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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引自费正清《中国之行》，转引自《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第79—85页。）另一位美国学者谢伟思说：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学术界不仅被经济困难压得透不过气来，人心涣散；而且多年来承受着政治控制和镇压的重担，正在失去他们曾一度拥有的知识活力和领导地位。（同上书第３０页）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生活跌落到了谷底。 大学生们惟有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学校等）以及中学兼课，或代做办公室文秘，或担任公共汽车售票员，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以菲薄的收入补贴最低水平的生活费。 “你不艰苦！”“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1944年3月，行政院长孔祥熙来到昆明，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同学们讲话。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时，同学们立即齐声高呼：“你不艰苦！”接着会场发出一片嘘声，弄得腰缠万贯的“肥头大脑”狼狈不堪。孔祥熙表示对大学生们生活困难十分同情，将请求中央政府给予关怀。4月，果然重庆政府拨款４０万元法币，作为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救济金。 大学生们经过热烈讨论，议决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难民同胞。 孔二小姐代表“长官爸爸”孔祥熙向西南联大从军的学生赠送慰问品时，东西被扔在地上，学生齐声高呼：“我们不要你的慰问！”（引自《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48页） 自食其力，自行其是 1942年以后，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生活跌落到了谷底。到1943年末，教授们每月“薪津”大约3700元，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标准银圆９圆；1944年末，“薪津”大约18000元，只合战前１２圆５角；1945年末，“薪津”大约113000元，实际购买力略有回升，但只合战前１８圆6角；一直到西南联大结束前夕，最后一学期教授们的月薪为法币141000多元，也只合战前的银圆27圆５角。（陈注：根据1946年９月出版的《观察》第一卷第九期。原文中有计算错误，现按检验结果予以订正。） 讲师教授们惟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学校等）以及中学兼课，或如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或如闻一多卖图章，或如朱自清、王了一卖文稿以补贴家用。 笔者从档案中找到1943年教授们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这个史料尚未公开发表过，特地照录如下：［署名：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等十二教授］ 文值：颂赞题序五千元，传状祭文八千元，寿文一万元，碑铭墓志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 诗值：喜寿颂祝一千元，哀挽八百元，题咏三千元（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 联值：喜寿颂祝六百元，哀挽四百元，题咏一千元（联以十二言以内为限，长联另议） 书值：楹联四尺六百元，五尺八百元（加长另议） 条幅四尺四百元，五尺五百元（加长另议） 堂幅四尺八百元，五尺一千元（加长另议） 榜书每字五百元（以一方尺为限，加大值亦加倍） 斗方扇面每件五百元 寿屏真隶（书法）每条一千五百元，篆书每条二千元（每条以八十字为限） 碑铭墓志一万元 篆刻值：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年芳女士代转（陈注：按原件照片抄录。1943下半年的100元可以购买大约５斤米，合２０元一斤，再过一年每斤米价４２元，又翻倍了。） 中华民族的脊梁 就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经济状况之下，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奉献了他们的累累成果。仅在1942—1944年获得###嘉奖的就有—— 1942年：冯友兰《新理学》，华罗庚《堆垒素数论》，金岳霖《论道》，许宝禄《数理统计论文集》； 1943年：周培源《湍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钟开莱《概率论与数论》，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李谟炽《公路研究》，王力（了一）《中国语法理论》，张印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冯景兰《川滇铜矿纪要》，费孝通《禄村农田》；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9）
1944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楚辞校补》，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天气之涡旋运动》，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高华年《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律初探》等。（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520、 528、 534页） 正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继承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正是这样一群社会精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沦陷区北平高校概况 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保持联系，燕京、辅仁的校园就成了北平的“孤岛”和避风港。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纷纷报考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院系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还留在学校教课。还有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平，照常上课、看病。 此外原有大学里面，唯一保持原状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是汉奸汤尔和一手创办的。他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任伪###长；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汤尔和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署长是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新华街师范大学、李阁老胡同女子文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衔接的是北洋军阀的旧传统。 北平沦陷后的校园生活 在沦陷期间，北平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无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惨的了。当时北平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所以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生活水准，仍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 开头两三年中，物价上涨尚可忍受。以面粉为例，“七七”事变前4元不到的一袋洋面（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涨到5元出头，涨幅为20％—30％；其他日用百货、副食品等，涨幅也是20％—30％左右。1939年谢刚主所写的《一士类稿序言》中说：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会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些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七七事变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面粉、白大米作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面、杂合面一类的粗粮（又叫做“糙粮”或杂粮），除非极穷苦的人，才吃所谓“窝窝头”，就是完全由玉米面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沦陷之后的1938—１９39年间，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小米、小米面、小米粥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杂粮了。 北京大学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从沦陷后便日夜忧思，晚间必听中央广播，白天还不辞劳苦地翻着字典看Peiping Chronicle（北平记事），在忧患中仍没废弃研究，写论文稿。他因困处危城，劳瘁忧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经协和医生诊察，断定是胃癌。后来经朋友婉劝，终于在1937年11月4日进了协和医院，不久于悲愤中死去。 缪金源教授体弱累重，无法离开北平，1937—1938年度一整年隐居不出，食贫自守。1938年秋天才到辅仁大学哲学系和司铎书院教几点钟书，月收入130元。后来因发表了“非宗教”的言论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没有续聘。战前他收入相当丰厚，每餐都有鱼肉珍馐。但沦陷后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因为入不敷出，已经减到每天一粥一饭。1939年离开辅仁大学后，生活更加困难。他在1941年4月25日给魏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里说：“自离辅大后，生事良苦，岁杪又举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费二三十金。诸儿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长幼均多病，……以贫困故，概不服药。老父因仰食者众，且季弟营小医院于沪，两年来亏耗血本万金，今年不复能相济。然誓饿死不失节！……”自此以后，他从每天一粥一饭减到每天两顿粥，到最困苦的时候，全家只落得一天只喝一顿粥了！经这样冻馁折磨，一死了之。北大同人赞颂缪金源是位“傲骨嶙峋，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朋友”！过了两三个月，他的夫人也因贫病交迫追随金源于泉下。 汉奸周作人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他在《知堂回想录》等书中一再为自己辩解。他当时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离去北平，现在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又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世杰）教长、蒋（梦麟）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可见起初尚有坚守民族气节，以“苏武留胡节不辱”为榜样的想法。熟读经史的周作人当然知道明末清初大汉奸洪承畴等鼠辈的千古骂名。再说，东洋指挥刀并没有架在他脖子上威胁呀！他自己回顾：“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力气自己运动的人），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0）
请注意在这里周作人承认“经过考虑”，可见他是权衡过名誉地位、掂量过利弊得失，才下定决心“答应”卖国投敌效鹰犬之劳的。他反复“考虑”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丧尽天良，就任伪职“督办”的呢？ 后人不必妄作揣测。还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揭开了这个老底。他一语道破了“考虑”的根本原因：“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必须说明，旧时代行政官员分四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给周作人定的身价不算低，一上台就是头等达官，月俸1200圆，是他原有薪金的两倍（合今人民币3６０００元）。而且还有显赫的前途等着他，晋级可以一直加到月俸2000圆（合今人民币6万元）。如此在和平时期他做梦也得不到的横财，今日明晃晃地摆在他眼前了。 这才是致命的诱惑，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诱惑。 试想：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的八道湾大四合院里，周作人名为清静淡泊，实则豪华挥霍的士大夫生涯，每月所耗费至少70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就为了这样用成堆银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现在天下鼎沸、国难当头，周作人却幻想在危巢之下保全自私的“完卵”。如此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身价陡增，不由得周作人不动心。无视汉奸伪职的遗臭万年，只顾一时的荣华富贵了。 知情者回忆：周作人在担任伪职“督办”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穿着日伪的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写了《先母事略》津津乐道“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等。从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作为鲜明的对照，我只要举出两位先贤：一位是老舍先生，一位是陈寅恪教授。老舍先生应召单身奔赴国难，贤妻爱女沦落北平，熬受千辛万苦而宁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他写出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