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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各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级地方政府有法定的监督权力，各级地方人民政协也对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有监督作用，但长期以来，各地人大政协对地方政府及官员既无监督能力也无实施监督的机制。地方人大政协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地方媒体宣传的轰轰烈烈，而人民群众对“两会”既无期盼更无兴趣。地方人大政协每年开一次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会议结束，地方官员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代表委员对其社会职务也只当作一种“荣誉”，每年来应酬一番。除了在换届选举时走过场，地方两个重要政治机构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生活毫无影响，不能不说是我们政治生活的一大缺憾。怎样突现地方人大政协在法律上应有的地位，发挥法律上应有的政治作用，使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决定和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已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调动人民群众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议题。
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直至乡镇城区都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行政区还设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超过200万名。从中央到地方有这么庞大的一支被赋予法律责任的监督队伍，应对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中起到严密的监督作用。但近年来检举揭发出的贪官污吏，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经由肩负监督职责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质疑而被查出来的。其实，地方党政机关中某些官员违规乱纪、滥权枉法、侵犯群众利益，敷衍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首先应该是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部分人早有体察风闻，可是这些代表委员面对地方上的种种不良现象往往是“集体失语”。人民群众对地方“两会”及其代表委员漠然视之，从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不知道有一条通过人大代表提出自己诉求的正常渠道。中国特有的“上访”现象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都暴露出人大代表在公权与民众之间不存在有效沟通，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而代表委员也不知道自己代表哪个群体，当然也无从向民众征询意见。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其来源一个是地方党委政府，反映的是地方政府的要求，另一个来源是在即将召开“两会”时向媒体征询。地方人大代表向媒体征询提案，居然还当作正面新闻广泛报道，似乎媒体比人大代表更能代表人民群众。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说明很多人大代表就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每年花费巨大社会资源召开地方“两会”，却不能取得相应的政治效果；地方的代表委员和地方人民群众两张皮，互不关联，这种政治生态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应该说，一些地方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是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的，是有正义感并愿向贪腐渎职的官员作斗争的，但是地方“两会”中却没有这样的气氛和语境。关键在于两点：一、代表委员中很大部分人是地方各级官员和部门负责人，即所谓的“圈内人”，他们本身在地方上就与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联系，甚至是利益对立者；二、地方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质询机制。
因而，提案人建议：
一、减少地方“两会”中各级现职官员和部门负责人名额，不要把地方“两会”开成扩大的“政府工作会议”。增加当地社会各阶层中涌现出的代表人物，容纳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让代表委员具有更大的广泛性；扩大基层自报参选人民代表的名额，鼓励人民群众中的有识之士“高调问政”。强化地方人大、政协与地方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地方人大、政协真正能够反映地方上各个不同阶层的诉求。以此为基点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加快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二、地方“两会”中应有质询机制，在议事日程中延长代表委员发言时间，容许代表委员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提出质询，并有质询能得到回复和结果、质询人也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保障机制。在全社会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文化氛围。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宪法规定我国土地所有制有两类，即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国有土地由各地政府管理，而城市与城郊的很多国有土地则已属于大大小小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群众团体、机关学校等单位。实际上，城市的国有土地已“地方政府所有化”和“单位所有化”了。而在农村，名义上是村镇人人都有一份的集体土地，农民却无权过问，所有权基本掌握在村镇干部手中，已“村镇干部所有化”甚至“村官所有化”了。“三农问题”提了多年，虽在很多地方使农村改观，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多数农民的生存状态。改革开放30年中，农民除了前期落实了“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而获得利益外，在以后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基本上是利益丧失群体，是现代化的踏脚石。他们并未分享到现代化、城市化的成果，还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了牺牲，承担了现代化造成的某些恶果。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是一群“无产者”，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无靠、无告的“三无”状态。“村民自治”在很多地方不过是个形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田和宅基地的产权没有落实到农户。
在生产责任制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承包关系。农田的承包期最长订为30年，草地承包期为50年，山林承包期为70年。虽然可以继续签约承包，延长承包期，但农民与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关系仍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现在，城市居民购买一套住房，其占有使用的土地有70年之久，产权可以进入二手房市场，进行买卖或出租交易，价格随房产市场的行情浮动。城市房屋及屋下土地的使用权已经完全商品化了。这与农民对农田的承包关系相比，一眼就可看出城市居民与农民间巨大的城乡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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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企业或其他用人单位拖欠民工及员工工资，在我国已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几乎已经成了社会的常态，每年临近春节尤为突出，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危及社会的稳定安宁，也影响了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声誉，并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正因为“拖欠工资”已成了一种常态，在现在建筑业、服务业的竞争都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建筑承包商才敢于竞相压低报价，以图承揽上工程，有的甚至可以“先干活后付钱”，即业主在开工前可以不付足应付的工程预付款，承包商就雇佣民工先干起来。这种“先使用后付款”允许买方拖欠的推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也常见，本无不可，但前提必须是承包商在工程前为工程的业主垫付费用，而现在的情况是，承包商也许会垫付工程所必需的材料、工具等等方面的费用，却并不对所雇佣的劳动者垫付工资。在雇佣民工时，也是说妥工程进行到一个阶段才发工资的。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也很激烈的情况下，劳动者也与承包商一样，只要能揽上活，宁肯先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拖欠链”。而“拖欠链”终端的受损者，竟然是最需要维持日常生计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
承包商或其他用人单位，面对劳动者时是资方。资方之所以能在生产或服务的过程完成后，分配到比劳动者工资较大的部分即利润，是因为资本这种生产要素在生产或服务过程中不仅起到策划、组织、管理等等作用，更重要的是资本要承担风险。劳动者不承担投资风险，不管企业赚不赚钱，他们都应得到工资，即使投资完全失败，也与他们无关。这本是市场经济中最起码的规则，也是工人无权过问资本有多少利润，无权要求在利润中进行再分配的道理。而“拖欠工资”的行为，却是承包商或用人单位利用工人的弱势地位强制工人一起承担风险。如果此次承包顺利，承包商无风险，工人也无风险，承包商获得了利润，而工人仍然拿自己的一份已被延时支付的工资。如果此次承包不顺利，业主拖欠工程款，工人却要与承包商一起被拖欠，一起承担风险后果。其违反公正的原则一目了然。
因为民工、员工处于弱势，只求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惜先支出劳动力，让承包商和用人单位有机可乘，转移部分风险，才能够以最“优惠”的条件力争承揽工程。建筑业市场上有这样的“优惠”，又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无财力、却有条件搞“政绩工程”、“重复建设”，开发商也可不精细地进行市场调查计算成本而盲目开发。2003年底，因###总理的关注，中央建设部紧急拨款200多个亿来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已充分说明“拖欠链”的另一终端多半是某些地方政府或其部门，这正是司法部门难以下手之所在，最终造成了“地方花钱、中央买单”。可见，工资可以被拖欠成了常态，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许多地方的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盲目开发，竟然是建立在既低廉又可以拖欠工资的劳动者身上的。
要切断这条“拖欠链”，首先应切断拖欠的第一个环节。民工和员工直接面对的并非政府和开发商，他们直接面对的只是雇佣他们的雇主，他们不应为雇主承担风险。现在，在处理拖欠工资问题上，即使法院判决被拖欠方胜诉，也仅仅是雇主补发民工应得的工资而已，连拖欠工资的利息都没有。这是极不合理的。综上所述，拖欠工资并非一个单纯的民事债务，这里面隐含着利用民工、员工的弱势地位强制他们为雇主承担风险的超经济侵害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所以，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为了杜绝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应该规定民工、员工按周或按月领取应得的工资，还应该在法律上对雇主拖欠民工、员工工资的行为制订惩罚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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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30周年。“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来，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及在实践中总结的邓小平理论，经历了由###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奉行的“###”重要思想，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执行的“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理念，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展现在国际社会。但与社会转型的同时，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集中显现出来，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存在许多困难。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以及出现的各式各样不应有的社会现象，关键在于全社会缺乏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文革”对社会文明与国民素质的破坏到今天越来越明显。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观察，“文革”的恶劣影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
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可是对“文革”的精神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清理远远不够，现在30岁的年轻人甚至40岁的中年人，对中国历史上那次惨痛的教训都已淡忘，青年人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践踏人权的情况更毫无所知。改革开放前，曾对群众以各种方式不断灌输“忆苦思甜”教育，使人民群众在物质极端匮乏中仍有某种满足感，所以尽管“天下大乱”，群众仍然拥护中央领导，害怕“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今天，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自由的空间逐渐扩大，群众的牢骚却与日俱增，逐渐积累的不满情绪成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