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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是关于住户购买他们住的市政公房的权利问题，在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中，这一项是影响最广泛、最得人心的。1974年2月的竞选宣言向这些住户提供了购买他们住的公房的机会，但保留了市政当局为反对出售公房而上诉的权利，而且没有提出折扣问题。我们都想再向前进一步，问题是走多远。彼得·沃克不断敦促将“购买权”以最低价格扩大到公房住户。我的直觉趋于谨慎。并不是我低估了使更多人拥有房产的好处。而是我怕疏远了那些已经承受着很大压力的家庭。这些家庭节衣缩食以市场价格买了一栋新的私人房产，经受了抵押贷款利率提高和房产贬值之苦。这些人是保守党选票的基础，我对他们有一种自然的同情心。我怕他们会对那些公房的住户有强烈的反感，这些住户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突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实际上是一大笔资产。结果，我们失去的支持可能比得到的多。回想起来，这种论点似乎既狭隘又缺乏想象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在1974年当人民的住房价值灾难性地下跌时，这在政治上来说是不无道理的。
最终，我们沿着彼得提出的方向走了很远。1974年10月的竞选宣言提出，3年以上的公房住户有权按低于市场1／3的价格买房。如果住户在5年内又将房子出售，则要交出部分资本收益。到宣言最后定稿时，我们已经在数量上确定了对首次购买私人住宅或私人公寓房的人给予的帮助数额，即每储蓄两镑定金将得到1镑资助，到一定限额为止。（我们回避了取消房租限制问题。）
然而，竞选宣言中关于最低抵押贷款利率的上线到底许诺多少的问题成了我的最大麻烦。虽然由于我已列举的上述原因，我确信，在这一领域给予许诺是合理的，但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通货膨胀和利率的不断上升将使财政部的开支多么令人不安地增加。特德和他身边的人似乎没有这种顾虑。8月：日星期四，他把我从兰伯赫斯特召来，参加他在威尔顿街的新家举行的一次会议，到会者还有彼得·沃克、伊恩·吉尔莫和罗伯特·卡尔。宣言中关于把抵押贷款利率固定在“合理”水平的提法已得到一致同意。我受到很大压力，要我超越这种说法。特德他们想要具体的数字。我强烈反对，但最后我不得不让步，保证将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10％以下”。除此之外，我未同意提出具体数字。我希望事情会到此为止。
然而到8月28日星期三，我乘车从伦敦到桐布里吉去录制“保守党政治广播讲话”的路上，寻呼机响了，要我立即回电话。特德显然有话跟我讲。是威利·怀特洛接的电话。很清楚、他们两个，肯定还有核心圈子的其他人，正在开会。特德接过电话，他要我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我们将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的具体数字，并且是我力所能及可以降低的最低数字。我说我可以理解低于10％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这种需要可以用9。5％的数字得到满足。真的，我不能再把它降低了，再降低就有点太轻率了，我已经为将来的开支担心了。我不喜欢这种习性，即为了一时的政治影响而把数字搞得满城风雨，而不是很好地考虑它们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坚持9。5％。
关于地方税的问题情况也是类似的，6月21日星期五，当我们在影子内阁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设法避免作出任何确定的承诺。我想我们的做法应当是所有各党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共同进行改革。我第一个承认这样做不大可能使人感到吃惊。这个问题比住房问题更为困难，在这一领域做出轻率的保证是不明智的。特德对这些都不接受，他说我应当再想一想。几天以后，下议院就地方税进行的辩论确实表明需要更明确的方案。我们主张根本性的改革、暂时减少地方税，规定水费应有税收回扣。在我的发言中我提出中央政府有权限制地方政府的开支，有权对地方税进行总体调查。但是，尽管我作为议员获得了未伤毫毛的名声，环境大臣托尼·克罗斯兰还是占了上风，他主张增加中央政府给地方当局的补贴，而不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大的改革。他的胜利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增加补贴未能降低地方税，反而提高了地方开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克罗斯兰严肃地宣布：“宴会结束了。”
7月份，保守党研究部的查尔斯·贝莱和我一起起草宣言中关于地方税的部分，我们仍然从进行一次调查和临时减少地方税角度制定计划。我到影子内阁指导委员会去讨论我们的方案。地方开支中最大的一项是教师的工资。我主张将这项开支转移到财政部。我提出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用一揽子拨款的办法取代地方税，地方政府同时有权支配在中央政府限定的总数以内的开支。我提到的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至少向出席会议的人表明，在地方税问题上做点事和知道做什么有很大区别。
8月10日星期六在圣斯蒂芬俱乐部召开了候选人大会，我利用我在会上的讲话宣传了我们的政策。我主张地方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考虑到个人的支付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建议将教师工资转移到财政部负担并实行更好的临时减税办法。这时是新闻淡季，是一年中推出新方案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利的宣传。
我当时觉得似乎这证明我们可以不提出更具体的数字就可以在竞选运动中获胜。实际上，回顾这段时期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太具体了，因为，正如我15年以后发现的，像把劳务费从地方转“移到中央政府的这种措施本身，并不能降低地方当局的税率。
我本来想离开伦敦的湿热天气和政治的纷扰，到兰伯赫斯特同家人过个愉快的假期，这将是3年来的第一次。但这次又不成了。电话铃不停地响，特德和其他人一直催促我更多地考虑新方案。然后到8月16日星期五，我又被叫到威尔顿街去参加另一次会议。特德、罗伯特·卡尔、吉姆·普赖尔、威利·怀特洛和党中央总部的迈克尔·沃尔夫等人都到会了。我很快明白了开会的目的：他们要迫使我同意在竞选宣言中做出承诺，在一届议会期间全部取消地方税。我表示反对，理由与反对保证把抵押贷款利率降到9。5％以下是一样的。但是特德和他的核心圈子被他们在2月的意外失败吓坏了。在新一轮大选中获胜的迫切愿望使他们急不可耐，要抓住救命稻草，或者用他们的行话来说抓住宣言这个“金块”。
为地方开支筹款有各种办法。对于中央政府拨给地方政府一揽子补贴的制度，我们都感到忧虑。因此，我告诉影子内阁，我认为财产税改革似乎是最省事的选择。不过我心底里还有一个想法）即以地方征收汽油税来补充财产税。乡然，对这两种方案都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但至少比提高所得税要好。
无论如何，我的同僚们所关心的，很明显，就是保证取消地方税，特德在威尔顿街的会见中坚持这一点。我由于再一次被迫提出一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而感到受到伤害和愤怒。但是我想，如果我把处理具体问题的小心谨慎态度和我大胆的表达风度相接合，那么我就可以使我们的地方税和住房政策成为为党赢得选票的手段。这是我当时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
8月28日星期三下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会上我宣布了我们的最后方案。我毫不迟疑地宣布了一揽子措施——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9。5％左右，取消地方税。正如老练的《旗帜晚报》记者罗伯特·卡维尔说的“饱经风霜的记者们对这些措施几乎象对党中央总部提供的雪利酒一样的欢迎”。报上登的大都是关于我们的消息。人们普遍认为，自2月大选失利以来，这是党得到的最大鼓舞。甚至有人谈论保守党可能在民意测验中又要领先，当然这过份乐观了。建筑协会联合会欢迎抵押贷款利率9。5％的方案，但对我提出的费用的数额表示怀疑。事实上，我愤怒地告诉他们，是他们的计算有错，然后他们收回了。在经济问题上持右派观点的人持批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我们需要争取回来的保守党基层党员非常欢迎我们的方案。关于地方税的保证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工党惊慌失措了。不寻常的是，“举办宴会”的托尼·克罗斯兰反应过火，将我们的方案说成是“玛格丽特仲夏的疯狂”。然而所有这些宣传报道对我个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当时我不知道，从这时起到1974年10月竞选运动结束的这段时期使我有机会在全国和议会中的保守党党员中留下好的影响。没有这些，我后来的事业无疑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第二节 第一次再思考
虽然我作为环境事务发言人的职务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从那年6月底开始，我又参与了另外一项事业。这项事业对保守党、对国家和对我个人都将有深远的影响。建立政策研究中心其实是基思·约瑟夫的想法而不是我的。他从希思政府的残局中摆脱出来，坚决认为有必要从基本原则上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要做这件事，基思确实是理想的人选。他具有必要的智慧、正直和谦逊的品德。他对经济和社会政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有长期的从政经验。他有着与性格、观点、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建立友谊和相互尊重的超乎寻常的本领。虽然感觉强烈时他的言辞可能激烈并有说服力，但他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他从来不是被动地听。他研究各种论点和主张并将回家去思考的问题记录下来。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不断地反省使他具有理智的自信。他在怀有敌视情绪的听众面前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的勇气赢得了他的朋友们的称赞，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天性腼腆，甚至胆怯。他这个人太好了，几乎不适合搞政治，只是政治中如果少了一些好人，就会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基思我不会成为反对党领袖，也不会取得我任首相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政策研究中心和艾尔雷德·谢尔曼，基思也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这样说也是公平的。这两个人除了都是犹太人之外，没有共同之处，要不是亲眼看到他们在一起工作是多么富有成效，人们很难相信他们能在一起共事。
就我所知，基思和艾尔弗雷德初次见面是在1962年，当时基思是住房大臣，艾尔弗雷德在《每日电讯报》报导地方政府事务。他们经常有接触。后来在“改革俱乐部”的一次讨论之后，基思征求艾尔弗雷德对他带来的一篇演讲稿的意见，自那以后，基思经常征求艾尔弗雷德的意见。在希思政府的早期，他们接触少些。但在3天工作周期内，基思与艾尔弗雷德常见面讨论中东问题，艾尔弗雷德可以说是中东问题专家，他为以色列一家希伯莱语大报写文章。
艾尔弗雷德的才华有自己的特点。他以一个改变信仰者（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的热情，以及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辩论家的技巧，着手构想一种新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我觉得，他对政策背后蕴藏的哲理比对政策本身更感兴趣。他擅长把许多结构草率的论点理清，而不是设想出新颖的方案。但是，他的头脑清晰有力，他能完全置他人对他的感觉和意见于不顾，这使他和基思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与基思进行有力的配合。艾尔弗雷德帮助基思把政策研究中心变成了保守党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地。
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件事。不过我从基思那里了解到，他正在想办法把他在影子内阁中承担的政策研究工作转移到建设性的渠道。3月份，经特德同意，基思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特别是西德实行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 进行比较研究。 特德派亚当·里德利参加中央政策研究中心的董事会（亚当在保守党的研究部内担任他的经济顾问）。除此之外，基思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行其是。极其信奉自由企业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奈杰尔·文森，负责给中心找办公地点。后来在靠近维多利亚的威尔弗莱德街找到。主持英国一北美研究协会的西蒙·韦伯利确保中心出版物登载的文章永远兼顾经济理论和工商业的实际情况。此后在1974年，现在的主任，杰里·弗罗斯特也加入了中心，并为可能是一片忙乱的知识分子们建立了一些行政秩序。其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还有乔克·布鲁斯—格丹和彼得·尤特莱。中心的成功还得益于秘书和厨师的辛勤工作，厨师每周两次供应伦敦最物美价廉的午餐。（也许并不一定总是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