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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根本达不到新华社文字记者的专业水平。我所说、所写不过是我照片说明的延伸，是“鸭眼”看世界。
《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这么认为：鸭子干出许多惊世骇俗的壮举得益于他的眼睛和嘴。倒不是因为这两个“零件”长得好，而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众不同。鸭子眼球的轴突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看到的什么都比自己大，所以第一反应通常是恐惧。而鸭子正相反，看什么都比自己小，故总是勇往直前，所以高速公路上总是轧死鸭子，轧不着鸡。她说：“不是鸭子比别人勇敢，而是他眼睛有毛病。”至于鸭子的嘴，之所以怎么整治都不烂，是因为材料特殊，耐得高温也忍得高压，全身都零落成泥，至少还有铲子般的大嘴。
新闻时代的旧事（7）
我猜多年前她说的鸭眼、鸭嘴，就是我今天发明的“语像”。今天我在这里解读“语像”，觉得有特殊的意义。
我在中东海湾战争炮火下过30岁生日
1983—1987年，我在这里当了四年正规老师。1979年到198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扩充为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进步最大的一所学校。伴随着中国的法制建设，政法大学一直以最低成本创造最高价值，在重大历史关头，审时度势，你们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1983年我扛着自行车，钻过漏了大洞的铁丝网，从北大来政法报到。我们的马列教研室就在简易木板房里。那时候这片楼归几个单位共有，其中响动最大的得算北京歌舞团了，崔健他们每天早晨在这儿练吹号。以后学校使用手段把他们一家家地赶了出去，还到昌平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这里毕业的学生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深入浅出，毛发无损。北京大学最高学府式的骄傲与社会潮流难以适应，我最初的碰壁和融入社会就是政法大学教我的。我以摄影干预社会，也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1986年，在正式调入新华社以前，我一年见报的照片已经有80多张，都是我在政法当老师的副产品。
进入新华社后，我每天发稿，到1989年，一年千张以上，这是“数量”；一个月三次上《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是党报，这是“质量”。当时“电视时代”还没到来，新华社绝对是传媒界的“实际老大”，而不是今天的“名义老大”。至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我党宣传序列里属于正部级编制，此外还有衰落的《解放军报》和更衰落的《红旗》杂志，一个是枪，一个是党。中央电视台至今大概仅相当“副部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1989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电视登上历史舞台的转折点。我在电视时代来临前的最后一刻，从天安门广场飞往巴格达。
1990年8月2日，我在可可西里听到“###”说“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立即用“小八一”电台发报，经格尔木地震局、新华社青海分社向北京请战。我认为中东肯定要打一场大仗，开战应在不太热的时候。我要当打大仗的唯一记者。
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总习惯寻找伟大的历史原因。其实很多扭转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都极具人性魅力，或者说都是极具自然属性的自然之举，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为决策。
1990年12月，新华社摄影记者队列中共有182人。我年轻、不怕死，无妻子家小，连女朋友都没有。通过考试、考核，我作为唯一“上帝的选民”—代表12亿中国人民潜往巴格达。海湾打仗，我不是自己去的，是中国政府选派去的，我是真正的十二亿分之一。
那时摄影记者能用英语工作的凤毛麟角，我毕业于英国人办的汤姆森培训中心，并多年做向外国记者推销照片的传真编辑，与美联社、路透社关系密切，被领导看做李鸿章式的“洋务大臣”。我能吃苦，从天安门到可可西里，传真发稿无人匹敌。我还受过国际政治训练，从北大国政系四年学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四年老师。之所以派我一个人去，是当时还拿不稳战争是否爆发。国家改革开放不久，对国际规则不了解。全国普遍沉浸在冷战思维里面，与美帝为敌，却不知道美帝的强大，认为美国不敢发动战争。
海湾战争爆发后，国内在很长时间里只把我的稿子“留资”，不公开发表，担心引起恐美情绪。直到20世纪末，南联盟挨炸在即，好多人还看不清形势，鼓动民族情绪，在电视屏幕上瞎预测。我当时写了《戏说南斯拉夫》，表达和群情激愤不同的想法。被写《唐山大地震》的《解放军报》前辈钱钢登到《南方周末》上，拐弯抹角地表达了第三种声音。
直到今年（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布什战争内阁史》，从另一角度睁开眼睛看世界。该书一版一印一上市就脱销。给中南海讲课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宗良教授专门请我给这本纵观美国外交政策的巨著作序，这说明当今中国开明到空前程度，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有利于中华民族融入世界，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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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8）
1979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听讲座，第一次听哈佛教授讲“韩战”，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拉美问题专家、“右派”罗荣渠教授亲自现场口译，我才知道“抗美援朝”还另有说法。1950年，是金日成先用苏联的“喀秋莎”、T34解放了除釜山外的整个朝鲜，“才爆发联合国军的维和行动”。以后我选修了美国教授李（Lee）博士的“国家间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ong the countries），沈仁道教授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沈仁道学而优则仕，后来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90年8月，我是罕见的“主战派”，与“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主旋律严重不符。当时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我北大国政系的同学穆小枫，他爸爸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北大赋予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所以面对中央委员我也决不哆嗦。穆青和蔼可信，人称穆老头，他几次找我，说要“听鸭子讲真话”。我童言无忌，与那些看上面眼色的“官员记者”和封疆大吏完全不同。
穆青记者出身，报道过焦裕禄，对我超乎常人的“疯话”一贯欣赏。早在1987年，穆老头就让主管业务的副社长郭超人对我实施特殊政策，批准我装备无线电话，随时调用新华社的奔驰车，拍内参照片，要求我当好耳目喉舌。现在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多次和我一起冒险尝试新的新闻采集方式。如果没有穆老头，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3年穆老头病逝，我正一个人开着大吉普，从印度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西宁时，新华社青海分社总编马千里给我看《前进报》，我才知道穆老头死了。1988年我在秦岭拍到野生大熊猫后，穆老头专门让我给他演示我拍的大熊猫幻灯，并把这批照片卖给美国，出版了《大熊猫的神秘世界》，在纽约有英、法、德三种版本。接着，穆青派我和马千里进可可西里采访，使新华社早在1990年就拥有最权威的可可西里综合资料。
老鸭觉得，穆青这辈子当了很多年新华社社长并不稀奇，中国不缺中央委员，有的是退休部长。穆老头这辈子有三件事显示出他人格的伟大：一是年轻时，娶了续范亭将军的女儿，生了一帮好孩子；二是中年时，写了共产党最优秀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至今无人超越；三是在晚年，他“把摄影变成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把我当成摄影翅膀的“大条”弄进新华社。大条学名“主羽”，是飞禽展翅举升的力量所在。如信鸽翅膀有12根大条，也叫12根主羽，信鸽靠这12根大条展翅高飞。大条缺损的信鸽飞不起来，更飞不远。我就是穆青的“大条”。
按今天的标准，我肯定不是好记者，肯定有人会说我：“你怎么那么不开放啊？你看人家CNN！”是啊，此前，CNN还没人知道呢。1989年春节，CNN才开始在北京瞎转悠，美联社、路透社都懒得理它。1990年，我从北京天安门转战巴格达解放广场，身上带有浓厚的历史烙印，人民觉得我及格。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我单枪匹马从伊拉克到以色列，再从以色列回到伊拉克，是唯一往返交战双方的摄影记者。我在海湾战争的炮火下过了三十岁生日，“三十而立”，到此为止，我一直考试及格，成绩优异。
海湾战争使我再次获新华社通报表扬，破格晋升一级工资，我的标准相上了1991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的《前进报》……我成为当时新华社最年轻的主任记者。“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肯定，是我的民族对我的肯定。政府给我涨一级工资，因为我超额完成了任务。
从此我更爱新华社，更爱我的国家。他给像我这样有野心、肯玩儿命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1996年，我到美国探亲，不肯继承家族的唐氏农场，因为我一直为我的考试成绩骄傲。活着的新华社记者，大头像能上《人民日报》，空前绝后。当时新华社不允许“涉外婚姻”，我又不肯离开新华社，为此弄丢一个风情万种的台湾女朋友。2000年，我自费第五次重返巴格达，刺探封锁下的伊拉克内幕。《人民日报》又宣传了我一次，可这次没登我的大头像。
新闻时代的旧事（9）
好多年之后，我政法大学的同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处长陈佐夫告诉我，海湾战争爆发那天，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穆青站起来慷慨激昂：“你看，打起来了吧！幸亏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全撤出来了。《北京晚报》头条《邻近摊牌的巴格达》就是唐老鸭写的。唐老鸭是我儿子的北大同学。”许多老同志由此知道“新华社有只唐老鸭”。
人生就是阴阳太极图，是数学中的正弦曲线
考试到了巅峰，就该不及格了。阿甘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老鸭说人生就是阴阳太极图，就是数学中的正弦曲线。一个人不能老得好处，月盈则亏。我的前半生一路考试及格，符合祖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体系。海湾战争中，我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度抑郁，考试从此不再及格，全休在家。巨幼细胞增多，白血球、血小板减少，抽一管血就不及格。身体不及格导致考试不及格，我失去了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机会。
现在摄影不景气，我的同事们仍在艰难拼搏。一个摄影记者不能牛马劳动、体能劳动，不能照相，其摄影技术也就无用武之地。可我不甘心被淘汰出局。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里，岗位工资、奖金构成工薪人员生活的主体。我因长期病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几次努力工作，身体都顶不下来。蓦然回首，已经原地踏步了15年。
我因考试而变成新华社记者、CCTV嘉宾主持，又因此沦为病休作家、瘸腿行者、老鳏夫……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迫使我不得不扔掉“徕卡”重操“派克”，现在是Mac Book和IBM，在自己拍摄照片的基础上发明“语像”。可正如王朔前辈所言，写书屡屡遭遇来历不明的盗版，很难拿到应得的版税。盗版猖獗到能让规矩作者颗粒无收。
这里是中国政法大学，是我起家的地方，是我的喀琅施塔特，是我的依靠。拜托各位兄弟姐妹，帮老鸭想一个打击盗版、保护原创的方法。盗版昌盛，中国人就不愿意去尝试开拓性思维，说阿迪达斯好就贴牌阿迪达斯，说奔驰好就贴牌奔驰……撒切尔夫人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不是思想和文化。中国即使发展到2020年达到日本水平，中国人也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力，缺乏想象力。”一个全民模仿的民族只能生产简单工业品，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不具备创造力。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无力更新，只能坐以待毙。
满街都是名牌，满街都是大学，都是大学生，可是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人不多，很多博士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全体人民的文凭—贴牌水平日益提高，可是实际生产能力呢？当然我正面对的中国政法大学不在此列。他们具有极强的适应社会能力，现在像政法大学学生这么学以致用的还真不多。
宇宙是博大的
洋人认为宇宙（universal）是博大的，基于此种精神发明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y”与宇宙“universal”是一个词根。如果片面把某一学科无限夸大，使之成为唯一标准，那就违背了科学精神，也违背了神的意志和法制原则。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