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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第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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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近昏,移近蜡烛,艰难仔细阅览: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摩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间,在于谅阔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膊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道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疚歉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敕文’中有此‘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唉!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混为一谈了。我们现时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
  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癯瘁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君实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食少事烦为戒,千万别再排老命了。”
  司马光苦笑点头:“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近昏,还有一颗心啊!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敕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
  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君实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
  “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篇二十 汴京 司马光府邸 政事堂
  司马光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前的一闪 斯人在茫然的希冀中匆匆离去 天薄大宋啊……
  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而他的“革故鼎新”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地“革”了,可“新”是什么?从何“鼎”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病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
  元祐元年七月三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椅轿”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为政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各;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囗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光各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故设十科取士。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之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均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
  ……
  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随器指任”以专长人才充实各职,显示了司马光爱惜人才的意愿和“以才治政”的决心。但他亲自筹建的中枢老人班子,却似一架老化磨损的机器,运转不灵,更没有掀起像“广开言路”那样的“鼎新”高潮。八十岁的文彦博,居太师位而平章军国重事,五天一次乘轿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转悠一圈,散步消食,乐度晚年。六十八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枢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精力不逮,生性沉稳,根本没有拚命一搏的劲头。六十九岁的门下侍郎韩维和五十九岁的中书侍郎吕大防,仍然保持着“国之老成”的习性,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不冷不热,暮气苍苍。河北籍的左司谏王岩叟、尚书右丞刘挚、工部郎中梁焘、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崇政殿说书程颐、左司谏贾易等,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查审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关系交往,似乎都在争抢司马光真传弟子的继承权。特别是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经术精进可备讲读科”的设想,把年仅十一岁的皇帝赵煦,“讲读”得心惊胆寒,急头摆脑:皇帝赵煦在宫中洗漱盆里捞起几只落水蚂蚁,程颐即色甚庄重而诲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赵煦凭朱槛偶折柳枝作戏,程颐即正色指谏:“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直惹得皇帝烦心。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依然唱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违时歌,偶尔还流露出对王安石几句赞语,引起一些朝臣的皱眉和侧目。朝廷人心混乱,中枢政施迟缓,“革故”容易“鼎新”难啊,司马光在病中闻之,神焦心焚不能自己。
  元祐元年八月三十日夜晚四更时分,神焦心焚的司马光,辗转病榻,胸闷气堵,似睡似昏,六神迷离,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幻觉之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文彦博、韩维醉怡晚年的形影向他走来,吕公著、范纯仁愁眉苦脸的形影向他走来,苏轼、朱光庭、王岩叟、程颐相讥相讽的形影向他走来,年幼皇帝郁郁寡欢的形影向他走来,章惇、张璪、吕惠卿怒目衔恨的形影也向他走来。皇帝、太皇太后、同僚们似乎都在向他询问“鼎新之策”、“福民举措”,而章惇、张璪、吕惠卿等却在侧目冷视着,他双手空空,心中愧作,拱手谢罪。人们倏然离开了,眼前突然出现“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的老妻。老妻笑吟吟地向他走来,他急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风吹打窗扉的声音赶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湿,凉风冷心,司马光一下子清醒了:这不是梦境,是心神恍惚的幻觉啊,他衷声吁叹:“幻觉也是一种征兆,也许鹈囗将鸣了……”他骤然间猛烈地咳嗽起来。
  侍疾于寝居一侧床榻上的司马康,突然被窗扉的“乒乓”声和父亲的咳嗽声惊醒,急忙翻身下床,捧起盥盆至父亲床前,忙为父亲捶背捋胸。司马光抓住儿子的双手,待气息稍平,声音艰难地吩咐:“康儿,我这个月的俸薪怎么是原俸啊?大概是户部官员弄错了。天亮之后,即去户部奉还我当减之俸薪,多一分不可取!”
  司马康急忙惶惶释解:“朝廷有制,告假超过百日,当减俸薪十之三成,父亲卧病至七月十三日已满百日,故七月、八月都是减俸领取的。三天前,太皇太后得知,虑父亲久病体弱,特下旨赐恩,准于原俸不减。皇恩浩荡,儿怕……”
  司马光摇头:“太皇太后垂怜,我更当自爱其身,若恃恩而特殊,制为谁设啊!朝制之失威,民心之不平,皆源于特殊于制外之事、之人。汝当牢记,制外之物,份外之物,针线不取,乃我家家规。”
  司马康连声应诺。
  “康儿,人生为官,当清廉如水,方可取信于民,无愧自身。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决非胆怯于粉身碎骨,而是追求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境界,也许就是范公仲淹讲的那个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求之数十年,至今仍未全入其境……
  “康儿,人生之行世,亦如‘投壶’之乐,不可使其过,亦不可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可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抵。圣人作礼乐、修刑政、立教化、垂典漠,凡所施为,不啻万端,要在纳民心于中正。民为主,官为仆,明乎此理,你也能居官而堂堂正正了……”
  司马康惊异于此刻父亲的谆谆教诲,一时茫然。司马光拉儿子坐在床边,从枕头下取出一份密封的表文:“我居官四十八年,除祖上留下的房几间、地几垅外,别无所有。能遗于汝者,唯此笺纸几页。汝当记得,此乃四年前我病危于‘独乐园’钓鱼庵雨夜时,写作的那份遗表,是准备死后由淳甫(范祖禹)上呈先帝的。今已失其所图,特留于汝作念,汝当留示子孙,使知吾事君区区之心。若子孙能继承吾志,利国而不害国,福民而不祸民,则我瞑目无憾矣!”
  司马康一时心神慌乱:这是父亲在遗托后事啊!他“扑咚”一声跪在床前,泪水滚落,接过遗表,语不能出。
  司马光似了却了一桩心愿,以拳捶打自己瘫废的双腿,声如誓语:“病假自今日告止,我要入朝视事了!”
  司马康情急,垂泪哀求:“父亲,这万万不可!”
  司马光喟然叹息:“苟利社稷,惶恤其它!死生,命也,我不能抱疾误国,我有一肚子话要向晦叔说啊!这天,怎么还不见亮啊……”
  清晨卯时,司马康去户部退还父亲当减的俸薪还没有返回,司马光着袍顶冠,坐着两名家仆抬着的“椅轿”,冒着凉飕飕的晨风,向大内政事堂走去。他怕沿途被黎庶士卒认出,便以抱巾覆面。他怕再增添家仆背负上朝的劳累,便改变了往日由宣德门上朝的路线,由东便门乘“椅轿”入宫。谁知刚进东便门,朝臣们的卵时早朝已散,几个由东便门回家的早朝官员迎面而来,而且发现了以袍巾覆面的司马光,他们惊诧地恭敬请安,司马光移开袍巾恭敬答礼。这样一来,“司马相公病愈临朝”的喜讯便哄然传向皇宫处处。
  “司马相公病愈临朝”的喜讯传至宣德门,早朝散去的官吏立即停住了脚步,一种欣慰和振奋的情绪骤然而生,欲睹司马公大病痊愈后的神采!中枢重臣韩维、吕大防、刘挚、李清臣急忙转过身来,走向政事堂。也许今日有要事相商!
  喜讯传至东华门,早朝散去后正要回府歇息的程颐、邢恕、苏辙等人,也都来了精神。程颐、邢恕急忙转身奔向政事堂,苏辙却加快脚步奔向白家巷府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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