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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会稳定。
前中欧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虽是难以对付的，但其规模较小一些。自然，东德能够与欧洲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合并。匈牙利在其共产主义统治的最后几年已经向西方式的经济走了一段路。意义重大的是，当波兰政府，特别是捷克共和国政府最早作出了最大胆的决定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时，它们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就。
波兰最大的有利因素是共产党人大体上没有实行农业集体化。因此共产主义未能完全控制经济，就像面对天主教的抵抗它未能控制整个社会一样。可是，共产党人进行经济改革的企图失败了。确实，它最大的遗产是恶性通货膨胀。团结工会领导下的政府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它的设计师莱谢克·巴尔塞罗维奇有意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同时采取措施废除物价控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减少预算赤字和取消了几乎所有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通货膨胀显著下降。新的小企业应运而生，货物流进了商店。的确，它们的价格使人难以接受，但是许多人认为生活水平下降的说法只是根据虚构的统计数字得出的，因为波兰人以前已面临商品奇缺。后来，在改革里最后增加了私有化计划这一重要内容。现在，私营部门占了经济的55％。可是，成功里也搀杂有失误。无节制的福利支出使预算赤字似乎会继续下去。自从在1993年左派取得政权后，私有化计划似乎放慢了。由于欧洲共同体对波兰产品没有充分开放市场，作为对这一做法的部分反应，波兰又有再一次提高关税率的倾向。可是，两下一平衡，改革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它的失败，以致波兰的经济在1993年和1994年增长了大约4％，1995年的情况似乎也会一样好。没有必要把右派在1993年大选中的失败归咎为人们对改革进程本身抱有不满。由于（大多数新的民主团体轻率采取的）比例代表制，在一些互相竞争的小党中反社会主义票数的分散必须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在捷克共和国，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很显著，这与斯洛伐克恰好相反，因为后者有意识地保持了更加社会主义的方向。当然，捷克人继承了工业成就的传统，甚至40年的共产主义也未能将它消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列入世界最先进的行列，平均人口收入与法国相等。此外，捷克的改革家们与波兰的同行不一样，他们没有继承恶性通货膨胀，也未非得要寻求共产党人对他们改革措施的支持。在先任财长后任总理的瓦茨拉夫·克劳斯的坚定领导下，采取了激进的战略，没有对希望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要求作出让步。捷克取消了价格控制，削减了补贴，急剧减少了公共费用，并且为了贸易原因可以兑换货币。通过担保人开始实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改变了所有制形式，现在有80％的捷克资产在私人手中。经过了变革的创伤后，经济开始在健康的基础上增长（1994年为2。5％）。尽管旧的、“效率差的工业出现了轻度的经济衰退，现在失业率是低的（1994年为4％）。与波兰和匈牙利不同，在捷克共和国推动必要的经济改革的那些人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回报，这本身就是使改革会继续下去的最好保证。
可是，也许在原先东方集团国家中最小、最穷的阿尔巴尼亚的例子能最好他说明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创造性潜力。阿尔巴尼亚曾经生活在时间停滞的情况下，与外界的政治或经济接触完全被切断。它没有像样的运输工具，无望的、过时的工业压在了肩上，农业完全实行了集体化，多疑的统治者在风景区到处修建了掩体。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再一次从头做起，它现在正在这样做。突然间大量的向外移民给阿尔巴尼亚的邻国造成了直接困难，但在那以后给它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再加上外援，于是开始出现了消费社会。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能从集体农庄和掩体抢救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开了用于新建的私人农场。由于政府已经取消了物价控制，这些农场很快能向人民提供粮食。阿尔巴尼亚现正取得几乎任何人都认为不可能取得的成绩：它的经济连续两年以两位数字在增长。当然，这是从很低的水平开始算起的。外国投资占了它低工资成本和缺少规章的便宜，正在利用该国的矿产资源和开发它的旅游潜力。
因此，原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不一，这证明了我的主要论点，即虽然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不是不重要，但是不管何时何地采用了自由企业这一方案就能奏效。此外，它的应用对于巩固民主也非常重要。最近对10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舆论调查表明，几乎在每一事例中，对旧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怀念都与未能向自由经济快速转化有关。
第八节 两种模式——英国和德国
中、东欧的经济改革家们自然试图研究在他们想重建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最成功的模式。他们当中许多人把眼睛看着英国，特别是想学习私有化的做法，虽然这些做法必须适应不同的情况。但是美国和德国的例子最有影响。
美国与欧洲的资本主义模式有明显的区别。美国人传统上强调有必要实行有限的管理、少量的规章、低税收和尽可能灵活的劳力市场。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它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它一直比欧洲成功。自60年代以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只增长0。3％，而美国每年是1。8％。此外，美国与欧洲不一样，它的大多数工作机会都是私营部门创造的。在欧共体内，失业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占失业人数的40％，而美国是10％。
在美国政府中有些决策人赞成对培训、工业政策和受管制的贸易进行干预。近年来他们对欧洲模式，特别是德国的模式，给予了许多积极的考虑。因此要了解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体制的弱点和毋庸置疑的优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世界上自由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榜样和代表在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上偏离了它，就会严重关系到整个自由企业制度。
战后西德成为了欧洲的主要经济大国，人们正确地把这称为“经济奇迹”。德国人的成就的特点是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生产率高。这反映了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政策的特点，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政策的特点，当时他们对“社会市场”这一做法强调的是“市场”而不是“社会”。在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国家干预和工会与行政的共同决定（即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增多，上述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税收以及对雇主规定的负担大大增加了，有人认为现在已接近工资的100％。虽然德国的经济成就一直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由于上面两个负担，再加上在扩大接纳前共产主义的东德时没有处理得很好而带来的冲击，以前促使德国资本主义取得了成就的某些特点如今却导致了严重问题，有征兆表明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工业的协商一致蜕变成较为死板的总体主义，这降低了德国工业灵活迎接来自亚洲和中欧挑战的能力。无论是对一个个的德国公司来说还是对整个部门来说，情况都是这样。意味深长的是，1994年德国雇主将东德的工资提高到西德的水平，这一做法证明其危害很大，最后几乎不可能办到。在经济中，只有当集中进行工资谈判已成为公认的准则时，才能实行这一决定。
此外，在所有国家中现在德国劳动力的工时最短，假期最长。亚大地区工业竞争者每小时的工资成本只有德国的1／6，这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相对而言，德国比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更加依靠制造业。
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德国目前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这已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它将会更加诱使德国继法国之后推动欧洲共同体走向保护主义。但那将会是自我挫败，因为保护主义在国内减少了对效率的激励，而在国外却刺激了效率的提高。应当补充一句，这一分析决不是“反对德国人”。的确，正是由于德国人所具备的优秀品质，德国在资本主义中开始代表的更加总体主义的模式才能取得像现在这样的成就。
第九节 “稳定”的诱惑
德国管理比较严格的资本主义模式所引起的诱惑不仅来自德国自身所取得的令人钦佩的经济成就，它也起因于人们总是希望安全和稳定这一愿望。这种愿望使决策人舍弃了自由市场具有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以追求有条不紊的秩序这一迷惑人心的保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目前在工业中有主张国家进行干预的倾向，尽管支撑它的经济理论早已名声扫地。这也解释了目前很令人关注的另外两件事情。第一，寻求一种能够保持货币稳定的新构架，由国际组织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思路对它进行监督；第二，认为道地的保护主义提供了唯一的希望，以抵挡新的、成本低的生产者所进行的破坏性竞争。这些观点中的每一项都是杰出的倡导者们提出的，第一项的倡导者是保罗·沃尔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委员会，第二项的倡导者是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
在我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追求汇率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害处。奈杰尔·劳森在1987年3月至1988年3月期间使英镑追随德国马克的汇率给我自己的政府所执行的反通货膨胀带来了损害。后来，在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内追求死板的比价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陷入了不必要的、严重的衰退。但无论怎么说，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指出的，根据1944年设想出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它最终于1971年失败——有关固定汇率的经验，难以证明它有时得到的赞扬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它只打算实行8年（从1959至1967年），但即使在那些年里，也没有放弃汇率的变动。此外，70年代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的最后几年已经开始。它最终的垮台反映了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主权国家不愿将它们的利益屈从于死板的汇率，从而把其他国家经济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到它们自己的国家里来。所有经验都表明，企图固定汇率的做法事实上没有加强稳定，除了在很短的时间外，也没有增强信心。它们仅保证在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不和的情况下能进行一些调整。谈论“重建布雷顿森林会议”只是怀旧，我们不能这样做，事实上我们甚至也做不到这一点。正如一位杰出的、汇率机制原来的支持者塞缨尔·布里顿爵士最近所写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或者汇率机制式的固定的、但是可调整的（联系）汇率也许不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必须直截了当地选择采用浮动汇率或是与伙伴国家建立完全的货币联盟”。由于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原因，我坚决选择浮动汇率。塞缪尔爵士也许会竭力支持另外的选择，但我们都知道不能在中途停下来。
我更赞同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对于国际经济情况的分析。詹姆斯爵士要人们注意国外竞争对成本高、管理过多的欧洲工业所提出的挑战，这是对的，因为他看到这种工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的剧增——除非我们围着欧洲经济发达国家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研究结果表明新兴市场的竞争的确已开始使实际工资下降，并在使欧洲大陆部分的失业上升。这些是我们必须对待的实际问题。
但是自由贸易的好处不在于参加国具有相似的文化或制度，也不在于它们有同样的经济潜力。互利来自利用各个不同国家的相对优势。詹姆斯爵士认为现在有40亿人正在加入世界经济行列，他们提出了他称之为的“一种完全新型的竞争”，不过他也许夸大了这一竞争的即时性和规模。40亿这个数字似乎包括了除了发达国家以外的全世界的人口，男人、女人和孩子。也不是所有这些人都会很快地参与世界经济，在中国和前苏联集团正在与我们竞争的低工资工人的经济潜力也非常不一样。
自然，亚洲“四虎”的经验表明，至少在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工业技术和生活水平会很快提高。但会从中产生两种结果：它们不再是低工资竞争；它们将日益成为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将再一次为所有人带来好处。
诚然，即使西方国家绝对来说会繁荣，但相对来说，它可能认还存在着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已受到了低成本竞争的危害，因而需要劳动市场有更大的灵活性，有方向对头的培训和再培训计划，以及按照目前家庭信贷规定给予生活最贫穷的家庭有目的的帮助。
人们必然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