然不是好天，天下依然是“美中不足今方信”，怎么办？干脆等它塌了吧，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走到这里也止步了。这是“最后的问题”，他以后的小说家回答不了，只好由历史来回答了。
科举制度毒害了知识分子几百年，小说史上有谁提出来反对过？相反的是在小说戏剧中充满着状元发迹的故事。蒲松龄第一个提出来了，揭露了考场的种种黑暗弊端。但是，他还没触及制度，只认为考场之弊误了人才，革除此弊，有的即可得中，他自己就老想得中。他这种想法也是矛盾的，因为即使公正地得中的人，也并非真才。吴敬梓比蒲松龄前进了一步，在《儒林外史》的一开头，就说这个制度定的不行，使知识分子连行为出处都不顾了，所以他笔下淋漓尽致的揭示了科举制造出的假名士的丑态。吴敬梓也有才，但他看破了，无意于功名，洒脱得开，所以走得远。曹雪芹就比他走得更远，认为凡热衷于此道者，皆为“国赋禄鬼之流”，大有悬崖撒手的气魄，彻底看穿了连制造科举制度的那个社会也没出路，有才者又何所用？蒲松龄只能创造出灰心了的形象，吴、曹则创造出了摆脱此牢笼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制度，是志同道合的挑战者。
再如，蒲松龄观察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可是他一旦想找解决的办法就陷入窘境，连多妻制也想来调和，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他当然也有更理想的人物，但那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以花妖鬼狐的形象出现。吴敬梓则不仅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还敢写杜少卿拉着老相好的手游山玩水，放达多了。他自己的行为也狂放不羁，比蒲松龄更少受约束。曹雪芹不仅在理论上大胆地向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挑战，歌颂女子比男子钟灵毓秀，而且更创造出了现实生活中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男女青年的典型形象。封建礼教帷幕被他们逐渐撕破了。
仅从这几个方面，就能看出几位小说家是沿着一条路走过来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的出现，是由明朝的几部白话长篇小说为代表，那么，第二个高峰就是由清初文言的《聊斋志异》和白话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表现出来的。文白在思想上合流，把古代小说推向了最后的更高的新阶段。
四
《聊斋志异》使用的是文言，这对于它的传播和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但它在社会上居然广泛流传开来，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关键在于它是成功的小说，创造出了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历史所提出的新问题、新动向、新趋势，从而在读者的思想感情里引起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才能进一步影响到美术、戏剧、曲艺的再创造，甚至在近代还产生了专说《聊斋》的评书名家。这又进一步间接地帮助《聊斋志异》在社会上继续扩大影响，使之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书，变成海外许多国家争赏的短篇名著。因此，用《聊斋志异》的文言比古文的语言更浅近明畅的说法以解释其影响面广，是不够的。因为，它以前以后还有一些白话小说，语言是更好懂的，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赶不上《聊斋志异》，有的甚至早就被人忘记了，可见语言的文白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辩明这一问题，目的是把《聊斋志异》与“聊斋风”式的作品区别开来，后者曾长期被看作同前者是一个流派，这是很不恰切的。
继《聊斋志异》之后，又出现了《新齐谐》、《谐铎》、《夜谭随录》等一批笔记小说。有的仅笔法仿《聊斋》而杂记方物，既不敢触及社会问题，又写不出动人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无愤激之情，有闲暇之致，“戏编”文字以自赏，与人民的疾苦不相干，从精神上同《聊斋志异》是背离的，甚至是对立的，怎么能算作一个流派呢？
稍可同《聊斋志异》抗衡者，是乾嘉时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并欲取而代之。纪晓岚是总编《四库全书》的大学者，可是一比较蒲松龄，他就现出才短了。“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之？又所未解也。”为什么“未解”，分不清小说和非小说的区别嘛！按照他的看法，则其他长篇小说更不可解矣。一个不懂小说的人，要写一部书以代替盛行百年的小说，难免要落空。所以，《聊斋志异》盛行到现在，而《阅微草堂笔记》在社会上的影响就很小了。至于它以后的一些同类型的书，则“已不足以称小说”，更与《聊斋志异》不相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系统中空前绝后的一部巨著，未尝不可。
自序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卢耶？然五爷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
考城隍
予姐丈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一日病卧，见吏人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公言：“文宗未临，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时入府廨，宫室壮丽。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几上各有笔札。俄题纸飞下，视之有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寿籍。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白：“有阳算九年。”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又勉励秀才数语。二公稽首并下。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
公既骑，乃别而去，及抵里，豁若梦寤。时卒已三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问之长山，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后九年，母果卒，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忽见公镂膺朱幩，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奔询乡中，则已殁矣。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耳中人
谭晋玄，邑诸生也。笃信导引之术，寒暑不辍。行之数月，若有所得。
一日方趺坐，闻耳中小语如蝇，曰：“可以见矣。”开目即不复闻；合眸定息，又闻如故。谓是丹将成，窃喜。自是每坐辄闻。因俟其再言，当应以觇之。一日又言。乃微应曰：“可以见矣。”俄觉耳中习习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长三寸许，貌狞恶，如夜叉状，旋转地上。心窃异之，姑凝神以观其变。忽有邻人假物，扣门而呼。小人闻之，意甚张皇，绕屋而转，如鼠失窟。
谭觉神魂俱失，复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颠疾，号叫不休，医药半年，始渐愈。
尸变
阳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设临路店宿行商。有车夫数人，往来负贩，辄寓其家。
一日昏暮，四人偕来，望门投止，则翁家客宿邸满。四人计无复之，坚请容纳。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当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择。”时翁有子妇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购材木未归。翁以灵所室寂，遂穿衢导客往。入其庐，灯昏案上。案后有搭帐，衣纸衾覆逝者。又观寝所，则复室中有连榻。四客奔波颇困，甫就枕，鼻息渐粗。惟一客尚朦胧，忽闻床上察察有声，急开目，则灵前灯火照视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渐入卧室。面淡金色，生绢抹额。俯近榻前，遍吹卧客者三。客大惧，恐将及己，潜引被覆首，闭息忍咽以听之。未几女果来，吹之如诸客。觉出房去，即闻纸衾声。出首微窥，见僵卧犹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