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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
接着，他又说了一段话——
昔者，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争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对于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神圣学术之光明，以从事爱国运动。
这段话很有意思。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里显示了学生与校长在认识和选择上的错位：“学生并非不理解蔡校长的良苦用心，也并非不能接受蔡校长的教育理念，只是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郑勇：《蔡元培：在“读书”和“救国”之间》，收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页65。表面上谁也没有反对“读书救国”，但校长强调的是“救国不忘读书”，学生强调的是“读书不忘救国”；校长要学生“回来”，学生却欲罢不能，因为国家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这就发生了学生和校长认识上的错位。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只是少数学生，大多数学生的状况，却是像胡适在讲义风潮发生后写的那篇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上的新趣味，都向读书译书上去，也很少与闻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学生团体竟陷入了绝无组织的状态，三年内组不成一个学生会！”《这一周·43》，《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38。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能量很大的激进学生在学校里的活动就特别引人注目。五四之后，北大的学生中，有两种思潮影响最大：一是无政府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
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学生主要聚集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周围，从1919年冬天到1920年春天，曾展开了关于教育革命的讨论，发表了一批文章，集中批判权力主义，批评北大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学府”，批判北大正规的毕业制度、考试制度，以至批判学校要收学生住宿费等等。这些文章反映了学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对前述校方体制化努力的一个抵制和反抗。
这里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当时北大哲学系二年级有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叫朱谦之。他认为考试是对学生的一种束缚，提出要“罢考”。学生大概十之###都是厌恶考试的，因此有很多人支持他，或者暗地表示同情，事情闹得很大。最后还是总务长蒋梦麟出来说话，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如果不要学分，可以不考，如果要学分就必须参加考试。”于是，朱谦之宣布“我只要听课，不要学分”，自然也就不必考试了。朱谦之还写了一篇文章，从反对学校的制度，进一步发展到鼓吹“反智主义”。他说，知识是一种“赃物”，本身就是知识私有制度产生的“罪恶”，因此要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知识”，而“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朱谦之：《教育上的反智主义》，文载1921年5月19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有意思的是，朱谦之的这番根本否认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高论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写了一篇杂文叫《智识即罪恶》，予以反驳。最近有人研究，认为这其实是一篇小说，是“没有编进《呐喊》的鲁迅小说”胡尹强：《〈智识即罪恶〉：没有编进〈呐喊〉的鲁迅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2期。，自然也无妨这样说，文章确实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我”本来是一个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识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居然想到北京来求学，以增长点智识。突然听“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有罪的，还没有来得及逃回去，半夜就被“活无常”与“死有分”带到地狱里去了。一看那个阎罗王，就是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富豪不由分说就把“我”推下地狱。地狱里满是拌着桐油的豆子，“我”一下去就打滚，还看到无数人在打滚，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个还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一昏就没有罪恶了……《智识即罪恶》，《鲁迅全集》卷1，页389—391。这故事自然是充满暗示性的：所谓“反智主义”无非是“朱朗翁”这类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当然，鲁迅可能考虑到作者还是个学生，就笔下留情，只编个小故事嘲弄一下就完了。但鲁迅自己还是很认真的：直到1927年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还在批评这类“知识就仿佛是罪恶”、“要打倒知识阶级”的论调。《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卷8，页223。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8）
还有相当一部分激进学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这本也与蔡元培有关：北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组织平民演讲团，走到北京的郊区，跟农民有所接触，由“走向民间”而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但也就和蔡元培“回到图书馆”的学院化、体制化的指导思想相抵触。
于是，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学生的政治活动依然欲罢不能，北大始终没有平静下来：1919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发动了“面包运动”；1919年11月到12月，一直到1920年春天，北大学生连续不断地发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一直不断，而且波及全国。如果翻看这个时期的报刊，就可以发现全国的各个大学###迭起。而且开始主要是对外，对上，是由爱国激情所引起，这还是蔡元培们所能理解的；但后来就慢慢把矛头转向内部，很多学校都发生了驱赶某个教授或某个校长的###，而且必然是有的学生要驱赶，有的学生就要维护，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仅是学生，老师也要闹风潮。由于北洋政府总是欠薪，连续几年发生索薪风潮，学校内部也为要不要罢教而争论不休：胡适就坚持老师无论怎样也不能罢教，因为这会影响学生的学业。
一个学校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组成：校长、教授和学生。现在校方学院化、体制化的努力，与学生激进化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处于二者之间的教授作何反应，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三）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胡适。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因为胡适处在北大中心位置，而且他自己也自称“我想要做学霸”。这个“学霸”不是贬义词，意思是要影响整个学界，并进而“在人民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9。，把自己当成学界领袖、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众的指导者。他既有这样的雄心，自然会觉得在这样混乱的时候，自己责无旁贷要出来“指导学生”。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他和蒋梦麟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首先肯定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合理性和巨大作用，但同时指出：“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只有“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而文章的重心却在强调：“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是“不可长期存在的”。那么，作为正常状态，学生需要干什么呢？胡适提出了三点：第一，要过“学问的生活”，认真读书。第二，要参加“团体的生活”，进行基本的民主训练，比如讲究民主秩序，“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人人要负责任”等等。第三，参加“社会服务”，如举办平民夜校，进行通俗演讲等。——可以看出，胡适的引导，还是坚持了蔡元培的基本教育理念：要使北大成为学术的圣地，社会思想文化的中心，而把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在现实的层面，也是与校方把学生引回教室，实现北大的学院化、体制化的努力相配合的，胡适并不隐晦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胡适一直到晚年都坚持这个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干扰；因此，他要“拨乱反正”。但是胡适却永远面临一个历史的尴尬，因为他的理论和主张的前提——一个政治清明的，能够充分表达民意的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相反，他一次又一次地寄以希望的政府，都偏偏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专制政权。从192６年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到国民党政府1935年“一二·九”运动、1948年“一二·一”运动中残杀学生，都使胡适陷于极端被动的境地：他要学生别管政治，但政治要管学校，并且不断地屠杀学生；他的“不干预政治”的主张，和政府的观点事实上很难划清界限，像国民党政府就正式发布命令不准学生干预政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总体上还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无论是“三·一八”惨案，还是“一二·九”运动，以至1940年代学生运动，胡适都是出来努力地保护学生的，基本上维护了他的民主的自由的立场。但他在保护学生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学生回到课堂，不要干预政治。这样，他这一生和学生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学生闹事，政府镇压，他支持学生；支持完学生还是要学生回来；政府又镇压，他又出来。最后弄得两头不得好——他为学生说话，政府当然不喜欢；他老叫学生回到教室，而血气方刚的学生总是觉得“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怎么会听他的话？并且会觉得他太软弱，甚至为政府说话。这大概就是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吧。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9）
正当胡适急于出来“纠偏”、“引导学生”时，鲁迅却保持了沉默。翻阅《鲁迅年谱》就可以发现，在五四之后的几年间，大概到1924年，鲁迅主要精力在从事创作、翻译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从1920年开始他在北大上课也主要是讲小说史），杂文写得很少，也就是说，他很少对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界的问题发表意见，对于北大，也只是就讲义风潮发表了那一次颇为特别的看法：对于校方与学生群体他都提出了质疑，他关注与同情的只是作为牺牲品的学生个人。鲁迅的“沉默”是颇耐琢磨的：研究鲁迅，固然要注意他的言说，但他的“不言”恐怕也不能忽视。“不言”首先与他的自我定位有关：我们已经说过，即使是五四时期，鲁迅也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是“客卿”，是“听将令”、打边鼓的；他从来就没有过胡适那样的当“学阀”、“导师”，引领社会的冲动，和“舍我其谁（我怎能不讲）”的意识。对于北大，他也只是一个讲几节课的讲师，不到非讲不可的时候，是不会随便说话的。更内在的原因，当然是鲁迅的思虑更为深广：他对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中国（包括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都要再看一看，想一想。于是，我们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一周年那一天，鲁迅写给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一位学生的一封信（将这封信与前述写于同一时刻的胡适等的文章对照起来读，应该是格外有意思的）。在信中，他这样写到了自己的冷眼观察——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