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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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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和女车掌例外。关于这一点,大家呐喊了十余年,大概公共汽车管理处和台大医院(台北医院也很精彩)当局忙于搞红包,无暇改进之故,所以一硬到底,迄今不变。看情形,除非把钞票摔到她们脸上,便是老天爷都无法教她们龇龇牙。
  另外,女店员的面孔,似乎也应纳入改进之列。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你问:“还有好的乎?”曰:“更贵。”我有一个朋友,在外语学堂读书时,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托行,因购一件价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瘪,该老板伸颈细瞧其领牌,不屑曰:“你外语学堂毕业,当个翻译官,一个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是省点吧。”不过结果大出老板意料,吾友竟然有钱买了一件。然而最痛苦的是,当顾客看了两件不买辞出之时,上至老板,下至店员,无不怒目而视,口中念念有词,一种像被鸡奸了似的嘴脸,全露了出来。于是,有人曰:没有关系,他们见了洋大人,笑容自出。须知观光事业发达后,洋大人如过江之鲫,将逐渐不再稀罕,且洋大人也有寒有穷,久而久之,劣根性复发,难免终有一天,华洋一视同仁。
  坐计程汽车没有小账,应是中国惟一值得大吹之事,但仅此一项,难广招徕。不二价运动应设法展开,凡是在台北中华路买过东西的人,恐怕都有同感,真正地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上当不上当全凭运气。 先生从前曾发明一定律曰:“还他一个你根本不想买的价,包不吃亏。”结果不然,前日往购一皮箱,要价三百,我以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但嫌其式样不好,乃大声曰:“七十元。”料想他宁去自杀,也不会卖,想不到他大叫曰:“好啦,拿去。”呜呼,如何使中国人以善意和诚恳对待陌生人,不仅是观光之道,亦是做人之道。
  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圣人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每个人似乎都要“重”要“威”。人生篱笆就像西柏林围墙一样,活生生筑了起来。笑固然和“重”、“威”并不排斥,但天长日久的冷漠,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呜呼,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前天报上有则消息,台北峨嵋餐厅一个伙计病故,老板不给钱,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抗议。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霉,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机也就没付账。嗟夫,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难道只是“倒霉”?难道没有一点哀伤之情?
  礼义之邦
  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国”,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而在美利坚,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不仅仅价钱不欺,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 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货银两讫,正要包装,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老妻曰:“哎呀,这是啥?”店员老奶拿起来,映着日光细瞧,歉然曰:“确实是一个汗渍,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问问老板,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再冬冬冬冬跑下,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
  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盖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一旦春风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如果换了台北,或换了香港,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地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店员必然横眉怒目,迎头痛击:“怎么,你说啥,黑斑?笑话,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窝底下,有啥关系,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买主还有老实的,现在发票都开好啦,你想退货?减价?莫名其妙,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怎么,你不服气呀,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向来宾至如归的,你不敢不如归呀!撅嘴嘟囔,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我也懒得去报官。反正一句话:买不起,算啦,拿来。”
  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坑这些人绝无后患。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亲亲切切,正正派派。
  三句话
  中国人初到美国最大的困扰,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马路上随随便便擦肩而过,似乎好像碰那么一下,也似乎好像没有碰那么一下,对方总要致歉曰:“对不起。”如果真的短兵相接,肌肤相亲,那声“对不起”就更如同哀鸣。即令你低头猛走,撞个震天响亮,也会引起一迭连声的向你“对不起”。这个动辄“对不起”场面,实在难以招架。在我们中国,却是另一种镜头,两人一旦石板上摔乌龟,硬碰了硬,那反应可是疾如闪电,目眦尽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第一句准是:“你瞎了眼啦。”对手立刻还击,也跳高曰:“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你还不是也碰了我,我都不吭声,你叫啥叫?”前者拉嗓门曰:“碰了人还这么凶,你受过教育没有?”对手也拉嗓门曰:“碰了你也不犯杀头罪,你想怎样,教我给你下跪呀,哼,你说我碰了你,这可怪啦,我怎么不碰别人,是你先往上碰的,想栽赃呀?”事情进化到如此地步,软弱一点的,边走边骂,边骂边走,也就是鸣金收兵。刚强一点的,一拳下去,杀声大作,马上就招来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好不叫座。
  请读者老爷注意,从第一碰到作鸟兽散,我们听不到一声“对不起”。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在这件街头小景上,充分发扬光大。所以 先生认为中国同胞已丧失了说“对不起”的能力,每个中国人都像一个火焰喷射器,只有据“力”力争的勇气。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踩了你的尊脚固然“对不起”,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对不起”,咳嗽一声固然“对不起”,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对不起”,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对不起”,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对不起”。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他们也要“对不起”。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照相机,都会像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麻木已惯,不会有啥反应。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们不甘寂寞,总是要开上一腔。这时候不再是“对不起”啦,而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实在难以了解。 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到了美国,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却比登天都难,你越踢腾,他越“谢谢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肠而过,他们固然“谢谢你”;就是去买东西,东西到手,他们也要向店员“谢谢你”(换在中国,不要说顾客啦,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银行提款,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也会“谢谢你”(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便知端详);到衙门办事,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也要“谢谢你”(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也要“谢谢你”(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一个口吐三字经)。在洛杉矶时,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临出大门,缴出银子,取回单子,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训勉曰:“老哥,礼多必诈,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有啥可谢的?”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谢谢你”如故,把我气得要死。
  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向来都是推之而过,然后撒手不管的。到美国后,当然一切如初。朋友屡诫曰:“老头,这里是番邦,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松回原处。”笑话,我来美国是游历的,不是给人管门的,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御手一松,管他妈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呜呼,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的五齿耙不可。
  ──事实上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连刚会讲话的小娃,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彪形大汉掏出手枪,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然后脱帽曰:“谢谢你。”这才撤退。不过,柏老的意思是,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要特别声明一点,“对不起”和“谢谢你”,都和笑容同时并发,于是,自然蔓延出来另一句话:“我是不是可以效劳?”我老人家这么一把年纪,从大陆到台湾,从山窝到都市,从三家村到洋学堂,从牙牙学语到声如巨雷,“对不起”、“谢谢你”虽少如凤毛麟角,倒偶尔还听到过,只有“我是不是可以效劳”这句话,可从没有听有谁出过口的。
  平常日子,我们都是朋友开车接送,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可是有一次却抓了瞎,我和老妻从华盛顿中心区,坐地下铁到春田镇,春田镇是地下铁尽头,必须再坐一程出租车,才能到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尊府。偏偏美国的出租车比 先生身上的银子还少,我们在车站东奔西跑,眼看天又渐晚,急得像两条丧家之犬。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看出我们出了毛病,前来询问,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效劳?真是傻瓜,这还用问。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站在马路中央,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最后拦阻了一辆,大概司机老爷赶着回家晚餐,硬是不肯,他阁下俯在窗口说了半天,才招手唤我们过去。等我刚想清楚,想问他一声尊姓大名,他已扬长而去啦,若非他拔刀相助,看情形我们只好就在那里打地铺过夜。
  排队国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而是剑及履及的一种行动。除了纽约和一两个大码头地方外,只要你脸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你如果胸怀大志,答曰:“对呀,俺正需要帮忙,借给五千亿美元周转二十年,行不行?”结果当然不行。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他阁下恐怕要忙上一阵,总要跟你说上一个仔细;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 先生一样,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仍然不敢听懂,他可能拉着你东奔西跑,好像你是王孙公子,他是贩夫走卒。 夫人因为腰伤未愈,临行时带着一个特制的藤牌,作靠背之用。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始终默默无闻,可是一到美国,它却立刻树大招风。无论走到那里,总有白脸老爷认为她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咔嚓一声,折成两截的可能。飞机上、火车上,更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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