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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三部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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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熊秉国终于镇静下来,“颜癞子也一起来了,他可以当堂作证。”

团丁带上颜癞子。曾国藩见此人三十余岁年纪,一头癞子,鼻钩腮尖,贼眉贼眼的,心中已先讨厌。那颜癞子跪在熊秉国后面,不待审讯,就主动地说:“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是亲眼看到林明光与串子会大龙头魏逵勾勾搭搭的。前天夜里,小人因赌输急了,想到林家捞几个钱。刚爬上林家屋梁,就看见书房里灯火明亮,林明光与一个头扎黑布、身穿夜行服的人在悄悄说话。只听见那人说:‘这一百两银子是魏龙头的心意。魏龙头说,当初若不是老太太的恩德,他也没有今天。滴水之恩,尚且要涌泉相报,何况老太太的大恩大德。请你老千万收下。’我心想,好哇!你林秀才表面装得一本正经,看不起我颜癞子,原来背地里却与串子会偷偷来往,看我不告发你!曾大人,听说你老的告示上写明,捉一个匪徒,赏银五两,有这事吗?”

颜癞子抬起头来,挤弄鼠眼望着曾国藩。见曾国藩铁青着面孔,眼光凶恶,颜癞子魂都吓掉了,赶紧低下头。

曾国藩用力拍了一下茶木条,凛然喝道:“你还看见了什么?”

“是,是。小人在梁上还看见他们推来推去。最后,那人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牌子说:‘这块牌子是魏龙头的令牌,他要我送给你老。魏龙头讲,只要这块令牌在身,方圆百里之内,无人敢动你老一根毫毛。’林明光接过令牌。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他勾结串子会的铁证吗?趁着林明光送那人出门的时候,我从梁上溜了下来。昨天一早,我到镇上酒店里喝酒,心里高兴,对老板说:‘给我打二两老白酒,一碟牛肉,记到账上,过两天就还钱!’我见老板还在犹豫,就高声说:‘你放心,你大爷要发财了,还能欠你这几个钱!’不想熊二爷这时也在店里喝酒。”

熊秉国点点头说:“治下当时正在那里……”

“不许多嘴!”茶木条重重地响了一下,熊秉国吓得赶紧缩口。曾国藩冷冷地望了颜癞子一眼:“你继续说下去!”

“是!”颜癞子继续说,“我心里想,熊二爷是个有脸面的人,凭我这副模样,又没有抓到林明光,这五两银子怕领不到,不如把它卖给熊二爷。打定了主意,我便附着熊二爷的耳边说:‘二爷,有个串子会的头目,被我发现了,你老要抓吗?’熊二爷一听,忙说:‘到我家里详说。’到了熊二爷的家,我把昨夜看到的都对他说了。熊二爷说:‘你也不必到曾大人那里去讨赏,我给你五两银子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再说出去。’今日早上,熊二爷带着郭团总把林明光抓了起来。大人在上,小人说的句句是实。”

颜癞子说完,又在公堂上磕了几个响头。

“这是个痞子!”曾国藩心里骂道,对颜癞子说:“你下去吧!”

待到颜癞子下堂去后,曾国藩问林明光:“刚才此人说的是实话吗?”

林明光答:“大人,颜癞子所说的,有的是事实,有的不对。前夜的确有个人来我家,说是奉魏逵之令送银子来,也的确拿出了一百两纹银,但我分文未收。”

“你跟魏逵是什么关系?他为何要送你这么多银子?”

“大人,”林明光答,“这魏逵与我家非亲非故。五年前的一天,有一汉子突然晕倒在我家屋门边。家母信佛,一向乐善好施。见此情景,叫人将他抬进屋,又喊太爷给他诊治。原来此人得了乌痧症。太爷给他放痧,醒过来后,家母又留他住了一天。见他贫寒,临走时,又打发一点旧衣和钱。那人自称名叫魏逵,说今生今世不忘家母救命之恩,日后富贵了,要重重报答。从那以后,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魏逵,也不记得此事了。前几个月,风言说串子会的大龙头名叫魏逵,我们也没有将两个魏逵联系起来。前夜,来人自称是串子会大龙头魏逵派来的,又拿出一百两银子,说是谢家母恩德。我这才知道,原来串子会的大龙头,就是当年倒在我家门口的那个人。大人,我是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家里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从来是安分守法的,我怎么愿意跟造反谋乱的串子会拉扯上?我坚决不受银子,那人见我一定不要,又从怀里拿出魏逵的一块令牌,说是可以护身,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我丝毫。我想目前世道这样乱,危急之间,有这道护身符在身也好,便收下了。大人明鉴,学生一时糊涂,不该收下魏逵的令牌,但学生绝不想与魏逵有往来,更不愿参与他们谋乱的事。大人,学生再蠢,也是个秀才,懂得国法,岂敢做这杀头灭门的事!”说罢,磕头不止。

熊秉国说:“大人,林明光在当面扯谎,欺蒙大人。若不是想投匪,要什么魏逵的令牌?世道虽乱,还有朝廷的绿营和大人统率的团练在,岂容得匪徒们无法无天!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魏逵的令牌,难道就不能保家护身?林明光说他未收银子,谁人可以作证?银子又无记号,谁分得出姓魏姓林?只有这令牌,他无可抵赖,才不得不承认。大人,林明光私通串子会铁证如山,岂容狡辩!”

熊秉国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舒服,案子审到此时,才见他脸色略为放松。曾国藩问林明光:“你还有何话说?”

林明光大叫道:“大人,熊秉国是个无赖,学生就是平日得罪了他父子的缘故,今日才蒙受这等耻辱。”

曾国藩颇感意外,怒目喝问:“你与熊家有何隙,仔细说来!”

“怪只怪学生平日不懂世故,恃才傲物。”林明光懊丧地说,“熊秉国是我的同里,其父熊固基是平塘镇的大富翁,仗着家里有钱,又有远房亲戚在外做官,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人,你老别看熊秉国穿戴得斯斯文文,他实际上是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诗文不通,却又偏爱附庸风雅。学生心里十分讨厌,常常在乡间奚落熊氏父子,于是与他家结下怨仇。今日,熊秉国便以公报私。至于颜癞子,他不过是平塘镇上一只癞皮狗而已,学生从来不把他当人看,故他也恨学生。”

“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份、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二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去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做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倘若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曾国藩便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他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钩。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

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遗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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