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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6）
当时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电车票比人力车便宜。方成幽默地说：有轨电车司机要听卖票的吹一声哨子才开车，所以有句俏皮话：“老太太上电车，您先别吹！” 上高中时，学校食堂是包给厨师的，吃饭记账，每人一个小折子，吃一回记一回。校外的小饭铺也一样，只需花1块钱买个折子，吃上3块5块都欠着，满一个月或到放寒暑假前才结账。中学生每月有5块钱就够了（合今人民币１５０元）。 那时许多店铺习惯于做记账的买卖。方成记得父亲下班以后路过四牌楼下面一家“隆景和”食品店买糕点，可以记账；路过海鲜铺子买鱼虾，如黄鱼、比目鱼、黄鳝、白鳝这些家常菜，都是记账。 高中毕业后，为了考大学，他住进二龙坑宏仁公寓，每月房租加包伙费一共１０圆左右（合今人民币３00元）。据记载还有十来个公寓，如会贤公寓在西河沿路南，房租饭钱每月１３圆。在那些公寓住宿的多是全国各地来北平报考学校的青年人。他那时忙于准备考大学，休息时偶尔也去看电影、听京戏，一张电影票2角钱。 １９３６年夏天，方成考取武汉大学，离开北平。 20世纪30年代北平专科和中等学校的费用 专科和职业学校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费每学期１０圆，杂费、制服费１７圆。学生１７３人。校址在前京畿道１８号。 北平女子西洋画学校，学费２８圆，杂费２圆。学生５０人。校址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４号。 中国戏曲音乐学院戏曲学校（原名北平戏曲专科学校，１９３１年７月改中华戏曲专科学校，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改此名），报名费１圆，注册费１圆，其余均由学校供给膳食等。学生１７０人。校址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４号。 青年会育才商业专门学校，学费４７圆。学生３９７人。校址在马大人胡同。 北平法律函授学校，学费、讲义２４圆，女生减收１７圆。学生４４１人。校址在宣武门内受水河流甲１号。 北平国文专科学校，学费初级每月１圆２角，高级２圆２角。学生２５人。校址在交道口南菊儿胡同。 北平华英打字学校，华文打字全期１２圆，英文打字全期６圆。学生２０人。校址在北新桥褡裢坑３９号。 新声英文日夜学校，学费每学期１２圆。学生９６人。校址在菜厂胡同。 北平中央银行簿记学校，每月学费５圆。学生每班３０人。校址在朝阳门内南小街老君堂６７号。 较著名的中学 市立第四中学，学费１０圆，寄宿费７圆，体育费２圆，制服费５圆，杂费３圆，膳食费约５圆。学生４２８人。校址在西什库后库４号。 市立第五中学，免收学杂费；体育费高中４圆，初中２圆。学生３２３人。校址在北新桥方家胡同。 北平弘达中学，学费初中２６圆，高中３２圆。学生１２００人。校址在西单新皮库胡同１３号。 北平华北中学，学费初中２３圆，高中２９圆。学生４５０人。校址在南长街南口内路西。 北平大同中学，由北京大学师生创办。学杂费初中２４圆，高中２８圆。学生５９６人。校址在东城外交部街。 北平崇实中学，学费高中３５圆，初中３０圆。学生350人。校址在安定门内大三条。 孔教中学，学杂费每学期１８圆。学生１２３人。校址在西单北甘石桥。 还有几所著名的女子中学： 笃志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中华圣公会设立。学费每季高中２０圆，初中１８圆，高小１４圆，初小８圆。学生２９６人。校址在前王公厂。 贝满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学费每学期２５圆。学生560人。校址在东城灯市口。 崇慈女子中学，学费高中１９圆，初中１７圆，小学８圆，幼稚园５圆。学生520人。校址在安定门内下二条。 华光女子中学，学费高中３７圆，初中２７圆，寄宿费１５圆。学生143人。校址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甲６号。 中小学教员的待遇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在蔡元培主持下，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清朝的“学堂”改称“学校”，将学堂监督改称“校长”。规定全国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可男女同校，国立小学学费全免。中学为普通教育。 １９１２年７月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重新制定学制，称为“壬子学制”，规定初等教育７年（初小４年、高小３年），中学４年。一开始对于中小学教员的薪水标准，尚无明文规定。当时全国的中小学教育经费经常得不到保障，时有时无，时多时少。各中小学校的教员待遇不同，一般采用“时薪制”，依照讲授的课时付给薪水。 广州市的薪水标准比北方地区高。1921年１月广州市政府规定小学教员的工薪分为９级，最低月薪为36银圆；通常任满３年晋升１级，递加额度１０％，最高可达125银圆；到１９２６年又规定最低月薪４０银圆，每年晋升一级，递加额度为７元５角。 当时１银圆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元。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7）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举行，提出了改革学制的新方案，这时创办的执信中学首先试行；取得经验后，###即于１９２２年正式颁布全国施行，通常称为“壬戌学制”或“新学制”，小学６年（初小４年、高小２年），中学６年（初中３年、高中３年）。 以广州地区说来，１９２２年以前旧学制（不分高初中）的时期，每课一小时，每小时薪水１—２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８０元）； １９２３年正式实行新学制后，中学教员待遇明显提高，初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１元５角至２元５角（相当于今人民币６０—１００元）；高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２—３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８０—１２０元）。 1932年实行教（课）训（练）合一制，中学教员待遇改为以“月薪”计算。规定： 初中教员每周任课１８—２２节（每节课４５分钟），月薪６０—８０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２４00元； 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私立学校和兼任教员的薪水，参照公立学校的办法，但仍以每周任课时数计算报酬（当时１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３０元）。 抗日战争初期，广东各机关公务员和学校教员，一律按照原薪８成发给，称为“国难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广州沦陷，物价逐步上涨。起初教育界采用发给“生活补助费”的办法加以弥补。但到抗战后期，提高薪水和发给生活补助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因此公立学校按家属人口数补助免费大米，私立学校则向学生家长征收“学米”补助教职员工。沦陷区老百姓跟内地一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1）
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例如乡镇企业和商贩、个体户先富起来，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万元户”。那时人民币１万元，按照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十几万元。目前的文化人，达到那样水平的还不多。 根据史料查明，早在20—30年代，北京、上海等地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相当多的学者教授成为当时货真价实的“万元户”。 2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280银圆（大洋），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次高260银圆；最低的教授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一万元；当时北大教授约80名。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师，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银圆计算，如果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8000元。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50—100银圆之间，约合今人民币2000—4000元。一般也可以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20—30年代抗战前仍通行银币，1936年以后才只用纸币（法币）。 1927年6月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7000元，二级教授450圆，三级教授月俸400圆。副教授一级月俸3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二级副教授320圆，三级副教授300圆。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人民币9000元，二级讲师240圆，三级讲师220圆。助教一级月俸18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元，二级助教月俸160圆，三级助教月俸140圆（根据《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这比五年前大为增长，而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到了30年代，教授的数量和薪金都显著增加。胡适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圆；加上稿酬版税收入，他成了“文化万元户”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钱玄同、黎锦熙、郭绍虞、陆侃如均收入不菲。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这样的“文化万元户”不胜枚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优惠的。学生的待遇也不错。据曹禺回忆：30年代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每月有30银圆生活费（合今人民币1000元），“足够你开销的。真要是沉下心来做学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曹禺又说，他在1933年夏天从北平清华大学西语文学系毕业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保定教书，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可见当时清华毕业生待遇之高。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华罗庚关于五次方程不可解的论文（当时年方20岁的华罗庚在一所中学当会计），就想聘用华罗庚。但是华只有初中学历，只好在算学系担任行政助理，月薪4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元），此后在清华5年内发表了十几篇数学论文。第二年成为助教，月薪80银圆（合今人民币２４００元）；第四年升级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程，月薪12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相当于法币4000元，今人民币120000元），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据黄宗江回忆，他的父亲黄曾铭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北京担任电话工程师，30年代初的月薪300余圆。阮若珊的父亲阮慕韩1931年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归国在北平担任大学教授，月薪200多圆。她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父亲和杨秀峰、黄松龄、张申府、张友渔等都是有名的红色教授。”（参看阮若珊《我的良人》） 30年代中国学者在北平的收入，跟在美国的工作相比是差不多的。例如1938年7月27日周一良在给北平谭其骧的信中说：“持宇（陈注：邓嗣禹，1937年赴美国）最后为外人治清史，年酬600圆，兼领哈佛燕京资金500圆，尚须为《亚洲学报》任译事，年得250圆（陈注：总共1350圆），生活当无可虑。”这有代表性，也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月收入120圆，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所以“学成归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还可以提供几个史料作为参照：30年代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约为100—200圆；高、初中都教的教员，以及主要课程国文、英语、算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圆以上。而学校行政人员月薪为50—100圆。勤杂人员月工资30—40圆；小商贩和粗工等10—20圆，厨师和招待8—12圆。不知何为脑体倒挂。（陈注：20年代初银圆或国币1圆合今人民币40元；30年代国币1圆合今人民币30—35元。） 花费了很多工夫查阅、核实、分析了上述史料，我心想：难怪当时到欧美日本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后大多回国报效中华文化事业，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不外流。 1。 顾颉刚 顾颉刚，１８９３年５月生于江苏省苏州。１９１３年考入北京大学，１９２０年毕业，时年27岁，担任北大图书馆员，月薪５０银圆；又帮助胡适之教授编书，每月补贴３０银圆，共得８０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3200元），还不算多。１９２２年因祖母去世返归苏州老家，不久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专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４年回到北京，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