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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死得真可惜。是个好战士，又是个呱呱叫的手风琴手。“保尔也站在人群里。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机枪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要干什么？”拉手风琴的战士斜了保尔一眼。
托普塔洛也站住不跳了。周围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喊声：“怎么回事？干吗不让拉？”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来，我来试试。”手风琴手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士，迟疑地把皮带从肩上褪了下来。
保尔照他的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然后，猛然一拉，风箱像扇子似的拉开了，手指在琴键上飞速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的舞曲：喂，小苹果，
你往什么地方滚哪？
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托普塔洛立即随着那熟悉的旋律，跳了起来。他像雄鹰展翅似的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豪放地用手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价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用琴声鞭策着他，用急骤奔放的旋律驱赶着他。他顺着圆圈，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旋转起来，一面交替地伸出两条腿，一面气喘吁吁地喊着：“哈，嗨，哈，嗨！”一九二○年六月五日，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战斗，突破了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结合部的防线，把堵截红军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打得落花流水，开始向鲁任方向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急急忙忙拼凑了一支突击部队。五辆坦克在波格列比谢车站刚卸下火车，马上就开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绕过敌军准备反攻的据点扎鲁德尼齐，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波军后方。
波军急忙派出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跟踪追击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集团军突进的目标是波军后方战略重镇卡扎京，这个师便受命从背后对骑兵第一集团军进行袭击。但是这个作战行动并没有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第二天就堵住了战线上的缺口，在骑兵第一集团军后面重新把战线连接了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插进敌人的后方，摧毁了他们的许多后方基地，正准备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起猛攻。各骑兵师在运动过程中，破坏了沿途许多铁道和桥梁，以便截断波军退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从俘虏的口供里了解到，波军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实际上，战线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于是决定拿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代替已经牺牲的库利亚布卡，在这个骑兵连的排头骑着马前进。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样一个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提出了要求，保尔就被编入了这个连队。
快到日托米尔的时候，骑兵摆开了扇面似的队形，快马加鞭，冲了过去。银色的马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马蹄下的大地飞快地向后奔驰，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市，向他们迎面扑来。骑兵穿过郊区的花园，冲到了城中心。
“杀呀！”——像死神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声在空中震荡。
惊慌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飞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细腿黑马的，就是那个跳舞的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剽悍的骑兵战士挥起马刀，毫不手软地劈下去，砍倒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举枪瞄准的波兰兵。
马蹄有力地踏在石头马路上，发出一片得得的响声。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架在路中央，三个穿蓝军装、戴四角帽的波兰兵，弯着腰守在机枪旁边。还有一个波兰军官，领子上镶着蛇形金绦，一见红军骑兵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这时，托普塔洛和保尔都已经勒不住战马了，他们迎着死神的魔爪，径直向机枪冲过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飞了过去。那个军官被战马的胸脯撞出去老远，脑袋磕在石头上，仰面朝天倒下去了。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迫不及待地发出了疯狂而粗野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几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的战马竖起前蹄，吃惊地嘶叫着。它带着保尔，猛地一蹿，越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
马刀在空中画了一个闪光的弧形，砍进了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里。
马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准备向另一个脑袋砍去，但是，那匹跑得性起的战马却蹦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骑兵连的大队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涌向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左右砍杀。
监狱的狭长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了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那些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城里在进行巷战——难道真是自己的队伍从什么地方打回来了吗？真的就要得到自由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来。走廊里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快出来吧！”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几十只眼睛从小窗里向外张望。他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一下接着一下。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
排长齐加尔琴科一把夺过手榴弹，说：“快住手，疯子！你怎么啦，傻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
砸不开，就用钥匙开嘛！“这时人们用手枪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
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欢乐得发狂，一下子挤满了走廊。
保尔打开又高又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
“同志们，你们都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把这个城市占领了。”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就像保尔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座石头牢房里囚禁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把他们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另外还关押着二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现在他们都得救了。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些人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仗都要宝贵。
而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转眼变成了阳光灿烂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政治犯，欢天喜地地跑到保尔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脸上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萨穆伊尔讲到故乡舍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熔化了的铁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上。
“一天夜里，我们大伙一下子全给抓了起来，有个无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部落到了宪兵队的魔爪里。保尔，他们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别人少吃点苦头，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可别的同志身体比我结实。我们没什么再要隐瞒的。宪兵队什么都知道，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掌握了。
“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哪。保尔，有好些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勃鲁扎克，县城里的罗莎·格丽茨曼，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一对眼睛总是那么信赖别人。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大概还记得，他也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成天乐呵呵的，常拿老板画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是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当中有六个女的。大伙都受尽了极其野蛮的折磨。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谁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这以后，罗莎就说起胡话来，过了几天，就完全疯了。
“那帮野兽不相信她真疯，说她是假装的，每次提审都打她一顿。后来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她都没人样了。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只眼直瞪瞪地发呆，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表现都很好。他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保尔，要把他们死难的情况全说出来，难道可能吗？不可能。他们死得真惨！没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的案情最重，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的时候，又搜出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给她安上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尔，临刑那几天的情景我真不愿意讲。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说说。军事法庭判处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他同志全部枪决。
“我们原先在波兰士兵当中做过策反工作，这些士兵也受到了审判，比我们早两天。
“一个年轻的班长，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他们杀害了。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判决以后，我们就都关在一起了。临刑前，把我们转到了监狱里。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靠近医院的地方竖起了绞架。隔不远，靠近树林，就在大道旁边的陡坡上，又选定了一个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书张贴出去了，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把老百姓从城里赶到绞架跟前。有的人是因为好奇，虽然心里害怕，也还是来了。绞架旁边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看去，人头攒动。监狱四面围着木栅栏，这你是知道的。绞架就离监狱不远，我们都能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调来了。一个营的军队封锁了大街小巷。还特地为判处绞刑的人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默不作声地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就连诀别的话也说了。只有罗莎还在牢房角落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些什么。瓦莉亚因为遭到强奸，又挨了毒打，已经不能走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有两个从镇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互相拥抱着诀别，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叫斯捷潘诺夫的小伙子，是从县里抓来的，很有力气，像个摔跤运动员，被捕的时候同敌人格斗，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对这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掉眼泪了。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边就别再哭了。决不能让那帮吃人的豺狼高兴。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反正是要死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容地死吧！咱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死要死得有骨气！'”这时候，提我们的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残暴的色情狂，简直是只疯狗。他要是自己不强奸，就让宪兵动手，他在旁边看着取乐。从监狱穿过马路直到绞架，宪兵排成了两道人墙，都是大刀出鞘。他们肩上挂着黄色的穗带，大家都管他们叫'黄脖狗'。“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四个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几根原木搭成的。绞架上吊着三根粗绳子，头上系成圈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