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品：撒切尔夫人自传
作者：＇英＇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
内容简介：
姓名：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25年10月13日
出生地：英格兰肯特郡的格兰瑟姆
学历：牛津大学理学士、文科硕士学位
职务：前英国首相
里程碑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1925年10月13日生于英格兰林肯郡格兰瑟姆市。
1943年进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学院攻读化学。大学时代参加保守党，并担任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
1947年至1951年任两家化学公司的化学研究员，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法律，1953年林肯律师协会批准她为律师。
撒切尔夫人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61年任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1964年任下院保守党前座发言人。
1970年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5年2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1979年5月保守党大选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上台便抛弃了“共识政治”。撒切尔信奉货币主义理论，上台后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她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福利开支，四是打击工会力量。
1983年6月和1987年6月连任首相。
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
1992年6月被封为终身贵族。1993年5月任威廉－玛丽学院第二十一任名誉院长。
曾4次访问中国，1984年在北京代表英国政府与代表中国政府的赵紫阳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正文
序
作者的话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告诉我们说，人类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不幸都转瞬即逝。我们不能预见未来，更不用说决定未来。在家庭生活中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们在此前景上继续有所作为。同样，作为首相，当时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就也就是给予我的继任者一个更美好的国家……
译者的话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年10月13日诞生于英格兰格兰瑟姆镇一个经营杂货的小商人家庭，1979年当选为英国历史上首任女首相。关于这段由平民到首相的经历，已出版过数种传记，但本书则是撒切尔夫人本人对这一段生活经历的自述和回顾，可谓原汁原味。同时，本书也是《唐宁街岁月》一书的姐妹篇。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任首相前的个人经历；第二部分从哲学和思想理论方面阐述了她对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和道德观念的观点，论述的范围也随之从英国扩展到广阔的国际舞台。
作者在书中不仅回忆了个人人生和家庭的变迁，而且结合英国和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向读者敞开心扉，畅谈了自己对人生、家庭、社会、国家和国际问题的看法，并且介绍了保守党内部以及工党内部各派的观点。因此，这部自传对了解和研究英国这一段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为“铁娘子”早已闻名于世。此书不仅展示了她自强、自立的心路历程，而且披露了她作为家庭主妇的精细和作为女性的温柔乃至柔弱的一面。
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属于英国保守党的右翼。从这一立场出发，她对各种问题自然有自己的看法，并且直言不讳。书中所表述的仅代表她本人的观点。她把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见称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总体主义”。这与我国读者对这些词义的理解不尽相同。
大英帝国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走向衰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削弱， 其国力落在了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 到撒切尔夫人步入政坛时，“英国病”这一沉疴正在日益严重地缠绕英国。她抱着振兴英国的决心走进了唐宁街10号。她为英国开出了以提倡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回归家庭美德为特征的“撒切尔主义”处方。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长达11年之久，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都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了解“撒切尔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会有帮助，这也是我们翻译此书的用意所在。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翻译时对个别章节进行了必要的删节。
本书由谭荣根、戴声浦、徐效谦、王宝玉、陈芬、童一秀、沈蓓莉、虞海灵、马辉、李学兵等同志集体翻译。此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宗教、教育等许多专门领域，客观上增加了翻译难度，由于水平有限，如有不准确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98年6月于北京
第一章 边陲小镇童年趣事
1925一1943年：在格兰瑟姆镇
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清晰的记忆是关于交通的记忆。那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坐在婴儿车里，人们推着我穿过我们的小镇到公园去。我想我是在路上看到了格兰瑟姆镇的繁忙景象。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斑驳的色彩，穿梭般的车流，来往的人群，还有雷呜般的嘈杂，互相交织在一起。但是，说也奇怪，这是一个愉快的记忆，也是我首次置身于外部世界、我的自我感觉大概是良好的。
至于那些不太清晰的记忆，我们许多人的童年可能是一片朦胧。我的记忆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朦胧。阳光透过菩提树叶照进我们的房间，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在店里干活的人们，不时地过来搂抱我或塞给我一块糖来哄我。家里的人常说我小时候很乖。这一点我的政敌恐怕很难相信。但是我并没有出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
罗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当时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制鞋业中心。我的父亲想当老师，但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于13岁辍学。他到欧德尔学校去做工，这是一所不错的公学（即私立学校）。许多年以后，当我在下议院回答质询时，一位工党左翼议员埃立克·赫弗是我的老对手。他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便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欧德尔学校当木匠。但当我反击说，我的父亲曾在那座学校的食品店工作过时，他就无言相对了。
我的父亲做过几种工作，多数是在食品业，直到1913年他当上格兰瑟姆一家食品店的经理。后来他常说，他那时一星期挣14先令，12先令用于食宿、一先令积攒起来，剩下的一先令才用来零花。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父亲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至少6次报名参军，每次都由于健康原因被拒绝。他的弟弟爱德华参了军，成为现役军人，于1917年在萨洛尼卡阵亡。在英国没有蒙受过这类悲痛的家庭是很少的。战后全国各地都举行阵亡者纪念日，既认真又悲切。
来到格兰瑟姆4年后，我的父亲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认识了我的母亲比阿特里斯·埃塞尔·斯蒂芬森。她是一个裁缝，自己开了一家店，1917年他们在他们相识的那座教堂结婚，我的姐姐穆里尔于1921年诞生。
我的母亲很节俭，到1919年他们就能够利用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买下他们自己的店。我们的家就在店的楼上，1923年我父亲在亨廷托尔路又开了第二家店。这家店就在我后来念书的学校对面。1925年10月13日我诞生在北帕拉德店的楼上。
同年，我父亲的经营又扩大了，他把与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连的两栋房子买了下来。我们的店和家位于一个繁忙的路口，离铁路干线不过100码。格兰瑟姆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当“飞行的苏格兰人”机车风驰电掣地呼啸而过时，我们可以据此来校对我们的时钟。我最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花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父亲才在北帕拉德更远些的地方买了一栋有一个长条花园的房子。这是我们全家盼望已久的事。
“楼下开店楼上安家”的生活一言难尽。有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独具特色。其特点之一就是你总是在上班。不管是深夜还是周末，只要人们缺少咸肉、糖、黄油或鸡蛋，就来敲你的门。我们都知道，我们靠为顾客服务谋生，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抱怨。当然，我们首先要满足顾客的需要，有人敲门时我的父亲或者伙计就会去接待他们收取定单。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店有3个伙计，在亨廷托尔路的店有一个伙计。有的时候我母亲外出收取定单，这时她带着穆里尔和我一起去，结果我的姐姐和我认识了镇上许多人。
当然，我们不可能停止营业全家长时间外出度假。我们通常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亲和母亲必须在不同时间度假。父亲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参加他最喜欢的保龄球锦标赛。住在商店的楼上，孩子们可以比其他阶层的孩子们更多地见到父母。无论是吃早饭时，还是吃午饭时，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饭时，我都能见到父亲。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交谈，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专家。他总是争取提供优质货品，商店的布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柜台的后边有3排用红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屉，铜质把手锃光剔亮、柜子看起来金碧辉煌。柜子上放着大型黑漆茶罐。有时分给我的活是把袋装或箱装的茶、糖或饼干分装成一磅或两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后部有一个凉爽房间，我们称作“老面包房”，那里挂着咸肉，需要剔骨，切成细片。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附近还是一个担任传教的居士，经常有人请他去传教。他的布道很有感召力，知识性很强。有一天我问他，他布道时为什么用一种“说教的语调”，他听后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开会或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大不相同。
卫理公会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11点，全家去教堂作礼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去主日学校。从12岁起，我为唱圣歌的小孩子伴奏钢琴。那时我的父母还常去教堂作晚礼拜。
活动太多了我觉得并非是好事。我记得有几次我曾设法逃脱。我对我的父亲说，我的小朋友们不去教堂，他们能够出去散步。父亲回答说：“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他这么说；当我有时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也是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这种情操正如对我父亲一样对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总有其慈善的一面，这一点并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穷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那些勤奋工作略有积蓄的人家，其体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并不轻松。他们生活在刀刃上，担心一旦灾难降临，或者稍有松懈，手头稍有放松，就可能债台高筑，被投入贫困的深渊。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怀着最好的希望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缺少宽容。我记得我父亲与一位教友讨论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身无分文，带着年轻的一家，来到父母的家门。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清楚：那个孩子不好，永远也不会变好，应该把他赶出家门。我父亲的回答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他说：儿子就是儿子，当他上门求援时，应该用家庭的全部爱和温暖来欢迎他。即使天塌下来，人总得有家可归。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具有坚定原则的人。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不主张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影响别人的生活。他当市议员和后来当高级参议员时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的活动安排问题。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大都关闭。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附近的驻军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搅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静下来沉思冥想的人们。同时，他强烈反对（尽管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把星期天看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是个女孩，我对这些限制不以为然。但现在我可以体会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亲这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