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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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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45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46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47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同意。他临逝世前,请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48,他过目时并不涂改,同意就这样送出去发表,就更说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要竭尽所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49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

注释

1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四页。

2鲁迅: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十八页。

3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曹白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六十七页。

4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准风月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四十五页。

5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六十五页。

6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零四页,并《研究》,一百四十九页。

7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南腔北调集》,十四页。

8鲁迅:《林克多序》,《南腔北调集》,十一页。

9鲁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六十七页。

10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四十四页。

11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12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五次演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九十七页。

13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三页。

14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代》,《二心集》,七十九页。

15鲁迅:《序言》,《二心集》,三页。

16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的一次会见》,见《回忆伟大的鲁迅》,十页。

17鲁迅:《小引》,《集外集拾遗》,一百八十八页。

18鲁迅:《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二十五页。

19鲁迅:《偶成》,《南腔北调集》,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页。

20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六页。

21鲁迅:《沙》,《南腔北调集》,一百零八页。

22鲁迅:《“以眼还眼”》,《且介亭杂文》,九十二页。

23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致姚克的信中,激烈指责北平的居民:“人民是一向很沉静的,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这地方,就是换了旗帜,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大好了”。见《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十二页。

24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25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三十五页。

26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一百四十五页。

27同9。

28鲁迅: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七页。

29他的这些演讲,大多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但北平当时的报刊,却有一些相当详细的报道,譬如《世界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有题为《鲁迅昨在师大讲演》的长篇报道。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五百四十九至五百五十一页。

30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八十页。

31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七页。

32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八十五页。

33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见周建人等著:《我心中的鲁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百四十九页。

34同上。

35鲁迅:《编校后记·三》,《集外集》,一百八十一页。

36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六十五页。

37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集外集拾遗》,四百七十三页。

38鲁迅:《译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十二页。

39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40同26。

41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五十四页。

42鲁迅:《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八十一页。

43鲁迅:一九三0年九月二十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一页。

44同14。

45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并《研究》,三十二页。

46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一九八0年第二期。

47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二心集》,九十五页。

48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且介亭杂文未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九十八页。

49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四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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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0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1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2仿佛是给《示众》那样的小说添注释。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3翻翻报纸,又看见上海市民一窝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农民则迎神求雨,还把一位阻挡者当场咬死,他更悲愤地问道:“依旧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悲剧何时完结呢?”4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给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沤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5一年以后他又说:在一般百姓身上,“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6倘把这些话和他另一段也说于这时候的话联系起来看:“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7你会得出什么印象呢?中国的人民并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却不敢反抗,于是就装作麻木,装作不知道,于是也就特别痛恨那些试图指明真相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搅得他们不能再顺顺当当地自我欺骗,不能再照老样子苟活下去--这是怎样阴暗的看法!原来他对中国的民众,依旧是抱着这样绝望的认识,他那些硬着头皮替他们辩护的言辞,恐怕他自已也不会全信吧?别的且不说,单是那个“变戏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对群众“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辩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对一位朋友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8这简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时的看法上去了。怎样理解中国的“人心”,历来是中国文人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鲁迅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和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都是从对“国民性”的认识中生发出 础T谡飧鋈绱酥匾娜鲜渡希旯チ耍负趺挥卸啻蟮母谋洌约捍蟾乓擦喜坏桨伞?

既然给社会诊病的时候,他常常还是照着老思路,他接着提治疗意见,就难免还是要抄旧方。一九三二年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先说日本侵占东北,接着又讲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照一般的听众想来,他总该大骂日本了罢。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国人作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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