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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迅速地招来了医生的反感，同时也触犯了医药刊物的编辑，因为他们不喜欢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把利润看得比人的健康更重要。医学界看到了鲍林的想法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感到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反应，而且必须迅速地作出反应。
这本书非常畅销，维生素C也因此身价百倍了。至少在公众方面来说，鲍林选择的时机可谓是恰到好处。60年代又再次出现了崇尚“自然健康”的热潮，许多人凭着自身的经验，相信人的肉体、精神和灵魂是合一的。汇入这一时尚洪流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归真返璞、选择天然食品的倾向；对瑜树修行的迷恋；对针灸、闭目养神和其他东方医药的信仰；早已失传的西方自然疗法和顺势疗法的新生。鲍林关于维生素C提供的信息回荡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医学走上了公司化、程式化和命令化的道路，过分依赖于药物治疗，许多人开始对这种情况产生了反感，希望把自身健康的责任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要尽量采用顺其自然的做法。鲍林发出这一信息的时机，正好是在美国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许多天然食品商店的时刻，几乎每一家商店都有供应草药的专柜，陈列养生和健康刊物的书摊，出售各种维生素的一个个庞大的货架。
鲍林这本书的出版在全国各地激起了一阵维生素C热。维生素C的销售量直线上升，一个星期里就翻了一番、两番、三番。药品店老板接受各地报纸记者的采访，鼓动人们到他们的商店去购买维生素C。批发店里的库存很快就出空了。“维生素现在已供不应求，需要量甚至超过了现有的生产能力，”一位药品公司的发言人在鲍林的书面世不到一个月时这么说，随后还补充了一句，“不过，提高生产能力并不合算，因为我们可以断定，这只是一时性的抢购风潮而已。”
这也招来了有关方面的迅速反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主任医师查尔斯·爱德华兹向报界宣布，全国范围内的维生素C热是“荒唐可笑的”，“尚无科学证据，而且从来就没有人做过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维生素C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鲍林发现，这个管理局曾在1966年提议，没有医生处方，不得出售每粒超过100毫克的维生素C片剂，因此，鲍林用讽刺的口气反驳了爱德华兹的说法：如果管理局坚持这一做法，那么，要是有人不到医生那里开药而想服用10克维生素C来治疗感冒，此人至少就得服用100片。“我想，吞咽那么多片维生素C碰到的困难，决不会亚于吞咽管理局在制定这些规则时所用的某些言辞，”他这样说道。
医药界报刊对鲍林的批评也同样激烈。《美国公共卫生导报》称，鲍林的书“只不过一种理论推测而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在评论鲍林的书时说道：“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作出的论述，而是一个为了推销某种货物的广告商声嘶力竭的叫卖……甚至那些吹捧莱纳斯·鲍林的人也不希望他写这么一本书。”《医药信函》的攻击则最为尖刻，指摘鲍林的结论“是根据胡思乱想或者很不严谨的临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同时，它还指出，尚未找到确凿证据可以表明，长时间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是安全的。
鲍林对书刊评论界就写作艺术发表的看法只能闭口不言，但对事实方面的偏差则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你们对我的书刊登的虚假而有欺骗性的言论，破坏和诋毁了我的名誉，我要求你们在报上正式更正和收回，并向我公开道歉，”鲍林在给《医学信函》编辑部的一封长达12页的公开信的开头这样说道。接下来，他逐点驳斥了他们的文章，强调他引用的都是非常严谨的试验资料，其中既包括瑞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的两份研究报告，也包括1970年爱尔兰学者对100名女学生进行的双盲试验①作的总结。这份总结报告表明，冬季每人每天服用抗坏血酸200毫克，就可以显著地降低感冒的发病率、病程的长度和严重的程度。至于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C的安全性，至今可以得到的全部证据表明，大剂量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是轻微的胃部不适或腹泻，再说，通过调整剂量，使人逐步培养起耐药性，这类症状就能得到缓解。鲍林还向这家刊物提出挑战，敢不敢到法庭上出示这方面的任何实例，说明到底有没有人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后身体健康受到了伤害。
①双盲试验，是指药物试验中，试验者和受试对象双方对试验的细节均不知晓，其目的在于防止试验结果受成见或心理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测定药物的实际功效。
谁也没有站出来应战，然而也没有人向他公开道歉。与此相反，《医学信函》刊登的那篇文章为一些大众化杂志竞相转载。其中就有一家名为《消费者报告》的刊物，重申了《医学信函》的几个观点，严厉抨击鲍林的书，并且声言说，在没有更多关于维生素C的安全性资料的情况下，鲍林的行动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鲍林一家订阅《消费者报告》已有几十年了，因而深为这篇文章的粗暴语调所震惊，鲍林将其称为“肆无忌惮而又毫无根据的攻击”。在主办该刊的董事会主席和会员的联席会议上，鲍林夫妇为自己的论点作了辩护，不过该刊同样没有作出相应的更正。
从《科学》杂志传来的消息也不妙，鲍林关于人体发育需要维生素C的论文被退了回来。鲍林将这篇论文立即寄给了《国家科学院学报》，他知道，作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他这篇文章毫无疑问能在这家刊物上发表。
围绕着鲍林这本书进行的争议源出于这样的一点：他本人没有作过有关方面的调查和试验。这本书阐述了他对分子矫正医学的看法，作出了人体发育需要抗坏血酸的推断，这些结论是很有意义的，但毕竟没有理论的证明。另外，他只是选用了少数几例的研究，表明维生素C在一部分人中具有预防感冒或缓解感冒症状的作用。这些内容作为会议论文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主张全体国民根本改变饮食习惯，理由就很不充分了。批评他的人指出，鲍林既没有找到清晰无误的理论来说明维生素C作用的机理，又没有作过认真的研究——根本就没有亲自进行过研究——表明长期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是安全的。医药界当时崇尚的信条是，为了保证饮食的平衡，才需要摄入少量的维生素，每天服用数克维生素C可能造成种种不良的后果，诸如胃部不适。胆结石等等，谁敢保证不会带来其他毛病呢？
为了发表自己的看法，鲍林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抛开让科学家同行审稿的通常渠道，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读物，这就招来了猛烈的批评。他的行为更像是趋附健身法时尚的人，不像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大多数医生对于新出现的治疗方法一般都比较保守，非常看不惯那些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健身运动。他们受到的教育也使他们死抱着这样的信念，也就是维生素C只能用于防治坏血病。因此，在他们眼里，鲍林更像是一个玩弄营养学概念的江湖郎中，鼓吹使用维生素，但终究是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人。
不错，他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大多数医生对他辉煌的科学生涯了解得不多。他已上了年纪，已经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生疏了；他这个人迷上了维生素C，然而又固执地相信自己不会错。维克多·赫伯特甚至在电视上为他作了这样的诊断：鲍林生了一种类似于老年性夸大狂那样的疾病。
让鲍林闭上嘴，这成了医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于《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这本书的争议，在1971年这一年里始终是一个热点。鲍林对来自医学界的每一种指摘，都有他自己的答复。是的，他并不清楚维生素C是怎样起到预防感冒作用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它具有抵御病毒和增强免疫力的能力。正如他在书中指出，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许能用经验所表明的那种办法，应用抗坏血酸来增进人体的健康，尽管我们对其作用的机理还缺乏具体的了解。”已经发表的文献都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具有良好的效果。实际产生的最坏结果仅是临时性腹泻或胃部不适，而且只要慢慢地加大剂量，这些症状就可以缓解。还未见任何真正的胆结石病例证明是由维生素C引起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大肆宣扬服用抗坏血酸纳这一种形式会带来危险，它可能造成饮食中含有过量的纳，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避免的，只需使用更加普通的抗坏血酸的非盐形式就行了。除此之外，鲍林还指出，内科医生可以毫不费事地嘱咐病人服用阿斯匹灵，这是另一种药理尚不清楚的物质，而且事实证明，它比维生素C具有更强的毒性。至于说到发表文章的方式，鲍林曾经试图在《科学》这家权威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这家杂志拒绝刊登他的文章。但是，维生素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实在太大了，而且鲍林的确上了年纪，因此不能再通过平常的渠道来传达这一科学信息了。他是想通过公众的力量来帮助公众，医生们也许会想到采取同样的行动的。
鲍林在进行反击时，强调了两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兜售任何一种医治普通感冒的灵丹妙药，他只是提倡控制感冒流行的一种可行的策略。他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各人对感冒的抵抗力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对维生素C的需要量也各不相同。有些比较幸运的人，不管体内有没有维生素C，从来不会生感冒；也有些人，无论服用了多少维生素，感冒还常常不断。这两种人各处于钟形曲线的一端，大部分则处于这条曲线的中间部分。鲍林相信，已有确实的证据表明，正是维生素C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抵抗力。他希望改变一下这条钟形曲线的形状，使千百万人能感到好一些，帮助人类减少一些所受的痛苦。
鲍林认为，在这一点上，医学界向钱看的风气和墨守成规的陋习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说，医生们忙着挣钱，顾不上读一读有关维生素C的文献，他们一味依赖于自己专业领域里诸如斯戴厄和赫伯特那样的专家发表的声明。“他们三番五次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不愿意回过头来看一看实际的情况，”鲍林对一位记者这样说。“他们或者是相互吹捧，或者是迷信权威，得到的是一鲜半瓜的知识，甚至是错误百出的信息，就是不愿核对一下实际的情况，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
换句话说，这一争论不仅局限于对科学事实的认识，而且已经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了。在此期间，这本书已经十分畅销，以至很快就安排出了纸质封面的简装本、在新版中，鲍林又专门针对医学界的批评增写了两章一此时，他对抗坏血酸的作用已更加深信不疑。事实上，为了回答某些批评，他又更加仔细地研究了有关的资料。他发现，即使他接受医生们为了证明药效而为试验规定的条件，也就是双盲试验（在这种试验过程中，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谁服用的是试验性药物，谁服用的是安慰剂），再加上他本人所作的限制，也即每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C要超过100毫克，随后再跟踪观察一段长时间内发生感冒的病例，所得的证据也是“无可辩驳的”：见诸于报刊的四次试验都符合有关的规定，其结果表明，维生素C在预防感冒和缓解感冒症状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医学界现在应做的事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是要进行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试验，全面认识大剂量维生素C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机理。
1971年12月，这本书的简装本正式面世。此时，由于冬天寒冷的季节已经来临，维生素C的销售量又再次扶摇直上。然而，试验所得证据并非全都有利于鲍林。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一批犯人注射感冒病毒，然后让其中11人服用抗坏血酸，采用的是鲍林建议的剂量，也就是每天3克，连续服用两周；另一些犯人则服用了安慰剂。结果，这11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患上了感冒。马里兰大学的这一研究很快就得到广泛报道，成了鲍林观点错误的一个证据——尽管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小型调查是一次双盲试验，有关结果也是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公之于众的，没有首先发表在一家权威刊物上。鲍林对此提出质疑，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方说，事先人为地对这些犯人注射病毒，这就可能超越人的免疫系统能够承受的程度，此时，即使服用维生素C来增强免疫力，也都会无济于事。
一般公众仍然相信鲍林的看法。1971年，对维生素C的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