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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多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这统领官既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诩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时间相等，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必令我去替他做好。那些书籍既各得安置在一个固定地方，书籍外边又必须做一识别，故二十四个书箱的表面，书籍的秩序，全由我去安排。旧画与古董登记时，我又得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全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地看懂了。
我的事情那时已经比我在参谋处服务时忙了些，任何时节都有事做。我虽可随时离开那会议室，自由自在到别一个地方去玩，但正当玩得十分畅快时，也会为一个差弁找回去的。军队中既常有急电或别的公文，于半夜时送来。回文如须即刻抄写时，我就随时得起床做事。但正因为把我仿佛关闭到这一个房子里，不便自由离开，把我一部分玩的时间皆加入到生活中来，日子一长，我便显得过于清闲了。因此无事可做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若说这是个人的幸运，这点幸运是不得不感谢那个统领官的。
那军官的文稿，草字极不容易认识，我就从他那手稿上，望文会义地认识了不少新字。但使我很感动的，影响到一生工作的，却是当时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说来，他还天真烂漫，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处置一切他总敏捷稳重。由于他那分稀奇精力， 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一束不可分离的丝。
到了这时我性格也似乎稍变了些。我表面生活的变更，还不如内部精神生活变动得剧烈。但在行为方面，我已经同一些老同事稍稍疏远了。有时我到屋后高山去玩玩，有时又走近那可爱的河水玩玩，总拿了一本线装书。我所读的一些旧书，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中奠基的。我常常躺在一片草场上看书，看厌倦时，便把视线从书本中移开，看白云在空中移动，看河水中缓缓流去的菜叶。既多读了些书，把感情弄柔和了许多，接近自然时感觉也稍稍不同了。加之人又长大了一点，也间或有些不安于现实的打算，为一些过去了的或未来的东西所苦恼，因此虽在一种极有希望的情况中过着日子，我却觉得异常寂寞。
那时节我爸爸已从北方归来，正在那个前驻龙潭的张指挥部做军医正。他们军队虽有些还在川东，指挥部已移防下驻辰州。我的母亲和最小的九妹皆在辰州同住。家中人对我前事已毫无芥蒂。我的弟弟正同我在一个部中做书记，我们感情又非常好。
我需要几个朋友，那些老朋友却不能同我谈话。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我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熟人中可没有这种人。可是不久却有个人来了，是我一个姨父。这人姓聂，与熊希龄同科的进士，上一次从桃源同我搭船上行的表弟便是他的儿子。这人是那统领官的先生，从一个县长任上卸职，一来时被接待住在对河一个庙里，地名狮子洞。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乐意知道的种种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自然也就更大了。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
当时的情形，在老朋友中只觉得我古怪一点，老朋友同我玩时也不大玩得起劲了。觉得我不古怪，且互相有很好友谊的，只四个人：一个满振先，读过《曾文正公全集》，只想做模范军人。一个陆彛揽偷某绨菡摺Ｒ桓鎏锝埽褪俏倚∈焙蛟诩际醢嗟耐В谝淮蔚霉勖畹拿朗跹Ｑ幕炒笾镜慕巧Ｕ馊说蹦昙颓崆岬氖苯冢阋煌讲酱忧〉焦颇希滞讲焦愣窒蛭鞔右瞬讲街钡殖啥肌；褂幸桓龌亟掏街Ｗ硬危有”愫臀以谛⊙Ю锬钍椋以诓文贝Π焓率苯冢阃谝桓龇孔永镒∠隆Ｆ匠Ｈ怂档亩嗍怯子写笾荆侗蚀尤郑颐堑笔比炊嗍谴尤侄薹ㄓ帽实娜恕Ｎ颐亲芤晕壳罢庖环萆畈皇俏颐堑纳睢Ｄ壳疤椒玻桨病Ｎ颐且暗阆杖プ鲆患拢还芩龅氖且患绾涡∈拢蔽颐俏疵靼滓郧埃艿萌梦颐侨ヌ粞。还艿酵防慈绾尾恍遥颐亲懿宦裨拐饷恕Ｒ虼说胶罄葱章降木鸵蚯鏊捅性诘钡卮蠛永铩Ｐ章淖隽诵【伲阄鹘鞲鞔Υ蛘蹋袷嗽谔以聪乇唤菘耸阶远角勾蛩懒恕Ｐ罩５拇踊破宜钠诒弦担诙髡揭院螅蚕Я恕Ｐ仗锏拇泳傺１弦底隽肆ぃ衷诨故橇ぁＮ揖统闪巳缃竦奈摇�
我们部队既派遣了一个部队过川东作客，本军又多了一个税收局卡，给养也充足了些。那时候军阀间暂时休战，“联省自治”的口号喊得极响，“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几个题目正给许多人在京、沪及各省报纸上讨论。那个统领官既力图自强，想为地方做点事情，因此参考山西省的材料，亲手草了一个湘西各县自治的计划，召集了几度县长与乡绅会议，计划把所辖十三县划成一百余乡区，试行“湘西乡自治”。草案经过各县区代表商定后，一切照决议案着手办去。不久就在保靖地方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 ，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另外还组织了六个小工厂。本地又原有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再加上六千左右的军农队。学校教师与工厂技师，全部由长沙聘来，一般薪水都比本地待遇高些。因此地方就骤然有了一种崭新的气象。此外为促进乡治的实现与实施，还筹备了一个定期刊物，置办了一部大印报机，设立了一个报馆。这报馆首先印行的便是乡治条例与各种规程。文件大部分由那统领官亲手草成，乡代表审定通过，由我在石印纸上用胶墨写过一次；现在既得用铅字印行，一个最合理想的校对，便应当是我了。我于是暂时调到新报馆做了校对，部中有文件抄写时，便又转回部中。从市街走两地相距约两里，从后山走稍近，我为了方便时常从那埋葬小孩坟墓上蹲满野狗的山地走过，每次总携了一个大棒。
附记
这个《自传》，写在一九三一年夏秋间，算来时间快有半个世纪了。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当时年龄刚及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 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的。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笔看来容易，要自己点头认可却比较困难。因为前后二十年，总是把所写作品当成一个学习过程看待，不大在成败得失上注意。这个《自传》的产生却不同一些。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因此仅仅用了三个星期，写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过上海交了卷。过不久印成单行本后，却得到些意外好评。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说来，不过是还不过关的一本“顽童自传”而已。书中前一部分学生生活占分量过多。虽着重在反对教“子曰”老塾师顽固而无效果教育方法，一般读者可能只会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到他们读我作品时，时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军阀大小割据打来杀去国势陷于十分危急时期。后一部分写离开家庭进入大社会后的见闻和生活遭遇，体力和精神两方面所受灾难性挫折和创伤，个人还是不免受到些有形无形限制束缚，不能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当时还以为到再版时，将有机会加以调整补充。事实上一九三三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环境一变，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弃了。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的创作都成了过时陈迹。现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忽然建议重发我的《自传》，我是颇有些犹豫的。时代前进了，我这本《自传》还能给青年读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实令人怀疑。但是这本《自传》确实也说明了一点事实。由此可以明白，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如今说来，四五十岁生长在大城里的知识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专业同行，也很难有机会读到我过去的作品。即或偶然见到些劫余残本，对于内中反映的旧社会部分现实，也只会当成“新天方夜谭”或“新聊斋志异”看待。只有少数中的少数，真正打量采用个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对他们或许还有点滴用处。因为借此作为线索，才可望深一层明白我一九二五年“良友”印的《习作选题记》、《边城题记》，一九四七年印的《长河引言》及一九五七年《沈从文小说选题记》中对于写作的意图和理想，以及尊重实践、言简意深的含义。再用来和我作品互相对照，得到的理解，必将比前人认识明确、深刻而具体。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发表，并作了些补充、修改和校订。
从文
1980年5月17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