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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我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闲说到现在，还只是泛泛地谈温州。从这一章开始，才具体地集中到温州人身上。对古代的温州人，我的闲说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书是不记平头老百姓的。
说做官的温州人，先说什么是官，官又从何而来。“官者管也”（《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管人的为官。宋朝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著作《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实，原始社会的官不是役民的，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的公仆。并且是选举产生的，其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最早的官员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于他们各司何职，现在也很难说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会，火种非常重要，钻木取火后，要想法保存下来，可以随时取用。那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保存只能用木炭之类的，火正这个官便是负责这个事的。管好的话人们可以时时使用，又不会酿成火灾。这个官只能是服务性质的，是公仆。后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个公仆，将祝融尊为火神。这五官是尧时的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舜时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狱的士等等，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选的。夏王朝开始，官才由公仆演化为“役民者”。这时的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员，即以后所说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众。据《通典》记载：夏代有官员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达63675员。宋代是官员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记》载）当然宋时的冗员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四一”干部不知有多少。
那么，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夏、商、周三代是乡选里举制度，由下向上推荐，再根据“六德”、“六行”、“六礼”等标准，由王选定并任命。春秋战国时期有荐举、游说自荐、年功等许多办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游列国便是游说，商鞅、张仪、苏秦等都是游说自荐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汉时是推荐选拔加考试录用定官职的。晋、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状（才）、家进（门第）三个方面进行评举。秦、汉及晋、魏、南北朝时的举官方式都取决于地方官的好恶与关系，往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无论德才多好，无法做官。再如温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极难上达天聪，温州人做官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未见有关于温州人做官的记载。
科举制度是隋代的隋炀帝开始的。都说隋炀帝荒淫无道，开科考举却是很有远见的一着棋，让一般老百姓有了进身之阶。即所谓“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闻”。但隋朝科举才刚开始，对温州这种偏远的地方影响还不太大。唐朝定都在长安（西安），温州与之相隔何止万里，温州人当时的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原。隋、唐两代均未见有关温州人做官的记载，只有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人做官的才多了起来。当然，这里的官是指大官，而不是里正（居民区主任）之类的小官。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宋、元、明、清四史才有温州人的传略。有宋一朝即有三十六人。这便是科举制度的好处，给“上品无寒门”划上了句号，使有才学的普通老百姓有了做官的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穷士子有了盼头，将来能成“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温州这种穷乡僻壤的人，也想着做官了。
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还有池上楼、谢公亭、谢客岩、康乐坊等纪念性的遗迹。但仔细一查，谢公在温州只当了一年的郡守。这一年中又是“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纵情于温州的山水，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做这么一年的官，写了这么多的山水诗，还留下了这么多的遗迹，这官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这点与他的文名有关，但主要还是所做的事：在郡一年，招士讲书，人知向学，鼓励植桑养蚕，兴修水利，政清刑简，因而能“德惠多及民”。也就是说他为立郡之初的温州人做了不少开化的工作，所以温州人至今仍在纪念他。但他祖籍陈郡（河南），后移居会稽（绍兴），不是温州人，而我这一章要说的是做官的温州人。
为官的温州人
我以为温州人做官的虽然不多，但能做上官，做得都是比较称职的，好些人也能做到极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真正开始做大官的，还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周佇，并且这个大官是在高丽（朝鲜）国做的。
周佇（？…1024年），工文善书。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随商船至高丽经商，结识了高丽翰林学士蔡忠顺，蔡佩服其才，乃密奏高丽王穆宗。看来这位名诵的穆宗是个英明的宗主，能从善如流，也有博大胸怀。未对周佇实施“内查外调”，也不认为他有可能是中国派去的间谍，即留之并授礼宾省主簿。这个官不算小了，礼宾省相当于外交部，外交部的秘书长，应当是副部级了。时高丽致北宋、辽的外交文件，均出自佇之手，信任度相当高。大中祥和五年（公元1012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杀高丽王诵，立诵从兄询为高丽王，是为显宗。显宗一上任，辽契丹大举进攻高丽，周佇既食高丽之禄，当为高丽效命，扈从显宗，抗辽有功，升任礼部侍郎、中书院直学士，按现在的概念大约当得外交部副部长，并兼国务委员了。以后又历任内舍人、秘书监、右常侍、左散骑常侍、上柱国、礼部尚书等等官职，一直不离高丽王左右，作为客卿能享如此高的信任度，实在难能可贵。他是以礼部尚书致仕的，正儿八经的正部长。在外国当官当到这份上，可以说是极致了。周佇卒于宋仁宗大圣二年（公元1024年），葬高丽，《高丽史》有传。
温州人中在国内当到“正部级”的第一个人是吴表臣（1084…1150年）。北宋大观三年，吴表臣和其兄吴鼎臣同中进士，但官当的不大。直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自扬州逃抵温州，御史中丞赵鼎推荐避难回乡的吴表臣、林学仲、陈楠等人扈从，表臣最先到达，任监察御史。这是温州人极少占地利之便的例子。后条陈“指置上流以张形势，安辑淮甸以立藩蔽，择民兵以守险阻，集海舶以备不虞”，其策多见施行。他的官最高当到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官是很大了。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当时的丞相秦桧欲遣表臣出使金国，议定地界。秦桧还指政事堂为饵，暗示“归来可坐此”，大约可以弄个副总理当当。表臣拒不接受，以后又因他事与秦桧意见不合而被罢了官。不久，起用为婺州（金华）知州，逢当地水灾，先发常平仓米救济，深得民心，升任傅文阁侍制。任满之后请求“奉祠”，这个“奉祠”是宋代独有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因年老多病，不能视事，给他一个闲职，可以领取“薪俸”而已。吴表臣在家奉祠数年，生活俭朴，无异布衣。绍兴二十一年卒，《宋史》有传。
现在要说的是王十朋（公元1112…1171年）。游览过温州江心屿的人大约都会记得江心寺门口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联是“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对联的字是温州现代的书法、篆刻名家方介堪先生所书，落款是宋王梅溪句。这位王梅溪就是王十朋。这副对联利用了汉字有一字两读的特点，应当读成“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标_的念成朝阳的“朝”，其余的念朝鲜的“朝”。“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下标_的念成长短的“长”，其余的念成长大的长（涨），这对子便能朗朗上口了。与北戴河景区的孟姜女庙前的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高宗来温州避难，王十朋才十八岁，所赋诗中有“北斗城池培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之句，足见其才气，现在江心屿还有“清辉”二字的石刻。但王十朋直至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四十七岁方中进士，廷试时以“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之类的鲠切言辞，因醇正议论被高宗亲擢为状元，并用其“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趾所贡翠物焚之”之言。任绍兴府佥判时裁决英明，吏奸不行。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被太学生列为“五贤”之首。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知饶州，乾道元年移知夔州，饶民乞留不得，竟断所过之桥，王十朋只能另觅他道离开。后此桥被命为王公桥。此后知湖州、泉州均有政绩，当地老百姓建生祠以纪念。王十朋是南宋时著名的主战派，他曾提出：“今日之计，战固未可胜，和决不可议。守以养气，俟时而伸，乘机而投而已。”面对日益强大的金国和此时的南宋现状，也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叶适对王十朋的评价是“士类常推公第一”，似有乡谊之偏，朱熹论其奏议“气象宏大”应为公允的。南戏《荆钗记》的主角便是王十朋，但经考据，王十朋中状元时已四十七岁，生有闻诗、闻礼两子，《荆钗记》的故事纯为杜撰，惟借十朋之名而已。王十朋的墓至今仍保留完整。
刘基（公元1311…1375年）刘伯温与王十朋同样，温州的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文成南田人，因南田曾属青田，所以有青田人之说。刘基自幼聪颖，“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其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悉其要”（黄伯生《文成公行状》），可见是个奇才。他于元时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二十三岁时中进士，此后在元朝继续为官，但都是从七品、七品之类的小官，从未受到重用，于四十八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为文授徒，写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名篇，后人评其诗称雄浑，散文称奔放，足见其才气。他的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很广，充分显示其多闻博识，成为世所公认的大学问家。同时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阐述自己的“治世之道”，“著书之言，以俟知者”。这就是温州的官吏的特点，不尚空言，专在务实，“以待王者之兴”。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刘基被朱元璋邀请出山，达到了“以俟知者”的目的。他赴金陵即呈事务十八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受到朱的器重，被留中枢，参与军机。按民间的说法他是明“开国军师”。于是，朱元璋“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运录序》）洪武初，先后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出于他之手。他还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使得南京具“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路”的宏大规模、恢宏气象，奠定了往后数百年的“金陵王气，东南重镇”的基础。特别是他奏立的《军卫法》，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