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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在三千多年前，居住在这个“瓯”的人民，生活远比中原落后，中原人在“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时，瓯民还是剪短头发，身上刺着花纹，赤足，吃蛇、蛙和鱼、蛤为生。
当孔圣人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在沃野千里、阡陌相连的中原大地周游列国，问礼于洛阳、绝粮于陈蔡之时，瓯民“制瓯击缶”，还在捏他的泥巴，敲他的盆盂呢！在交通极其落后的古代，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无法透过重重的山峦，惠及这“瓯”中之民。
这是一个“瓯”，一个面向大海，盛满了温州人民世世代代美好希冀的“饭碗”。同时也是瓯民的一个大家园，它为瓯民遮风避雨，供他们起居饮食。同时又将他们阻隔在中原文明之外。
温州人的特殊经历和因此造成的独特个性，都是因为这个“瓯”。
所以上面的第二说也讲得通。
“瓯”中的世外桃源
我好旅游，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全世界七大洲中的六大洲（除南极洲之外）都留有我的足迹。走多了之后回过头想想，这个“瓯”待温州人不薄。别的不说，有时候光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瓯地的瓯民真是有福！
温州的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年均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无霜期长达280天。如此冷热均匀，气候湿润的地方实在少见，滋润得温州人个个水灵灵的。加之这里的河道纵横，水网丰富，土地肥沃，农作物一年三熟，东部的海岸线曲折绵长，沿海岛屿星罗奇布，海产品异常丰富。温州人的吃饭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地形造成的闭塞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给自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反正天高皇帝远。
遥想当年温州城，瓯江与宽阔的护城河将城区围成一个孤岛，城内九山环立如斗魁，整齐的街坊罗列其间，每条街坊或前或后都有一条河道。河水与城外小河相通，清澈见底而缓缓流动。家家户户有一小桥与街坊相通，由于小桥是各家自己建造的，形式不一，高低不同，有的栏杆雕饰豪华细腻，有的粗放而富有野趣，人们在桥上聊天，在自家的河埠头汲水、洗刷。有的坐在自己的厨房间里，在向窗外伸出钓鱼竿钓鱼，顽皮的邻家小孩一颗石子，倏忽之间正要咬钩的鱼儿不见了，引起一阵哄笑声……
河道宽广处，庙宇搭出戏台，逢年过节的热闹景像，令人流连。温州人至今形容“热闹”便是“戏台下似的”。夏天，河边的榕树下，坐满了乘凉的人，树阴下，凉凉的水气，是最好的社交场所。在河中游水嬉戏的小孩，更为这种社交场所增添喜悦的成分。玩腻了水，那就上山吧。华盖、松台，有的就在湖边，有的看到瓯江，山水城市，山水相连……别以为这是我的想像，在我刚懂事时温州就是这个景像，我的游泳就是在大榕树下学会的。
读书时春游，就在自己住家附近的河埠头上船，一直划到远郊的风景区茶山或者仙岩。手划船、舴艋舟、小火轮四通八达，乐清、永嘉、瑞安、平阳，都是船来舟去，甚至连地处山区的泰顺、文成也可用拉纤或背滩的方式坐船到达。划动的船桨，搅纹了清清的河水，也搅动了悠游的鱼虾，不时跃出水面……以前的瓯地，分明是另一种版本的“世外桃源”。
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相对闭塞的环境，生产力虽然落后，民风却比较纯朴，战争、杀伐也较少波及。瓯民不急不燥，稳步前进，从三千多年前的剪发文身、击瓯为乐至隋、唐时，与中原的差距已经不大了。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原因外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相对稳定的温州就走到了前头。生产力方面，这时温州的造船、纺织、印刷、陶瓷、皮革等等行业都非常发达，产品远销南洋、日本、高丽诸国。生产力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此时温州，游客云集，往来不绝，酒楼茶肆，箫歌喧阗；文化方面，九山书会、永嘉才人，南戏由萌芽而发展，事功学说的提出，永嘉学派的形成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时任温州知州的诗人杨蟠有《咏温州》一诗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可见温州当时的盛况。
至此，这个“瓯”字，真像一只满满登登的饭碗，在风调雨顺中，盛满了岁月累积下的收成。仿佛将在一代代瓯越子民手中一直这样端下去。然而饭碗盛得越满，就越不好端，招引的觊觎者越多，倾覆的风险也越大。
金“瓯”无缺的代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产的繁荣，闭塞的温州逐步为外界所了解。这里毗海处一片平坦，船舰可长驱直入；进来之后只要占据周边山头，则攻守自如。而中央政府欲来救援，却有大山阻隔，天高皇帝远，像一个失去保护的孤儿。于是海盗、倭寇频顾温州。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九月，“倭寇数千自楠溪出，夺舟渡江至蒲州登岸、屯据龙湾，并分兵掠永嘉场。王沛、王德率义兵拼力抵御，斩倭寇十六人，生擒十四人，夺马十余匹。十月，倭寇由闽犯瑞安境，守备刘隆、温州卫指挥祁高战死。”数千人来扰，惟义兵抵御，说明守军救援不及。而事隔一月，连守备与指挥也战死了。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初五，倭寇八百余犯梅头，攻海安所。初六，王沛、王德率义兵追剿，遭敌包围，王沛与族中崇尧、崇修被害。十七日，倭寇船百余艘从黄华攻磐石。磐石把总统率舟师战败，全军覆没。二十三日，倭寇分掠永嘉、龙湾，王德率部在金岙与倭寇相遇，力战身死。”一月三次，船百艘，磐石卫把总以下全军复没，义兵首领力战而死。倭寇的猖獗与实力可见。当时明朝国力还在鼎盛时期，温州人比沿海其他地区遭受更多倭难，地理环境造成救援不及也是非常明显的。
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六日，时任浙江都司参将的戚继光自台州率兵南下，在乌牛、琯头、磐石等地连战皆捷，斩敌一百二十余人，生擒二十余人，焚溺倭寇无数，救回被掳男女三百余人。”第二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会剿流窜福建的倭船七十余艘，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倭患才算稍息。
倭患息后不久，洋人便紧跟而来。倭寇空手而来，抢掠之后满载而去。洋人恰恰相反，往往满载而来，载来的是洋烟、洋酒、洋油、洋布、洋伞等等带洋字的东西。同时还运来大量的鸦片烟。洋船大都有武装保护，能正常贸易的，便做贸易，不能正常贸易的就走私，走私不进来的，就武装贩运了。他们也满载而去，载去的是茶叶、丝绸之类的土特产及抢掠去的物品。真正是商人、海盗、土匪三位一体。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0年），英人梅兰率战船三艘，侵扰乐清沿海；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间，在永嘉林干（瓯江口灵昆岛）地方索洋一千而去。五月廿七日，又有海匪“广东艇”白日登岸，劫去妇女七人，进港船计十余只。闻黄岩地方蹂躏尤甚。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夷匪（洋人）骚扰温州，泊东门码头，镇道各官合馈银七百两，折净钱一千五百并礼物等。与此种骚扰同时的是鸦片烟源源不断地流入温州沿海……
就连英国公使卜鲁斯都在给国内的文书中承认：“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事实是：镇海、舟山、温州的中国当局和居民，原来对于到那些地方去的欧洲人都是很友好的，毫无侵害地让他们在那里住下来，在温州且做了很大的生意。不幸在没有任何权力加以管束的情形之下，坏蛋逐渐聚集起来。这里的坏蛋经常凌辱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居民还不够，终于在这几个口岸及其邻近水面当起土匪和海盗来了。”（1861年5月30日致罗素发文第56号）他描写了外国“商人”怎样在温州当土匪和海盗以后，接着说：“（外国人）罪案累累，终至逼得人民起来用群众暴行寻求报复了。”
在温州沿海至今仍保留有永昌堡、蒲壮所城、金乡卫等古代防御工事，城墙、城门、城楼、烽堠、烟墩完整。温州民众中流传至今的“光饼”、“盾牌舞”便是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念，而永强宁村至今仍保留有全国惟一的一个汤和庙，并且每年举办祭祀活动。宁村号称中国姓氏第一村，全村八十余姓，据传便是抗倭将领汤和手下留守屯垦兵丁之后。同样，这段抗倭的历史还给金乡留下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这一切，如今是爱国主义的教育素材，也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金瓯无缺——瓯地的人民，在历史上为抵御外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难端的“瓯”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温州应当走出这种外侮频频的困境吧。其实不然，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之中，这种“瓯”样的地理环境依然让温州人吃够了苦头。
倭寇、洋人选择从温州进来，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也选择从温州进来，其原因还是因为这边易攻易守，进可扼守咽喉要道以图中原，退可遁入山里长期潜伏，从战术角度说，这个“瓯”形的地方，又是国民党眼中的桥头堡。
1949年11月，温州刚解放不久，台湾国民党就派遣“浙瓯游击队”200余人，乘汽船两艘，帆船五只分两路在平阳马站登陆；1950年2月，国民党又派遣“东南反共救国军浙闽边区第一师”由师长王丁植带领，20多人在平阳石坪乡登陆。尔后，同年7月，国民党的正规军100多人分两批又攻石坪乡；几乎与石坪乡战斗的同时，另一股70余人从永嘉的清水埠登陆，清水埠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战斗的枪声市区可以清晰地听见；……解放初期，在温州这类事太多了！直至1963年，温州解放十几年之后，国民党“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的两拨人马，还在平阳的大淹湾和永嘉的虎头岩相继登陆——我在温州文化局工作时的两位领导陈又新、沈国洌Щ咕驼獯问录戳恕抖Ｐ∩诒返南范媒薄�
虽然国民党小股武装的侵扰终究成不了气候，每次总是以被击溃或消灭而告终。可是温州人却因此吃大苦头了！温州被定为前线地区。不允许在温州投资大的工程项目，不许在温州建高楼，对于温州的一切工作都要从战备的需要出发……
记得我刚念初中时，班主任兼大队辅导员召集我们干部开会，画了一幅温州地图，然后解释说：这三面是山，一边朝海，就是大口袋，敌人一进来，只要把海这边一封锁，就是扎紧了袋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此时的“瓯”，又成了捉鳖之瓮。
她讲时热情洋溢，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她没有想到，我们更不知道，为了这“关门打狗”，温州人比别处的人更严密地被控制，每个政治运动温州都要被严格筛选；因为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的失业率更高；温州人的住房更紧张；温州学校的比例也低，温州人更少升学的机会；甚至连温州的干部升迁的机会也更少；温州的一切建设都滞后……温州人真是倒霉透了！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平均每年1983万元。温州有人口七百多万（当然解放初期没有这么多人，但从1953年到1962年十年时间，台州与丽水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属温州，所以仍按七百万人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摊到2。83元人民币！换个方式来说明：国家对温州三十年的投资总额，还不及对宁波市1990年一年的投资额，实在太不公平了！
另外，温州的土地总面积是11784平方公里，人口总数是755。8万人。也就是说温州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人口约占全国的6‰，人均土地面积只约二亩左右，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2亩左右）水平。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而这里的二分田还是个约数，实际耕地面积仅是全市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也就人均0。33亩左右。再好的气候，再肥沃的土地，再勤劳的人，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加之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真是爹不疼娘不爱，“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人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儿。
这个饭碗，真不好端！
复杂的“瓯”字情结
世外桃源般的黄金时代在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