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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撤离战场、退守书斋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1936年夏，章太炎给国学讲习所的学员们讲完《尚书》，随即病重。他不顾别人劝阻，坚持继续讲课，并说：“饭可以不吃，书仍然要讲”。终于卧床不起，于6月14日与世长辞。章太炎去世以后，鲁迅曾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纪念这位国学大师：“太炎先生虽先前也是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制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认为“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仍然高度褒扬了章太炎当年的革命精神：“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章太炎，名炳麟，1869年1月生于浙江余杭县一个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拜汉学大家俞樾为师，系统学习研究古典七年之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思想体系。他把老师的告诫：“精研故训，博考事实”作为座右铭，制定了自己的治学门经六条：“一、审名实，二、重左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感情，六、汰华辞”，即用客观的态度，切切实实，仔仔细细的研究学问，力戒大而化之，主观臆测的浮躁作风。后来，又发展为：“学术无短长，要以胸府独见为贵” 。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知识分子掀起维新改良运动，章太炎也被卷了进来。他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等成立的“强学会”，并为《时务报》撰写文章，积极宣传“发愤图强”、“修内政”、“行新制度”的主张。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的名字也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为逃避追捕，渡海到台湾，后又去日本。在台湾、日本期间，他看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文化的书报刊物，进一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日本，又开始结识孙中山，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章太炎愤然剪去辫发，同改良派决裂，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1901年，发表《正仇满论》，批驳梁启超的保皇论。1903年，又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的“革命恐怖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指出“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也不行，“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针对康有为的“民智未开”、不配革命的谬论，指出民众的觉醒离不开实际的革命运动，“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民主之兴，实由实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智慧者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同年，革命家邹容发表《革命军》，高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遂为之作序，击节鸣鼓，呐喊助威。《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发表，哄动了整个社会，邹容和章太炎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5）
《苏报》由于屡屡发表章太炎、邹容等人文章，鼓吹革命，而遭查禁，章太炎也随即被捕。据章太炎自述：“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才拿，……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自称）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头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 。章太炎在狱中三年，英勇不屈，曾绝食七天表示抗议。1904年，章太炎的朋友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章虽在狱中，也做为重要发起人之一，并被该会视为领袖人物。出狱后，章太炎东渡日本，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他在该报发表了一系列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如《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革命道德说》等。
辛亥革命以后，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政治上却显得很天真。他认为推翻清政府，革命大告成功，于是高喊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要求解散中国革命同盟会。这在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袁世凯等各种复辟势力觊觎革命果实的艰难复杂情况下，无异于为虎作伥，自我瓦解革命势力。章太炎的主张受到袁世凯的欢迎，袁委任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和“东三省筹边使”。章太炎目睹袁世凯日益反动，在忏悔心情下开始与袁斗争。先是辞掉“东三省筹边使”职务，后又决定偷偷逃离北京。为了争取人身自由，章太炎手持羽扇，把袁世凯授予的大勋章作扇坠，经直到新华门总统府找袁世凯算帐，怒砸总统府招待室。被袁世凯软禁以后，又宣布绝食，以示抗议。护法军反袁胜利，章太炎一度出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看到护法军政府中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产生失望情绪。特别是南北军阀在议和的名义下讨价还价，召开分赃会议，更是使章太炎伤心至极，于是愤然闭门谢客，不再过问国事
在学术和文化思想方面，章太炎也逐渐转向提倡“国粹”和建立新宗教。希望人们在乱世中，从国粹和新宗教中净化灵魂，并找到精神支柱。他说，提倡“国粹”并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宗教“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生民之道德，为其准” 。为了远离政治，他在修订自己的文集《章氏丛书》时，把许多革命性强的文章删掉，把自己的名著《訄书》改名为《检论》，力图抹去革命锋芒，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好好先生。退守书斋以后的章太炎，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文字音韵学、文学、史学、经学，乃至宗教和医学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在文化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登历史舞台所发生的角色转换现象呢？那种传统的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对此一律冠以“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摇摆性、妥协性、不彻底性”；近些年则又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说法，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自我堕落”的表现。两种看法，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从内容方面说，前者实质上鼓吹，读书是“四性”（软弱性、摇摆性、妥协性、不彻底性）的根源。知识分子多读了几本书不仅无用，简直就是罪恶。而后者把知识、文化与人格、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从而以人格和自我意识取代了知识与文化因素的作用，仍然是一种否定知识与文化的思想表现。历史舞台上角色转换现象的出现，有客观条件的变化，主观方面的适应性，以及是否具有及时调整主观与客观矛盾的个性品格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我以为，就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离开文化因素谈论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抓住知识分子的特点，从而进行中肯的分析。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前辈“士大夫”的不同之点在于，后者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学习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民族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怎样科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怎样正确的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把两者有机的融合起来，是十分艰难而又长期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这对刚刚产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就显得尤其突出。思想家严复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对这种感受做过如下表述：“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异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无数，而西人恃人力” 。康有为、严复等人想“在中国的文明中寻找西方的进步理想，以便使历史和价值相协调，使他们的中国与西方的真正普遍的历史原理相协调” ，然而“康无法轻而易举地把西方的解释用于中国历史”，成为“困惑的一代” 。可以这样说，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成为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性弱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那里？（1）
“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
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
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法律只是约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言论若
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
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为“国富民强”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几经挫折，如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辛亥革命仅仅革掉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鲁迅语）的现状，使许多人由兴奋到失望、彷徨，进而为新的追求而呐喊，于是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首先“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状态有了新的变化。从最初的“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进而“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认识到不清算旧的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不打开束缚人们几千年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促进全社会民众的觉醒，任何器物的改良和政治的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应运而生。有些急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五四运动前就向社会呼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 。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陈独秀于1915年9月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据此提出新人的六条标准：“（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进一步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成为五四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