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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鲍林一向在服从上级和独立思考之间，在讨人喜欢和坚持真理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进入高潮，这种平衡状态也开始动摇。此时，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上与可疑的团体搞在一起，可能招来很多麻烦，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鲍林与爱娃·海伦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打算后退一步了。
在杜布里奇发现人事工作出错后的几天时间里，鲍林向国家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以及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寄去了辞职信。这两个组织当时正处于受人攻击的状态，被指摘为受到共产党的操纵。鲍林还对美国和平十字军运动说，他不能担任这一组织的官员，这是一个鲍林曾经帮助发起的团体，此时也背着受共产党指挥的罪名。几个月以后，他又退出了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这是以法国物理学家、共产党人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为首的一个国际性组织，鲍林曾经同意担任该会的副主席。他因为“太忙”，他写道，无法对他们关心的事情“给予足够的注意”。在1951年余下的岁月和1952年大部分时间里，鲍林不想作任何严格意义上属于政治范围的讲演，不希望对报界发表政治性声明，不愿意参加被认为是亲共的任何团体。他喜欢像大多数自由派人士一样，埋头苦干，等待更好的时机。
关于鲍林的听证会原本可以不开，但它毕竟收到了某些人所希望的结果。听证会过后，鲍林看清了世态的炎凉，企求关起门来过几天比较安顿的日子了。
17 三螺旋结构（一）
鲍林点
令人惊奇的是，鲍林似乎有本领应付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同时又不明显地影响到他的科学研究。单是在1951年和1952年，他就正式发表了43篇文章，包括研究论文、科普小品、随笔注记、学术评论。其中有关于蛋白质结构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也有涉及到以下一些基础性课题的文章：基本磷键结构和有氧酸结构，过渡元素的硼化物和铅合金，氢分子的共振和金属化合物的本质，等等。他还表明，水分子可以在一个气体原子的周围聚合成漂亮的晶格，从而将水合物化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对钼的结构化学进行了评述，同时又开始研究一种新的铁磁性理论。在加州理工学院，他曾对博士生考试进行过改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也在报刊上得到了发表。此外，他开始编写一部新的教材，也就是经过大力修改的《普通化学》第二版。他在通俗刊物《科学文摘》上向读者说明了为什么“熟悉科学是合算的”。
奖励和荣誉纷至沓来。他被选为大名鼎鼎的美国哲学学会的副理事长，这一学会已经成为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起组织的一家知识分子的俱乐部，他成了由美国化学学会伯克利分会颁发的路易斯奖章的第一位得主。他被指定参加一个总统委员会的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研究国民健康的需要。他的画像被《通俗力学》杂志收入“半个世纪名人厅”。除此之外还有一长串各种各样的名誉和头衔。他甚至还在无意之中成了一位电影明星，他在弗朗克·卡普拉为加州理工学院招生服务的一部影片中粉墨登场，经受了导演的严格考验。
回到家里，一切也令人愉快，至少在鲍林的眼里是这样的情况。他家这所名为梅德尔山的宅院，往往是化学系庆祝新学年开始聚会的场所。鲍林就在自己家门前的草坪上主持这种聚会。食物比较简单，饮料则很充足。有人回忆说，有一次还上了潘趣酒，是用一支火箭的头锥作为盛器的。鲍林和爱娃款待成群结队的晚会来客，这些人多数是鲍林的同事或访问学者。有时，爱娃就在家里为员工的夫人们举行茶会。她与其中大多数人相处得并不和谐——在她看来，这些人衣衫不整，俗不可耐；客人们则认为她语言尖刻，政治上固执自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爱娃更感兴趣的是每月举行一次的民间舞蹈晚会。在她和鲍林出访英国归来后的几年里，这些舞蹈演员经常应邀来她家作客。爱娃向来就爱好音乐。将家具移到墙边，开上录音机，她就可以和这些朋友以及孩子们翩翩起舞，一连几个小时跳个不停——有一次，她情绪高涨，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手腕骨折。
民间艺术成了她的一种业务爱好。她为丈夫挑选全部衣着，因此，鲍林的服装打扮也开始显露出他特有的风格。50年代初期，鲍林的那些剪裁得体的西服和领带往往让位于休闲服装和运动衫裤，甚至在办公室里穿的衬衫也十分艳丽，上面印着奔放粗扩的种种图案。此时的鲍林，头上顶着渐见稀疏的灰白长发，一缕缕头发盘旋在脑袋周围，看上去很有点像爱因斯坦。上了年纪以后，他的个人风格又增添了新的内容：眼睛上是一副只有一半镶边的富兰克林式眼镜，与人谈话时，眼镜被上推至额头，窥视桌面上的材料以便说明某一论点时，又将眼镜下拉到鼻尖。有些时候，他戴了一顶贝雷帽。在流行灰色西服的50年代，这一切给他平添了几分自由叛逆者形象的色彩。鲍林对自己非常随便，毫不在意别人怎样看待自己，因此，他对自己的装束打扮感到非常自在。
至于他的几个孩子，看来也事业兴旺。第一个孩子小莱纳斯在檀香山一家医院的精神病科当住院医生，他决定带妻子到夏威夷定居，一个原因是当地有着天堂般的宜人气候，另一个原因是他希望不要离父母太近。此时，鲍林已有了第三代，长孙莱纳斯三世在1948年出生。由于相距太远，鲍林和爱娃很少去看望这宗线上的儿孙。
彼得弥补了哥哥远离父母的缺陷。他模仿父亲，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专业是物理和化学。这一点使鲍林颇感自豪，但是彼得的兄弟姐妹却很担心他有没有能力步父亲的后尘。彼得似乎一切都顺利，学习成绩达到了及格线。另一方面，他也像典型的大学生一样，养成了对啤酒和聚会的偏好。他与鲍林的一些研究生和博士后交上了朋友。1950年左右，在鲍林住处开始出现一种小型的社交场景。暖洋洋的下午，五六名年轻的未来科学家结伴同行爬上小山坡，到鲍林家喝啤酒，跳进游泳池泡上一会儿，与彼得开开玩笑。同时，这也是向身材修长的金发少女琳达·鲍林挑逗取乐的好机会。
琳达受到这帮年轻人的注目，心里很高兴。除了通常的一些原因之外，这也是达到心理平衡的一个机会，近来她愈来愈感到家里人不把她放在心上了。琳达对父亲向来是十分爱戴的，总想方设法引起他对自己的关注。她曾想做父亲的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儿，顺从恭敬，彬彬有礼，文静可爱。但是，除了头上被父亲机械地抚摸一下之外，她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鲍林的注意力，按其重要性的次序来说，完全集中在科学研究、爱娃·海伦和政治上，琳达充其量只能排到第四位。为了取得父亲的欢心，她曾在预科学校里努力培养自己对科学的爱好；18岁那年暑假，她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打工，用X射线测试合金；她还对家里人说，她希望进大学化学系深造。很好，鲍林说。琳达看到爱娃·海伦经常有机会与鲍林一道出外旅行，还看到父亲希望母亲同意或征求母亲意见时那一副神态，她甚至滋生出嫉妒之心了。琳达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天下午，她跳着华尔兹舞步盘旋着进入鲍林的书斋，向父亲展示自认为特别漂亮的一套服装。鲍林用眼角很快地瞟了她一眼，说，“你清楚，这套衣棠要是穿在你妈妈身上，那该多美呀，”说完话，他又转过身去继续进行他的计算了。
但是，琳达如今开始从父亲的学生们那里受到了热情洋溢的关注，为此她打心眼里感到很高兴。当鲍林和爱娃不在家里的时候，彼得和琳达就会与游泳池畔的同伴们开起正式的联欢会，有些时候规模比较小，有时候则会出现喧闹欢乐的场面。
即使鲍林也在场，这些年轻的客人，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博士后研究者，对这类聚会的爱好，几乎是不受影响的。他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少数几个有权进入这家私人寓所的莘莘学子。当然，在游泳池畔自然另有一番乐处，并且还可以找到机会，与鲍林一起在他的八角形书斋中谈论科学研究。有时，鲍林在理论研究之余，需要舒展一下身子，他就会徒步穿过草地，拣一块地方坐下，脸上浮起他那种商标式的微笑，开始与这帮年轻人神聊，讨论科学、政治和他们的前程。游泳池畔的短暂谈话也许就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麦特·梅塞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1952年的一个夏天，他上山游泳。他是彼得的朋友，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以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后来在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度过一年时间，现在考虑转学到芝加哥大学。这一天，鲍林身着西装领带，走进炎热的院子，俯身爬在游泳池边，一面用手拨水，一面直视这位青年，问道：“喂，麦特，下一学年你有什么打算？”梅塞尔逊说他要到芝加哥去。“但是，麦特，”鲍林说道，“这可是言不由衷吧。为什么不到理工学院来做我的研究生呢？”在游泳池边，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目光凝视着他，实在可敬可亲。梅塞尔逊仰头看着鲍林，说：“好，我非常愿意。”就这样，他在鲍林的指导下结束了学业，后来又到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分子生物学，获得了出类拔萃的成就。就像这样，一位伟人露脸不大一会儿功夫，迸发出星星点点智慧的火花，随后，他又钻进自己的住所，留下这群年轻人继续嘻笑和玩耍。这是用南加州游泳池聚会形式包装起来的活动：一群年轻人，豪情满怀，才华横溢，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古论今，海阔天空，谈论科学，无拘无束，言辞是那么慷慨激烈，场景是那么令人激动，实在让人难以想象。有人回忆说，鲍林的住所经常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
鲍林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一位教授。大多数人将他视为精神领袖，他在山中修行思考，接受神的启示，然后再将神授真理传达给芸芸大众。他给一年级新生讲课，已经开始带上了一种传奇的色彩。他会不时地穿插一些使人惊诧不已的花样——他可以用一支5英寸长的计算尺算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同时要求一些心存疑虑的一年级学生用手摇计算机验证他得到的结果（他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对于这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化学大师，学生们似乎从心底里开始喜欢从他头脑里不断流淌出来的睿智才思。听鲍林讲课，“就像身处一场优美的音乐会一样，”一位听众回忆时说道。
这些学生开始将鲍林视为自己的楷模。要成为另一个鲍林，一大秘诀在于能识别人们所说的“鲍林点”，“就是指事情已经到达可以求得正确答案的某种火候——此时，若再向前走出一步，或更深入一步，那么情况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答案也变得更难捉摸，”马丁·卡普拉斯作了这样的解释。卡普拉斯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当时也是坐在鲍林家游泳池边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鲍林点的实质就是审时度势地寻求正确的答案。”这一重要的技巧只有高明的大师才能真正掌握，这是一种胸怀全局的能力，在关键的时刻不在琐碎的小事面前唉声叹气，攻克一个难题时，未必一定要将每一个死角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潇洒而又不失时机地研究科学的方法。大多数人发现，这几乎是无法可以模仿的事。
对待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鲍林从来都不会采取护着他们走路的方法。他不主张为他们规定好每一步，甚至也不会给他们指出具体的方向——“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要么沉入水底，要么就自己独立地游向彼岸，”有一位学生回忆着说——不过，随着鲍林的名声日渐增大，他和学生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也渐渐染上了佛学大师传统布道的色彩。亚历山大·里奇新近取得了硕士的学位，他到鲍林的实验室里工作，希望尝试着做一点科学研究，但迟迟定不下具体的项目：他起先是作镰状细胞的研究，后来又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