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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禅发展出一种革命的教义。它不能忍受所有经典，所有思惟系统，一切逻辑的分析，一切用木或用石造成的偶像，一切僧侣制度，一切神学，及一切修炼的直接方法。它有一种毁灭所有教义的教义。正如铃木大拙教授所说：“在经典中所提及的佛的教训，在禅看来，只是多费纸张，它们的用处是在乎抹去知识的污染而已。”那么禅所教的是什么？铃木大拙回答说：“它不教什么，它只显示一个观点。”直觉怎能教呢？觉悟的天国是在你心中。在一种高度的“寂灭”感中，一个禅的信徒不介意有无上帝，有无天堂及地狱，有无抽象的灵魂。他生存，感觉，及知觉；他绝不推论或思考。
事实上，这种禅的精神，这种禅的特殊方法及特殊措辞都是庄子的。禅基本不信任用意义已被决定的言词，来解释未决定的真理，这一点庄子已一再言之。“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如果我们像一个庄子的学生来跟从铃木大拙教授，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庄子是禅的前驱者。我们在他“禅的佛教”的导言中读到：“当我说在禅中没有神，那些虔诚的读者可能震惊，但这并非意指禅否认上帝的存在；禅是既非否认也不肯定。当一种东西被否认，那否认的本身会有某些未被否认的东西。对于肯定也可以这样说。禅想超出逻辑之上，禅想找出一种较高的肯定，在那里没有任何反比。这使人容易想起庄子的话：‘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以天。’庄子很讨厌儒家及墨家的是是非非。庄子相信是与非同样混合于无限的一。对逻辑的否定及万物与一切反比的齐一，刚好是庄子一切教训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再从铃木大拙读到关于入定的无用：“入定是人工的伪装；它不属于心的天然活动。空中的鸟在哪里入定呢？水中的鱼在哪里入定呢？它们飞翔，它们游泳。这不够吗？”我们再想庄子强调从道是像对自然的方面不知不觉的践履。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用埃默森派的话来说，对道的跟从，应是没有着意的努力而自然流出的善。庄子用一种更惊人的说法说：“忘脚，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我们也记起庄子蜈蚣的寓言。蜈蚣动它的诸足，而不知道它怎样动它们；有一天蜈蚣知道自己有十七对、十九对或二十对足，他便不能再动它们了。人冉在铃木大拙教授的书中读到：“禅既非一神的也非泛神的；禅反对所有这些名称。……禅是一朵在天空中的浮云。”铃木教授怕的是那些像一神教或泛神教这样的字眼，它们的意义可能人各一说，但你愈多界说或争辩，便带给你的心更多的迷惑。我们记起有人同样问及庄子关于道的内在性的问题。如果道是内在于宇宙中，它是在这件东西中吗？抑或在那件东西中呢？庄子的回答是：“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关于这一切技术的最后结果，铃木大拙写：“禅在街上一个平凡人最乏味、最呆板的生命之中，认识在生命之中生活的事实就是过活。禅有系统的训练那个心去看这一点，它打开一个人的眼去看那最伟大的神秘，因为它在每天及每小时表演。……”很奇怪，而这是最重要的，庄子也刚好达到同样的结论。“唯达者如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他；通他者，得也。适得而几已，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这把我们带到禅奇怪的最后产物。禅认为它的方法是直接、简单及实用的。一切禅的训练，包括入定，是为直接经验而作的准备。禅是一种突然而来的神秘经验，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禅终于寄托在简单的日常生活，视它为幸福的恩赐，而享受它的每一瞬。我想称它为对生活的感谢，东方存在主义的一种形式。生活的每一种动作都有神秘感。一个禅宗的和尚常以做卑贱的小事为乐。六祸把生命的大部份花在把米捣白，做厨师的助手。有一个著名的禅宗诗人寒山，做厨师助手的工作，从山上把柴薪带回来，且把他的诗写在厨房的壁上。（他令人惊奇的简朴灵性的诗，现在仍然留存。）一个中国禅宗的诗人高呼：“这是一个奇迹——我从井里把水汲上来！”这是禅的生活典型，因为必须如此过活。一个牧童日落时骑在牛背上回家是一个奇迹。蝇拥，草长，及一个人饮一杯水，也是奇迹。一个人饮一杯水，不知道水是什么，也不知道杯是什么。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难道不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吗？一切生命及一切生活都是奇迹。人成为一个诗人，不过像那个农夫拭去他额上的汗，而觉得凉风吹他的头，或像陶渊明差不多用狂喜的心情记录下早晨在田野中的散步，“朝露湿我裙”。把自己及一切有知觉的存在没入愉悦和宁静中，就是佛性的本身。它对于解释中国山水画的灵气有很大的帮助。
【二、罪与业】
“业”在佛的教训中是指人所负的累赘：生命是一种束缚，充满着痛苦。受制于忧愁、恐惧、痛苦及死亡。这个世界是空幻的，而人在这个空幻的约束中，和一切造物分享有知觉的生命，继续积聚行为、言语及业，沉溺于不正当的欲望及精神上种种形式的卑琐，因此注定要永久堕入轮回；但人可藉逃出空幻及污染，藉一种心智或一种直觉的努力，使他自己获得自由；他可让他的本心支配他的感觉及一般知识，及辨别心；这样，那种有限的、为条件所限制的思想（无论对于生对于死，或其它区别）超脱出来的自由心境，就是无限制的、不受任何条件束缚的涅槃；这是等于法轮常转；最后解脱的途径是在乎三宝：佛、法、僧。整个神学系统是合乎逻辑的，这和它的心智及灵性力量征服整个远东有关。（请注意：佛教灵魂的轮回转生和庄子的“物化”不同，庄子的概念似乎较为原子，人的一部分在他死后成为一只老鼠的肝或一只蟋蟀的腿，或一种无生物如孩子的弹弓。）
但最特殊的观念是业（Karma），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担”。一种较为简单而稍欠正确的译法是简单地用“束缚”两字。这种束缚驱逼我们继续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事，使我们愈陷愈深。“孽”是罪，而“障”则有一种障碍物或一道屏风之意，它妨碍我们看望真理。佛可以十分正确地运用圣经的经句：“你认识真理，真理将释放你。”
我们可以不理会佛的道德教训，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宗教曾教人欺骗、偷窃、奸淫、不诚实、憎恨或报复的，我们不必为此而担心。我们只须指出轮回教义的结果，是教人对一切动物仁慈，且禁止杀生及吃被屠杀的牲口的肉。中国除了国王的宫廷有动物园外，民间从来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佛庙的鱼类放生池。我常喜欢在杭州著名的放生池观鱼，那里有七八尾长达二三尺的鲤鱼，养在一个不断有山泉流过的池中，有机会来过它们宁静的日子，不至受人类的逼害。在一个佛教徒的眼中，这些大鲤鱼的任何一尾最后都会转生为人类，或者甚至会成佛。
我曾在上文说过，在佛教教训中最奇特的观念是业，或罪。这种罪，如某智者所曾说，绝非新创；它是一切人类所同有。佛对于这种世界性的束缚深为关切，这种驱逼人去追随动物，如叔本华所谓“求生意志”及“求繁殖的意志”的束缚，和贪欲及色欲的束缚。叔本华的求生意志是披上欧洲衣服的佛教，而它著名的悲观主义和佛教怜悯的整个情调有相等的性质。佛对人类生命的评语可并合为四个字：怜悯一切！而叔本华也达到用苦行主义及克服自我来逃避的同样结论。
我以为基督教原罪的观念太神秘了。第一，亚当的罪当然在意义上只是象征的；因为我们生于这个肉体，生而具有同样的软弱、同样的冲动，以及从祖宗遗传下来的有害的本能。它在与生俱来的意义上是原始的，没有动物或人类生而不具有饥饿、求偶、恐惧、仇敌等等本能的，它是在丛林生活中求生存所不可少的本能。但没有把这种“原罪”造成神秘实质的必要，好像每一个人都生而烙上罪印而命定要堕入地狱。也没有必要诽谤上帝，把他说成是因为一个罪人一次的行为，而罚他千代子孙的暴君。即使假定这种犯罪的倾向是“遗传的”，是“原有的”，但在他没有干犯法律的行为以前，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这种倾向而罚一个罪人。基督徒常缺乏智慧来了解那一点，他们使原罪成为一个神话，包在一个“拯救”的“包裹”里面，给来买的人拿走。人将只因为有遗传的倾向而受罚。这是为什么我曾说：“我是这般对宗教有深厚的与趣，以至宗教常触怒我。”最使我愤怒的莫如一个新生的婴儿，带着天真的圆眼，被一个全爱基督教的上帝送到地狱去的信仰。这种信仰违反母亲的每一种天性，违反一切人类的正当行为，而甚至上帝也不能违背一般人类正当行为的规律，上帝不是虐待狂。
但遗传的罪的事实，就是为了在丛林中谋生存的遗传的本能，仍然存在。这种本能（你称之为罪也可以），只有当它们终于违犯法律、正当行为及公共秩序的时候，才成为罪。一只狗可能在曼哈坦岛街道上做出讨厌的事，因为牠是活在道中，不知不觉地遵从自然的本能。一个孩子却必须教以不要这样做。对于一切大罪也是一样。罪恶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你想做某件愉快而和本能标准看齐的事就是罪；但它常被外在的社会法律或内在的道德律所制止。因此佛洛伊德打开了被抑制的升华及愿望完成的梦的世界。
我相信佛洛伊德帮助我们对原罪有较多的了解。在现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四个或五个有独创思想的心。包括科学家在内，有佛、康德、佛洛伊德、叔本华及斯宾诺莎。我们所有其余的心，都只复述别人所曾想过的，虽然有许多人已用某些自己的思想来作他们的新发现。“有独创思想的心”，我是指那些为人类的思想开辟未知的园地，那些思想飞翔到其它的人们以前所未到过的地方的思想者。康德用寻根究底的德国方式，探测所谓人类知识真正性质的界限。佛进一步探测及发现一种逃出康德一切纯粹理性之外的方法。当然，他看见一种庄严的灵感的美，尽量接近上帝自己思想的知识的美。叔本华发现一切动物及人类生命的基础，在乎求生存、求繁殖的意志，实际上起自集体的种族本能多过个人本能——这种本能必然逼使在最后的分析中，释明鸟类的迁徙，鲑鱼回到原地产卵，尖牙、角、鳍、爪的生长，及一千种生物学的事实。按照叔本华的说法，“一只公牛不是因为牠有角而抵触，而是因为牠想抵触而有角。”这就是我所谓的深度。斯宾诺莎像庄子一样，发现一切事物的合一，且只看见那个无限的实体（比较道），对于它，那些有限的存在不过是样式或缺憾（比较德）。但斯宾诺莎的“对上帝的知识的爱”是只为人文主义者及知识分子而设。我敢说如果其它宗教不是在手边，民间的想象力将会使这种“知识的爱”变形；而且用圣者及幽灵包围它来使那个泛神世界有生气，使它易于崇拜。
要点是：佛、叔本华，及佛洛伊德，虽然开辟了想及人类生命思想的新前线，但都面临罪恶及欲望的事实。而这三位也都发现在人中有某些东西来节制罪恶及欲望，这暗指在一切时间中都有一种奋斗在进行，而人不必在本能的暴力面前屈膝。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难解的连祷中被逼假定了一个“本我”（id，本能活动力的泉源——超我的道德监察者）。佛及叔本华都提倡欲望的抑制及苦行主义；这种观念我不大喜欢，因为那是假定欲望的本身是罪恶的，这显然不真实而且无法使近代人的良心信服。斯宾诺莎发现人除了那些基本的本能之外，还有为善的高贵本能来完成他自己。其它的人——康德、孟子、王阳明——追溯“良知”是像罪的本身一样是上帝所赐，即说它也是遗传的及“原有的”。为什么没有神学家发现一个“原良心”而让加尔文和他的“完全堕落”走开？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并非因为耶稣说得不够清楚及坦白，“天国是在你心中”。如果天国是在你心中，堕落又怎会是“完全”？这点真理要渗透神学家的心是多么难！（我必须说长老会是比加尔文伟大。我信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