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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间的健赝�2008·5·12”那场灾难
■ 刘琨亚
下个星期二，就是汶川地震发生一周年的纪念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场惨痛的灾难已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面对这场全中国人的大灾难，我们很难不掺杂任何情感。而深圳晚报图片总监、《汶川·记忆之谷》书的副主编陈远忠在选取图片时，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困难的事情。
理性的还原
“我们推出这本书，就是希望人们在１０年２０年以后，还能够清晰地看到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陈远忠说，地震发生以后，很多深圳人都到了灾区，而这本图片集，收集的都是深圳摄影师在灾区拍摄的图片。他表示，一年之前，就有了做本书的念头，但当时人们的情绪都很激动，大家也很难冷静下来去做这样一本书。“如今一年过去了，是时候了。”
陈远忠说：“时间就像是一道道墙，我们穿越了这些墙，而发生过的事情就永远停留在了最初的那个房间里，但无论穿越了多少的墙，走了多远，我都仍然能够听到５·１２的哭泣和呼喊。在过去，关于大地震，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充满了情绪和情感的图片和文字，而我们希望通过白描的手法，把当时的情景还原给大家。”
他表示，唐山大地震发生了这么多年，人们却很难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给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实，时过境迁，我们更多的记忆应该是这场地震。我们希望展示地震对于地域的破坏，对于人的影响。我们不希望这种遗憾再次出现在汶川大地震中。”
困难的放弃
如果要问陈远忠什么事情最困难，我想他的答案会是选择和放弃。陈远忠负责《汶川·记忆之谷》的图片选择和编辑工作，他要做的，是从１万多张照片中选出不到１００张的图片，这个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陈远忠表示，做了这么多年的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他第一次感觉到选择图片竟然是这样一件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必须坚持一种理性客观的原则，这对于一个曾赴灾区进行采访的记者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图片不得不因为篇幅的限制而放弃。
“每个摄影师的风格都不同，照片的数量和种类也很多，我只能尽我所能去选取一些不带渲染、相对平静的画面。除非是必不可缺的，我们尽量放弃一些过于惨烈的场景。”从１万多张到５００张，再从５００张到３００张，３００张到２００张，２００张到１５０张，１５０张到１００张，再到最后的定稿，陈远忠经过了无数次艰难的选择和不得已的放弃。最后用在书中的图片，只有９２张。
他告诉记者，他选取的这些图片虽然大部分都是出自摄影记者之手，但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发表过的，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纪录片式的编排
选定了照片以后，在图片的编排，陈远忠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在书中，照片全部都做成了跨页的黑白图片，在视觉上更具有冲击力，而图片的分布和排列，他更是借鉴了电视拍摄的方法。
他选取的第一张图片是汉旺广场上那个定格在１４：５８的大钟，接下来是航拍的一些大场面的图片，随后展示的是一些废墟中细小的事物，如课堂上的钢笔等。这些画面都是没有人的，静止的。随后照片上出现了被掩埋在废墟下的人，再到一些最惨烈的场景，如汉旺中学、映秀中学灾害的情形，然后是救援和消杀和埋葬的图片。
“我采取了这种由静到动，从无声到有声的次序来展示这场地震。”陈远忠告诉记者，这样的结构，得益于他过去拍纪录片的经历，他希望把这些图片做得就像一个纪录片一样，让人们从中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的整个过程，体会到地震给人们带来的改变。
在救援消杀的图片以后，人们终于可以在这边书中看到一些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的图片，在废墟中生活的人们，孩子们重新上学的情形……此外，还有一年后人们再赴灾区所拍摄的图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今年清明节那些已经长满了草的坟头。
客观和理性地回望汶川大地震，这对于数次到灾区采访的陈远忠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需要硬起心肠，用一种近似“冷”的眼光去会看这场灾难，不带任何感情，才能完成这个工作。“只有不带任何个人情感，才能最真实的还原地震的整个过程，告诉人们，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那天在汶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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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苦难的力量
■卜凡 史悦
尽管从来没有期待过承载这样内容的一本书的诞生，可它还是诞生了。放了一把钥匙在封面，希望能够打开记忆的大门。其实，如果有可能，我们甚至愿意缩短生命，没有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这一天。可是没有“如果”，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不忘记。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深圳的一群职业摄影师用一本《汶川·记忆之谷》的图册来纪念那些逝去的灵魂，更铭记那些生命最真实的坚持和高贵。
时钟定格在１４时２８分。
翻过这一页，地动山摇，城市处处废墟，郊野巨石遍地。倒塌的小庙里，只有大肚的弥勒佛还坐在那里眯着睛、张着嘴笑。而这，几乎是整本图册唯一的一张笑脸。
教室里是东倒西歪的课桌。小黑板上告诉大家，这一刻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８８天。孩子被埋在倒塌的校舍中，有的伏在课桌上，有的只露出一只沾满泥土的手，手心里紧紧握着的是一支钢笔，保持着书写的姿势。还有她，轻轻地闭上眼睛，像静静地熟睡，父亲却托着她的头放声大哭……照片是静止的、无声的，可相信当目光停留在他们脸上时，悲嚎会在每个人的脑中回荡。
“平常的日子里，不无对人性深处的忧虑，对理想的自嘲和他嘲……但是，就像每一道光的深处都有彩虹一样，我们的心也有一块是水晶，那里藏着善良的真诚和勇敢的理想”，“有愿意捧在手中的爱和眼泪，有愿意为人的苦难而作出的表达与行动。”“于是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让人们记着有这样一次灾难发生在人类历史当中，让人们记得那些关于人性与生命的故事，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就用心做了。”这是编者在后记中写到的一些话。
从地震时的慌乱到震后的救援再到废墟上升起炊烟，这块土地上人们开始了更为困难的重建，一张张黑白影像制成的书页无声地流动着时间，并刻画着在时间这根矢量轴上的细微变化。
实际上，在拍摄中，摄影者并没有使用黑白影像，但此书的编者在选择这些图片入册时，却将他们全部处理成黑白片。“我们希望借此使得这些图片更加简洁，更具凝重感。这样编排，是我们将一种思索贯注其中，就是我们对极端状态下生命的感知过程。”深圳职业摄影协会会长、也是这本书的主编余海波告诉记者。
读者还会注意到，与其他的画册不同，这本画册在每一张图片下面并没有相应的图片说明。面对这样一个牵动整个民族，震痛四海九州的大灾难，编著者没有在图片上继续加载煽情的文字说明，而是让这些图片静静流淌，为读者创造出一个纯粹的、绝对的读图空间。只在全书的最后，附上每张图片只言片语的文字，交待必要的时间地点。
应该说，出这本书是这些影像记录者们的一个心结。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深圳报业集团的十多位记者先后赶到了灾区前线，加上三位热爱摄影的特警和消防警及前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先生，共拍摄了数万张照片。其中有许许多多是非常珍贵的纪录。例如，年逾花甲的刘应力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到了这次大地震在映秀的震眼喷出的泥石。对于他们当中很多摄影师来说，一踏上灾区的土地，就有将其所见所闻结集出版的念头。
所以从地震灾区回来，余海波就牵头组织，为这本书的出版准备了一些资料。可由于各种原因，考虑到时机不太成熟，暂停了出版工作。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期间有摄影师不间断地进川拍摄。地震给灾区造成的伤害和震动，经过一年的沉淀后，摄影家们的思考也更加理性，于是他们决定以回望的形式在周年之际推出这本《汶川·记忆之谷》——在记忆之谷中倾听回声。
这种再思索无疑是该书冷静又不乏人文情怀的根源。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废墟如同雕塑在大地上沉睡，画面里哪怕看不到人的存在，但一张纸条、一本书甚至是一块普通的木条都让人切实感受到了生命曾在这里活动的情形。
余海波说，冷静，稳定，平视成为从数万幅照片中挑选出这９２幅组成画册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照片的呈现排斥了许多的技巧，人物或独自活动，或默默地与你对视。在画册的最后，当初那间因为惨烈倒塌而著名的学校——都江堰市聚源中学，俨然一片沼泽，只有画中孤零零杵着的单杠提醒着你，这里原本是孩子们雀跃的操场。悲伤已氤氲为空气。
当然书中还有一丝暖色。震后不久，在残垣断壁中，一对年轻夫妻在煮饭，身后锅台上油盐酱醋清晰可见；小女孩正在玩一个长发飘飘的娃娃，娃娃的手仿佛在女孩的脸上轻轻拂过；黑暗中踮脚起舞的小女孩，身着白纱裙，单纯而美好；还有孩子们在警车淋浴间洗澡嬉戏……如果说这场地震是我们始终无法忘怀的苦难，那这些平实的记录，如同暗夜中的星星点灯，无疑给整本图册赋予了穿越苦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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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睡了，请安静
■ 刘琨亚
郭红飞不仅是为《汶川·记忆之谷》提供照片的摄影师之一，还是这本书的主笔，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他曾三赴灾区，用他的镜头和笔记录下了地震发生以后，发生在灾区的点点滴滴。书中的两万多文字，全都出自他手。
汶川情结
作为深圳晚报社的编委，郭红飞参与了晚报关于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策划和采访的整个工作，对于地震发生后的一切，算得上非常关注和熟悉。“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结，我知道，这场地震对我整个生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在现在，也在将来。”
在郭红飞三赴灾区的过程中，几乎跑遍了所有受灾的地区，访问了很多人。“我去灾区回访，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发的情绪，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出书。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在某些方面和灾区产生了关联。”他说，现在这本书的推出，虽然没能说解开了他心中的结，但也算是对自己过去这一年的一个交代。
和其他以图片为主的书籍不同的是，《汶川·记忆之谷》的图片和文字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部分，看似互不相干。“最初我们也想做成像其他画册那样，图片和文字交织在一起，后来觉得，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模式。”郭红飞告诉记者，这是一本以图片为主的画册，希望用影像来表达一切，就连图片也没有任何说明。他的文字，并不是为这些图片做说明，而是为这些影像补充一种情绪。“这些文字是对灾难的一种考量，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它告诉人们：他们睡了，请安静。”
两段文字
郭红飞在书中的文字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去年６月份完稿的，第二部分则是在今年清明节以后写成的。
“因为第一段文字写在灾难发生以后不久，整个人还处在一种很强烈的情感之中。所以表现在文字中的情绪也很激烈、情感很饱满，文字很有爆发力，思绪也比较跳跃。”他觉得，在这样的因素下，对悲剧惨痛的感悟和思考难免有些情绪化的地方，不够客观。
时隔一年之后，时间冲淡了悲痛，情绪也从激烈转为了平静，当郭红飞再赴灾区以后，又有了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就完全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去面对，用白描式的手法来写灾后一年所发生的转变。传递灾区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他认为，一年后再进行写作，就是为了传递一种平静的信息，是对灾难、对生活、对个人内心的叩问。“激烈的文字容易失控，会渲染一种情绪到某种极端，而冷静下来以后，我们能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索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虽然两段文字的风格迥异，但郭红飞并没有打算对一年前所写的那段文字进行修改，在他看来，这种对比更能够反映出自己心态的转变，更能够让人们进行理智的思考。
文字背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