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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西域为蒙古准噶尔部所据有。清在无暇西顾时，没有忘记先后占据了哈密、巴里坤和吐鲁番，留作今后经营西域的起点、踏板。据《西域水道记》，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军为巩固在西域的支撑点，派兵赴吐鲁番筑城屯田。清军的这一举措在西域产生了反响，罗布荒原就在吐鲁番近邻，罗布人的酋长古尔班率先到吐鲁番清军军前纳款“内附”。而古尔班所辖是喀拉库顺、萨达克图、哈剌和卓三个村落的一千余人。为削弱准噶尔的势力，清廷原计划在雍正元年（1723）将这批复显于世的罗布人举族迁往内地，安置在河西走廊某处。这些罗布人虽然急于摆脱准噶尔的统治，但他们早已习惯于世世代代生活在罗布泊水边，既不希望离开湖泊水域，也不能整族从陆路迁徙。因而，这个动议只得作罢。
此后，历史似乎在重演。在清与准噶尔蒙古之间的罗布人，太像他们的先民楼兰人处在汉与匈奴之间了。而清与准噶尔对西域的争夺，也与汉与匈奴之争颇有相似之处。
到了乾隆初期，清因一时力所不能及，就与准噶尔作了妥协。议定双方势力范围时，罗布荒原归属准噶尔部。乾隆二十一年（1758）清与准噶尔部又启战机。一次，清军将领阿里兖追击敌军，意外来到罗布荒原，他发现这简直是个世外桃源，不但林木深密，而且地域广袤，足以深藏奥秘而不露。而在这片区域内，仅生活着600个以渔猎为生的“化外之民”罗布人。此后，清正式将处在两强之间的罗布泊地区划归版图。
据徐松《西域水道记》转引的清人记载，乾隆、嘉庆年间固守湖畔的罗布人分为两个部落，一个叫喀拉库勒，另一个叫哈剌和卓，各由清廷册封的五品伯克统领。喀拉库勒的含义从来没有人弄明白过，但在近世一般又指游移到罗布荒原西南的塔里木河的终端湖——罗布泊。哈剌和卓是新疆常见的地名，但含义也未能彻底解决。它们的来源都相当古奥。伯克是新疆土著的头人，迄于清，塔里木地区的政治格局就是一种“伯克自治”。而五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参照的系数是：在清代知府的副手同知① 就是正五品。这样看来，罗布人的世袭酋长比如昆其康伯克是与同知职衔相等的。
六 故土难离（5）
这时的罗布人仍以鱼为生活的主要支柱，以野麻（即罗布麻）织布为衣，用整棵的巨大胡杨挖空制作成独木舟（当地居民叫做“卡盆子”）以通行于水域；而且人多长寿，百岁似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死死困守在罗布泊的岸边，哪儿也不去，过着一种退化的，物质奇缺的，但又自给自足的全封闭式生活。这无疑是脱离时代的自赎。他们的语言与附近的居民并不完全相同，也缺乏与邻人交往的热情。
那时在罗布泊水域中还有个小岛，岛上的一座山是荒原的制高点。据说每逢有不速之客到来，岛上的山顶就会燃起篝火，提醒罗布人注意。这个湖中之岛就起了汉代的烽燧或“消息树”的作用。
就这样，直到清光绪初那个一心要为沙皇拓展领土的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突然闯入，才使罗布人并不情愿地与罗布泊一同名扬四方。
关于罗布人，一个相当常见的误区即是人们往往将罗布淖尔地区与罗布淖尔湖泊等同视之。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广义的罗布人与狭义的罗布人混为一谈。
如今新疆的许多地名是起于清朝的，而且大多数是挪用汉唐旧称。这批地名（如且末、若羌）出现得颇晚，几乎都是光绪年间新疆建省后在设置县级政区时才采用的。而当地人一般并不用清朝的地名称呼具体的地点。他们使用的仍然是本土地名。如果你弄不明白这个差异，在新疆南部旅行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在塔里木某个县城你想搭长途公共汽车（当地叫“班车”），就必须知道这一点。当地人没人称呼你要去的地方为于田、民丰、且末、若羌……而是叫做克里雅、尼雅、车尔臣、卡尔克里克……而尉犁，当地人就叫做“罗布淖尔”（清朝的一些史志称为“小罗布淖尔”，以与湖泊罗布淖尔相区别）。而且，当地人从来没有把罗布泊——喀拉库顺这个湖泊叫“罗布泊”或“罗布淖尔”，“罗布淖尔”在当地人心目中，指的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尉犁和若羌北部广袤的地区，它大致和罗布荒原同义。所以，事实上尉犁人就可以叫做罗布淖尔人。
这就是广义的罗布人。
而我们实际上又把世世代代逐罗布泊水域而居的、特别是曾在阿不旦渔村生活过的居民叫做罗布人，这就是特定含义上的罗布人。哪怕仅从区域史来看，世世代代逐水而居的阿不旦罗布人，也无疑是楼兰人的延续——如果慎重些，不用“遗民”这个词的话。
这是为文献和探险家的记录共同认定了的事实。
从普尔热瓦尔斯基、赫定，到我们1997年的专题考察，人们关注罗布人已经有120年时间。而20世纪的西域探险史，罗布荒原探险史，都离不开这些留恋故土的罗布人。我已经提到过，从遗址认识楼兰文明的内涵，从考察今天罗布荒原的环境、生态解读楼兰古史，总给我一种特殊的距离感和隔膜感。而通过罗布人去考察罗布荒原古今变迁的启示，则使我仿佛随时置身于历史演变的过程之中，分享着罗布人的每一个喜怒哀乐，分担着罗布人的精神负重。而正是罗布人自己，把一项考古作业改造成人类的宝贵遗产。
可以说，我就是通过走近罗布人才找到了走进罗布荒原一切历史变迁的途径，才开始探索罗布泊一个世纪以来的探险考察对人与自然这个宏大的格局的合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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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小河”梦幻（1）
每年的四五月间，是罗布荒原的“风季”，而五六月的罗布荒原则是酷热的蒸笼。
1934年5月。苦寂无花的初夏。
一支疑虑重重的探险队，在阿提米西布拉克西南的库姆河刚刚复苏的古河岸边扎下了营地。谁都知道，这个时候绝不是在新疆——哪怕是罗布荒原这个地角天涯——作科学考察的最好时机。那时塔里木地区战火方殷，由于苏联红军已经公开站在了盛世才① 的“省军”一方。“尕司令”马仲英② 败局已定，但新疆南部的局势更加复杂难测。好在自汉朝势力退出西域，罗布荒原早已不再是逐鹿争雄的焦点，那个被德国学者赫尔曼誉为“东西力量紧张抗衡的纪念碑”的楼兰城，也成为“沙埋庞培”。那时，没有人在乎这支探险队在罗布荒原折腾些什么，除了探险队自己。
不错，探险队的目标简单又明确：寻找据说就隐藏在库姆河流域的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地。这个地方，后来又叫做“小河遗址”或“奥尔得克古墓群”（即“5号墓地”）。有人曾这样认为，在整部楼兰探险史（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西域文明史），最有名的遗址，就是斯文·赫定在世纪初发现的楼兰古城，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尼雅文书的发现和解读，而至今仍然疑谜难明的神秘之域，就是这个“小河5号墓地”。
那么，这支一意孤行的探险队是否找到了“小河”墓地？在“小河”，他们到底又发现了什么呢？
由于公开的亲德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赫定处在了一生事业的低谷。20年代初，为摆脱“名随之，谤亦随之”的处境，赫定到大洋的彼岸美国讲学。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的中年生活，也许是为了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也许他需要以回顾往日的辉煌成就来坚定信心，不管是为了什么，他竟沉下心来，撰写了一部题为《我的探险生涯》（中译本又名《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自传。这就是赫定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竟成为他的最受欢迎的一种通俗游记。和他一生的经历相称，在这本书中，他为罗布泊、楼兰古城、罗布人留出了大量的、关键的篇幅。正是靠书中的回忆，他再次公开表明自己回到中亚，回到罗布荒原的决心。
1926年。他终于走出自己的影子，重返中国。在以后的8年间，一开始，斯文·赫定和中国同行共同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作了一次“中亚大探险”，考察团被称作“流动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史的重大事件。后来他又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铁道部的顾问，为加强新疆和中国内地的交通联系，勘测现代化的交通线，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中外同行进入屡经兵燹荼毒的西部地区。
1928年2月，在前往乌鲁木齐的路上，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经过了吐鲁番。在吐鲁番，赫定从两个常年奔波于库尔勒至吐鲁番一线的维吾尔族商贩口中获悉，几年前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汊回到了北边的故道，开始注入罗布荒原东北的古罗布湖盆。这个信息使赫定将信将疑，虽然他在1900年就提出过这个预言，但他不能（或说不敢）想象在有生之年，自己能够亲眼见到罗布泊的“游移”这如同石破天惊般的重大历史地理现象。
自从听到这个情况，他就开始结构一个宏大的计划：
重新开放古老的丝绸之路。当然，它的前提就是使日见干缩的古“地中海”——罗布泊“复活”，再现汉唐旧貌！仅就中国西部的总体结构而言，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这更具备主观情绪的、气势更恢宏的设想。一旦它得以实现，就可以彻底改变中国西部塔里木地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这也是最具浪漫色彩的设想，只有到了那时，丝绸之路才不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十 “小河”梦幻（2）
结束1899~1901年中国西部的探险，离境回国前，赫定向罗布人奥尔得克许诺：我一定会回到罗布泊来！1934年，他和他的探险队为马仲英攫获，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这时，赫定已经是年届70的古稀老人，重返罗布荒原的愿望还有可能实现吗？他和他的探险队已经陷入绝境，让一场内战死死捆住了手脚，根本不可能想到某一天早晨醒来，30多年的梦想竟变成了现实。听到接替马仲英拘押他们的苏联红军就他们的命运做的指令，赫定确实以为不是自己的耳朵，就是对方的神经出了问题。
红军的一位上校代表省方正式通知赫定：库车、阿克苏一线战事正酣，不能放他们去喀什噶尔，而现在就转赴乌鲁木齐晋见督办盛世才也不方便，只能请赫定和他的探险队到罗布泊去“调查灌溉问题”。可就在此前不久，赫定准备去罗布泊，刚刚启程就受到了武力拦截。而在那个新疆内战胜负未分的节骨眼上，罗布荒原能有什么“灌溉问题”需要“调查”呢！然而就是这本极为荒谬的理由，竟使赫定终偿夙愿。
1934年5月，赫定已经在复活的古孔雀河上巡航了。
“海丁图拉”回来了。这个消息立即传遍罗布人的村落。那时，昆其康伯克的儿子托克塔阿洪下落不明，而“猎驼人”阿布都热依木从辛格尔，奥尔得克从卡拉，纷纷赶来与赫定相会。阿布都热依木比奥尔得克年轻几岁，在二三十年代的罗布泊探险上也比他活跃。由于此前阿布都热依木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黄文弼（1928年）、陈宗器（1930~1931年）在罗布荒原的考察，赫定知道他的近况，而奥尔得克则是30多年不通音讯了。
赫定与奥尔得克的重逢颇具戏剧性。那时，他正乘独木舟在孔雀河顺流而下，一个船夫高叫：“奥尔得克——开勒迪！”这句话直译就是“一只野鸭子飞过来了”，但另外的含义，则是“奥尔得克这个人来了”。赫定先以为船夫见到了一只水鸟，但他马上就看到左岸两个骑士正朝独木舟飞驰而来。
这个“野鸭子”，就是30年没有见过面的奥尔得克和他在塔里木河卡拉地方做船夫的儿子萨迪克。
独木舟在船夫手忙脚乱的撑持下靠了岸。奥尔得克眼含热泪拉着赫定的双手，艰苦的岁月在他的手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赫定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老朋友，这真的是奥尔得克！与分手时相比他很瘦，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胡子挂在尖尖的下巴上，看上去很衰弱。老人带着一顶羊皮镶边的破帽子，披着件已经发白的破旧袷袢，腰上扎了一条布带子，脚上的那双靴子告诉人们，它曾行走过多少沙漠、草原和树丛。
“喂，你好！奥尔得克！我们分手32年了，你生活得怎么样？”
“真主保佑！我没理由抱怨。但很久很久我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会从这里顺流而下呢？”
“噢，听说你已经来了一个月了，后来听说你们又回到了库尔勒。32年前你曾说过一定还会回来，我们等呀等，但你一直没有回来。当年探险队的仆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