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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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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风格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在它已经形成之后,仍然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决不可能完全停止不变。
这样看来,现在国画家们所谈论的“变”或“没有变”,只能是就某些风格而言。但是,风格既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显然也不是地朝一夕就能变的。风格的变和不变,并非徒托空言或光凭勇气所能奏效。
石涛和尚在他的《画语录》中说过:“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这是石涛论变化的一章中最精辟的见解。历来论画的著作很多,与此相同的意见似乎也有,但是没有石涛说得透彻。我们从石涛的言论中可以理解,中国画是有它的特殊技法的,正如其他艺术创作有自己的技法一样。但是画家不应该被这些技法所束缚,而应该善于变化运用这些技法,创造新的技法。
从前听说齐白石“晚年变法”,面目一新,大家都很佩服。画史上还有许多画家“变法”成功的例子,也常常受到称赞。看来,他们的“变法”都是自然而然地如水到渠成似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盲目地乱变,急于求变,以至于为变而变,那恐怕就不对头了。变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仅仅满足于变,以变为目的,不管怎么变,只要变了,就以为都是好的,这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所有的国画家虽然画的都是中国画,有他们的共同点。可是,不同的画派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画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上的特点。这些不同的风格或风格上的特点,总是在不断地形成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换句话说,任何画派和任何画家,无时不在形成着一定的画风和画法,也无时不在发展变化中否定原有的画风和画法,而创造新的画风和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总是有的,只是多少不同,快慢不同,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罢了。因此,用不着揠苗助长,硬要它变。
尽管有的人宣称,他已经变了,你倒无妨冷静地看看到底他变了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拿出来的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构图和手法等方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仅仅在用笔或用墨的时候,或浓、或淡、或软、或硬、或干、或湿,有了某些变化。甚至于这种变化,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和谐、一致,反而造成了风格上的不协调。那末,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变也是好的呢?
由此可见,变不一定都好,不变也不一定都不好。在这些地方非常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在于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画家们,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对客观事物做到深刻的研究,根据不同的题材和描写对象,运用正确的艺术手法,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从各外角度表现出来。

有书赶快读

我有许多书,没有好好读;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过些日子又忘了;偶然要用,还要临时翻阅,自己常常觉得可笑。
这种情形别人不了解,总以为我有什么读书的秘诀,不肯告人。其实我的确什么秘诀也没有。把真相坦白地告诉读者,还有一些人仍然不相信。几个学校的青年同学来信约我去讲读书的经验,我很惭愧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昨天到书店门市部走走,遇见几位同学,不客气地拉住我,说要“聊一聊”。我们终于就目前读书的问题聊了一阵子。
看来他们都在找书读,而以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为苦。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了。
有书的人不一定读书,没有书的人却找不到书读,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象!然而,这又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没有书的人如果不向别人借书,不到图书馆借书,也不来书店门市部看书,那就简直毫无办法;而有书的人,总觉得书已经属于自己所有,随时都可以读,满不在乎,反倒不急于读书或者不想读书了。这种现象不是人人都能遇见的吗?
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报纸介绍过宋代苏东坡写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和清代袁枚写的《黄生借书说》这两篇文章吧。我们要学习古代读书人的勤奋精神,千万不要藏着一大堆书而不加以利用。
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另一个故事。明代有一部笔记,名为《泽山杂记》,不知作者是谁。这部笔记中叙述了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位御史大夫景清的事迹。景清与方孝孺齐名,为反对永乐政变而同时殉难的明代杰出人物。他在青年时代,勤奋读书,过目不忘,为同辈之冠。据载:
“景清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象景清这样勤学强记的人,实在难得。但正因为他自己没有秘本,而如饥似渴地想读同舍朋友的秘本,所以他特别努力,只用一夜的工夫,就能背诵全书。反之,他的同舍朋友虽然藏有秘本,却没有读它,所以经不起考问。显然,景清的目的是要警告他的朋友,要朋友注意利用书籍,不要死死地藏书不用,而不是想要强占他朋友的秘本。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什么体会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即便有些书籍本头太大,内容很多,无法全读,起码也应该扼要地翻阅一遍,知道它的内容,以免将来要用,临时“抓瞎”。
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包世臣,留下一些名言,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很有启发。他曾经写过许多对联,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副对联,我忘了他写的上联,只记得下联是:“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一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还有一副对联,我也只记得下联,他写道:“闭户遍读家藏书”。这一句同样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后面这一句似乎不是包世臣自己的,而是宋代陆放翁的诗句。
古人每到书多的时候,往往也有了相当的地位,正如袁枚说的:“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这不能不引起订真的读书人的警惕,他们时常写下许多座右铭、对联之类以鞭策自己,生怕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什么书也没有读。以古喻今,那末,我们现在就更要趁着年青的时候,抓紧机会,赶快读书。
有的青年同学认为,景清能够读到秘本,真“带劲”,我们可惜没有什么秘本可读,这怎么办呢?其实,古人所谓秘本,内容并不稀奇,我们现在的图书馆拥有成千成万的历代秘笈珍本,如果你需要,就可以借来阅读。何况古人所谓秘本,有许多现在都已经大量翻印了,很容易买到手,又有什么稀奇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经典著作,人人都可以读到,这个条件实在太好了,古人又怎么能够比得了我们呢?
最后,我奉劝青年朋友们,你们手上哪怕只有几本政治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书籍,也要赶快先把它们读得烂熟。因为它们所包括的知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是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只有让自己的基础打好了,将来读其他参考书才能够做到多多益善。如果现在丢开这些基本的书籍不认真苦读,一心想找秘本,只恐望梅止渴,无济于事。一句话,我认为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书,希望你们赶快读吧。

“半部论语”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这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为了突出地表明读书要少而精的道理,我想最好把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拿来作证。
大家知道,在宋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利用兵变,取得天下,建立了宋代封建政权的时候,第一个著名的宰相便是赵普。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载: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门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本来赵普读书很少,平素又不喜欢说话,所以人们总以为他没有读书。宋代祖赵匡胤常常劝告他,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罗里罗索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但是,深入一步看去,赵普实际上早已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暗地里很努力学习。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在这里,他说的分明是一部《论语》,想不到人们却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了典故。
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部《论语》也好,都应该由此体会到少而精的读书方法。虽然,在赵普和其他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法宝,他们只要熟读这一部书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也还是死抱住《论语》这一部书,读得烂熟,尽管也有用处,却仍然无补于实际,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我们却无妨按照我们的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选定任何一部书,读得烂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
比如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书,我们假使能够读得烂熟,那末,我们就决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又比如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假使能够熟读其中的一卷或半卷,那末,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报告,我们假使反复地加以研究,用来解决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有极大作用的。
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在这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精读的书多一些更好,参考书更是看得越多越好,这些都是无止境的,决不要以一部书为满足。我之所以引用“半部论语”的典故,无非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罢了。
至于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对于必须精读的书籍,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的或者不完全了解的地方,总要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如果自己选定了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又懒得读,想找便宜,假借集体学习等名义,只听别人朗诵或讲解,以代替个人专心的阅读,结果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
唐代一个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据说:“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
不要以为只有韩简才把“三十而立”,错误地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诠要是自己不专心读书,而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就难免要做韩简第二,第三或者等而下之了。

读书也要讲“姿势”

看见这个题目,一定会有人觉得很奇怪。可不是吗?我们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读书也要讲“姿势”?这就难以理解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做什么活动,都要讲究一定的姿势。人们日常的每个动作,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几乎都有与它相适应的某种姿势。正确的姿势和不正确的姿势,产生的结果往往很不相同。从我们大家熟悉的学校生活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理解。
走到操场,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人人都特别讲究姿势。跑步要有跑步的正确姿势,打球要有打球的正确姿势,举重要有举重的正确姿势,跳高、跳远也要有跳高、跳远的正确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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