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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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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五十六:《文献通考》
  “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廖廖;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
  《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五十七:《宋史》
  “天水一朝的辉煌”
  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便是《宋史》,总共有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但是同时它也是二十四史中问题最多,后人已经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每一朝一代都为先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传统也继承下来了。诚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攻克后,负责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所说的“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元史》卷156)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但因元初局势初定,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没有实际着手修撰;世祖以后数朝也曾多次下令纂修三史,也迁延未就。其原因何在呢?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筵检讨官危素在写给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的信中说:三史迁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三史纂修时,究竟以辽、金、宋哪一朝为正统问题的长期争论;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所避讳;三是经费问题;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朝野上下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到了元顺帝时,在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才最后下定决心纂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而这一次之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脱脱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脱脱的这一裁决虽然专制,但是它既为三史的纂修成功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修史观念。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于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因脱脱已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因而《宋史》是由继任的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呈给顺帝的。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因素不识汉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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