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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自己，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重庆，把我和哥哥送到湖南的姑姑那里。到了湖南，我却不肯留下，在我幼小的心里，已经知道湖南和重庆离得很远了。父亲和姑姑商量着怎么安置我们兄弟的时候，我躲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哭。他们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我也要跟着父亲去四川。
这让父亲很不忍心，于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的另外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哥哥却哭了。问他时他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他的身上了。那一年，哥哥十三岁，我十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2）
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当时他把我们带到南充，主要是因为南充是继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之处。1940年，“朋友聚会处”从南充迁到重庆，一年后再迁到北培。虽然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是我毕竟是他的儿子，潜移默化之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后来他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
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佛书，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发愿要去出家，想法十分坚决。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祖母已经过世了。我的伯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并没有儿子，如果他出家，按照那时的观念便是要绝后了。虽然祖父百般劝阻，但是他也不为所动。
后来他对一位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说起这件事，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如果让他到山上的庙里去住，他会很高兴。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他对那个美国学者说：走上这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就是不是到庙里当和尚，而是跟知识分子在一起。父亲所说的这一步是指他到北京大学教书的事情。
“走上了这一步”之后，父亲对于孔子的“仁”有了深刻的体认，他觉得必须遵循和按照孔子的思想去生活。这样，父亲又决定不出家了，“暂留几年，为研究孔子开端”。又过了几年，结了婚，也安了家，而当时中国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父亲听过我的暗示，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
人的一生是在一代一代的重复中又有变化。我儿子长到三十来岁的时候，差一点通知我“不要管我恋爱结婚的事”。他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他的缄默中，似乎我只需等着看结果。当初我比他显得谦恭，虽然我的心里也是不要父亲管，但是我采取了主动汇报的方式，跟父亲说了我择偶的标准，并且对他说，虽然谈婚论嫁的时间已到，但是我并没有急着结婚的危机感。
他听了只是一律点头。有一次我还特地跟他说起我不喜欢让别人介绍，我跟他说，我厌恶去见一个女人的目的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结婚。即使如约去了，也是心绪恶劣，直到告辞走开才如释重负。他听了还是点头。
但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四舅母的同事。我当时在心里埋怨他“多事”，但还是决定“圆满地”处理这件事，当然结果还是“不圆满的”。四舅母就表示我应该有话直说，她宁愿我及早回绝，以免给那位同事平添苦恼。我的心思是不伤害我的长辈，而舅母的心思是不伤害同事。显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亲是听过我的暗示的，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看来他只是首肯我的情趣不流于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后来他对舅母解释：“培恕有一点变化，现在是外圆内方。”
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父亲是反动派，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是我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他的反动也不是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3）
所谓划清界线就是在经济上没有来往，政治认识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场，生活上就更不能有“亲密接触”了。我和哥哥每周六、周日到他那里，有时在他那里呆三四个小时，有时呆大半天。偶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下班之后就骑自行车赶到他那里。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我们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知道他大体上怎么生活。
当时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上次你采访张燕妮不知道她说到过没有？（记者插话说，说起过，张老师说起梁先生当时到张先生家里去，就给张先生打电话，说让大嫂给我准备一碗素面。）
有一次，我和培宽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幅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的，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虽然造成了我们与父亲的距离，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很默契。
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
新中国之后父亲退出政治舞台，世人多认为是因为父亲在一九五三年的“九天九地”说触犯了毛泽东，被迫离开政治。其实并非如此。早在一九四六年，父亲就写信让周恩来转交毛泽东，表达了自己不想参加联合政府，只想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但是当时毛泽东不同意，他对父亲说，搞政治与搞研究并不妨碍，你可以一边做联合政府的成员，一方面搞你的学术研究。作为父亲多年老朋友的周恩来说得更直接：我们一起把蒋介石逼得放开了政权，让大家都可以在政府里享有一定的权力，你怎么可以退出呢？
父亲最终并没有如愿，一方面是两位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民盟没有秘书长，有些人想当，但是别人却不愿意让他们当，而父亲不想当却偏偏推托不掉。所以父亲答应在民盟暂时当三个月的秘书长，可是三月之后父亲依然无法脱身政治。
1949年3月，父亲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父亲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是更好吗？当时毛泽东就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的不满一直克制到了1953年才发作。父亲当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参加政府，就落到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当时父亲的想法，可谓天真极了。
到了1953年，毛泽东的不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这之后，父亲的处境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被迫耗费了自己治学的时间，但是对于父亲来说，那却是个耕耘和收获的年代，他陆续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等著作。《人生与人心》是父亲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在我的理解中，父亲是个不喜欢不能工作的生命的人。
父亲弥留之际，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划清界线、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遵守了，无形中也就不存在了。当时父亲住在一个一居室里面，他和继母一人住一个屋子。我过去也没有地方住，所以只是比以前更频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下班之后轮流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父亲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惯”。在父亲那里，为了迎合他的生活习惯，我们都主动放下了自己的生活爱好。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虽然我喜欢西洋音乐，也只好不听。而谈话，则就是围绕着学术或者政治这些话题展开，但也只有我和哥哥这一代人能够跟他沟通了。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了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着回家。但是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但是他认为医生为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医生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虽然他觉得泻药并没有必要吃，可是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的泻药。
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了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宽的电话，告诉我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写遗嘱。父亲没有什么财产，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文稿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宽那里。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1）
人物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也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
口述：宗璞
虽然父亲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是思维却十分清晰，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
父亲晚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每天上午他都是在书房写作，很多年都没有中断。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