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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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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会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1973年结的婚。荷西走在1979年。
这孀居的9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
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里,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地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
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
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
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
“路上不好走哦——”爸爸说。
“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
“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刻骨孤单的心情,是一支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大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地响了起来。  
趣说散文

散文
冯骥才
一位年轻朋友问我,何谓散文?怎样区分散文与小说和诗歌?我开玩笑、打比方说:一个人平平常常走在路上——就像散文。
一个人忽然被推到水里——就成了小说。
一个人给大地弹射到月亮里——那是诗歌。
散文,就是写平常生活中那些最值得写下来的东西。不使劲,不刻意,不矫情,不营造,更无须“绞尽脑汁”。散文最终只是写一点感觉、一点情境、一点滋味罢了。当然这“一点”往往令人深切难忘。
在艺术中,深刻的都不是制造出来的。
散文生发出来时,也挺特别,也不像小说和诗歌。小说是想出来的,诗歌是蹦出来的;小说是大脑紧张劳作的结果,诗歌却好似根本没用大脑,那些千古绝句,都如天外来客,不期而至地撞上心头。
那么散文呢?它好像天上的云,不知由何而来,不知何时生成。你的生活,你的心,如同澄澈的蓝天。你一仰头,呵呵,一些散文片断仿佛片片白云,已然浮现出来了。
我喜欢这样说散文:它是悟出来的。□  
全民写作

台港文学选刊
一双温暖的手
●向荣(三重·保险业从业员)多年前,生意失败,从南部搬家到台北,当时正值农历十二月,细雨纷飞的寒冬,不久就是农历过年时节,一家人躲在工厂楼上的宿舍里,足不出户,每餐以少许泡面果腹。
好友秀月从南部寄了一些食物和现金二千元,结果除夕前一日寄出,到大年初六邮差先生才送达。虽然是迟来的新年礼物,一家人仍然是无限的感激,毕竟在这严寒的冬天里,还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邮差说:“我已经来按过三次门铃了,就是没人开门,今天特地按久一点,因为怕寄的食物,放久会坏掉。”
其实家贫如洗,过年时节很怕有亲朋好友光临,没有任何东西可招待客人,所以听到门铃声也怯于应门。这次邮差一按再按,门铃不停地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开门。接过包裹,一再地感谢邮差,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整个眼眶。最温柔的书●拙之(台北·报社编辑)我的课本一向很“脏”,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本本皆是。
把书翻开看看吧,不难发现除了铅字外,几乎每一页都遗留斑斑字迹,集书法大成:有龙飞凤舞,有螃蟹横行,有淑女与大盗式。它们有个共通点,都是在“限时”下完成的杰作,不免大勾大抹,甚至沾有口水。
我的同学们常“忘记”带课本来上课,于是就向我借。我们将书桌合并,我坐左边的座位;如果他是左撇子,则我被罚坐右边。如此,上课时我可以不被遮手,笔记些什么也清楚。虽然这般“看”课本直教我差点成斗鸡眼,心底却有股暖流在缓缓吟唱。而我的一些老师也很妙,会将课本拿去修正,这就更加“壮观”字里行间了。
二十多年弹指过。我耳聋依旧,尽管人事沧桑,我心里的暖流仍依旧。我领略去照顾别人,一如别人照顾我的喜悦,因为在人生道上我拥有最温柔的书。一只蚊子●颜和玉(台湾师大英语系讲师)恋爱时,两人在灌木丛下促膝密谈,一只蚊子不识相,在旁嗡嗡叫,咬了她一口,又咬他一口,两人手臂都肿了个包,却不以为忤,念及英国玄想派诗人邓约翰的《跳蚤》诗,浪漫地想起两人的血液在蚊子体内结合。
婚后,他习惯早起写作。一日清晨,她满眼惺忪,气冲冲对他抱怨:“一只蚊子吵得睡不好。”他紧蹙双眉,伏案疾书,被她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不禁怒从衷来:“我一个大男人,还要管你一只蚊子的事。怕吵,怎不挂蚊帐?”望着他的不耐烦,她心底一阵酸涩委屈……如今老夫老妻生活下来,他每晚必将蚊帐挂好,先行入睡暖被,她常戏称他是“现代孝子”。一日,她一躺下,听见有细微的嗡嗡声,不禁惊呼:“有蚊子!”他睡意,却弓身仰起:“有什么?”“一只蚊子在蚊帐内。算了,不是很吵……”“不行,你不是怕吵吗?”他一跃而起,戴上眼镜,在蚊帐内追捕那只蚊子。情人节礼物●邱淑珍(宜兰玉结·成衣厂职员)西洋情人节将至,办公室几位未婚女同事,不是有人送花,就是有人送巧克力,看得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回到家不禁向老公抱怨:“嫁给你十几年,从未见你买花送巧克力,你看我同事都有人送花送糖。”“你知道报上报导一朵玫瑰花近百元,而且玫瑰花几天就谢了,又不能吃,多浪费。”听完他的道理,我只有气在心里。
情人节那天,见老公回家手提着一个塑胶袋递给我:“老婆!情人节快乐。”
我迅速打开袋子,只见一条条麻花。他得意洋洋:“我买了一百元麻花,代表买花和买糖(麻花上的白糖),经济又实惠。”留下我站在那儿望着麻花哭笑不得。母亲命里的三把箭●黄斐娟(台北·置地广告公司秘书)母亲29岁那年罹患内甲状腺肿大,脖子上因为手术留下一圈难看的疤痕。记忆中,她相当时髦漂亮,经常用一串珍珠项链遮住这个疤痕,跟父亲出门玩到半夜才回家。
39岁那年,她又因子宫癌在医院住了一整年。出院后,母亲变了很多,她不再苗条,也很少笑,经常帮人做衣服到深夜,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赚钱。而父亲却永远只是个麻烦的同义词罢了。
家里的状况愈来愈好,母亲却在59岁那年二次罹癌。在切除半边的乳房后,她的身体经常因为无法平衡而摔倒,但是她却活得很起劲,经常去爬山、旅游,并在海边盖了一幢红瓦白墙的房子,整天花花草草的忙个没完。
年前跟母亲谈起她的变化,她沉静地说:“年轻时只想守住你父亲,整天跟着他走。等发现自己的男人已经荒唐到无法收心时,才察觉你们都还没有长大。婚前算命的跟我说,我的命里有三把箭,如果躲得过,我就有好日子过了。我想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了。”
站在廊前眺望着大海,她说:“能活着真好!”  
让一点什么给男人

湖南文学
陈祖芬
常常觉得男人可怜。
这是我看电视新闻的时候,看欧洲共同体什么会议,或是世界首脑什么会议的时候,常常感觉到的。伟大男性们穿着无一例外的西装加领带。只是颜色有所不同,甚至颜色也大抵相同。我就想,男人真可怜。
女人在任何场合都有各种不同的服装。光是口红的颜色、面孔的涂料都有不知多少个品种。女人的世界实在比男人要缤纷得多。叫男人发懵的化妆品世界,叫男人晕眩的内衣世界,叫男人永远跟不上的变幻无穷的首饰和鞋跟,还有男人拱手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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