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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坐在纽约公寓铺有地毯的地板上，翻阅着《国家地理》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对那些图片格外着迷，情不自禁地就想翻看它们。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放声大笑的孩童、头包印花手帕的妇女、以古银币点缀的部落头饰，以及在亚洲某山建在高桩上的岌岌可危的木屋。这些木屋隐藏在薄雾缭绕的山谷里，依山腰而建。不知为何，我竟对那些地方满怀憧憬，向往能够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这些地方看起来十分遥远。有时，我能在下午五点由沃尔特？克朗凯特（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台柱——译者注）主播的晚间新闻里看见它们，在绿色贝雷帽巡查村落时看见它们，或是在沙沙作响的一个电影镜头中，拨开灌木丛看见它们。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士兵想炸掉建在高桩上的房屋，人们告诉我这是为了拯救那些裹着头帕的妇女和儿童。
从孩提时，我记得自己就流连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巨型恐龙骨骼、巨足以及熊和藏羚羊的标本面前感觉自身的藐小。我曾几个小时地盯着美洲印第安人长形的独木舟。那里还有身穿熊皮、头戴萨满面具的人物展，整座屋子都充斥着他们的力量。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地凝视这些萨满面具，想弄清它们到底像什么。
这家博物馆令我着迷。巨穴形的走廊通往一间屋子，那里摆设着许多身着爱斯基摩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传统服装的模特。年幼的我凝视着这些模特，很想知道真正身穿这些服饰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后来有一天，博物馆开放了亚洲屋，于是我前去参观。
山地部落的影像又回来了：从无人攀登的群山中的融化冰川里流淌出一条河流，幽谷用这条河流切断层层梯田。我无法将它们从记忆中抹去。我再次想知道，在山腰上的木屋里居住会是什么情形。这样的木屋周围一无所有，除了风中摇曳的罂粟花和深谷中回荡的缥缈回声。我想要攀登那些群山。
后来，我搬到了康涅狄格州。
在高中时，我曾上过一堂有关印度和东南亚的课程。十分有趣的是，关于两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千年历史的国家的内容被缩略为仅仅半学期的课程，而且是以“印度和东南亚”的科目教授美国高中生。这听起来有点像拉拉队长在足球场上讲的话。
他们忘记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这些强大的文化源于恒河、澜沧江和长江。它们汇集在无法攀登的神圣的西藏雪山前面。在听过几次讲座之后，我开始寻找旧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发现了它们，实际上我是在一本杂志里找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标示了位于东南亚大陆所有的山地部落，其中有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中国的云南省。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云南，它也没有出现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播的新闻报道中。地图对苗族、傣族、彝族和长颈喀伦族进行了浪漫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建于高桩上的木屋里，皆裹着印花头帕。
我记得，我展开了这张旧地图，用胶带将它贴在我做作业的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我告诉母亲我将记下所有这些部落的名称，我的确做到了。后来，我忘了那张地图，也忘了那些部落，我将它留在了早已离开的那个儿时卧室的白灰墙上。
1981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当时，人人都穿蓝着绿。我没有看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见过的那些色彩丰富的山地部落的装束，只看见在北京火车站游荡的目光阴郁的藏族人，还有许多坐在塞得满满的蓝绿色帆布包上的其他人。他们躺在布包上等购一张火车票，以返回离别不久且并不急于返回的地方。为什么他们都在等购车票呢？不久我便明白了，在当时即便是买一张火车票，你都要有关系才行。
1981年底，我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香港。
那时的香港似乎是一切的中心。的确，它是中国商业的中心，而商业是生活的中心。每天，人们都在长时间地谈论生意。的确，我忘记了那些住在架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山地部落。在合同谈判及讨价还价的刺耳声中，在开放的、发展的及处于困境的市场运作和币值跌升中，我渐渐淡忘了他们。在紧张的早间咖啡、午间茶及晚间的酒精中，我们探讨的话题全是关于市场。
20世纪80年代，我从事律师职业，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草拟合同。我在香港的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工作。每天都身着黑色的西服，内穿带有白领和袖扣的蓝色衬衫。有时，我感觉自己已无法呼吸，仿佛被塞进了这套西服里，每天乘电梯上上下下，穿梭于楼层之间，就连晚上做梦都在影印文件。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贸易的律师在香港的生活。事实上，任何一个所谓的“中国通”都不能理解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但那并不重要，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可以非常从容地在中心金融区乘坐豪华办公大楼的电梯上上下下，谈论着实际上你并不理解的事情。对律师、会计、顾问和夜总会的女招待来说，讨论的事情都是按小时计账的，其价格与你微微点头、用双手递给潜在客户的名片上所印的真实身份相符。
当要离开办公室去度假的时候，大多数的律师同行会选择去马尼拉、普吉岛、芭堤雅的海滩和酒吧，或者去打高尔夫。对律师、银行家及他们的客户来说，打高尔夫非常重要。用完全不合适的工具竭力将小球打入无数的小洞中以消磨时光，我从不加入这些高尔夫式的休假队伍中。
相反，我更愿去那些山地部落区，去寻找建在高桩上的木屋。它们建在无法攀登的山边，位于薄雾笼罩的山腰上。我穿越泰国北部的罂粟地，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住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哈尼族及彝族的部落。他们佩戴着用银币制成的华丽头饰，与我在《国家地理》上见到的如出一辙。我开始为他们拍摄，我不停地拍，就像《国家地理》上的那些照片一样。
令我惊讶的是，这些部落有一共同之处，即他们讲的都是云南方言。部落的长者解释说，很久以前，他们都来自一个叫做“云之南”的地方。它位于神山之间，一座座神山由过去运茶的一个马帮通道连接起来。他们在山边、木屋旁种植茶叶，直到后来在内战期间被逐到泰国。于是，他们在泰国定居下来并开始种植鸦片。而茶叶凭借马匹运输，沿着与座座神山相连的线路，最终抵达拉萨。这个故事令我感到困惑，我真的无法理解，我只是忙于拍照。
我在背包里装着几个魔术道具，晚上坐在壁炉旁进行表演，哈尼族人和彝族人看得着了迷。妇女们深信我是巫医，把生病的孩子带到我面前，请求我治疗。男人们问我，我的魔法是否可以避开他们黑火药猎枪射出的子弹。我坦言说自己并非巫医，这件事情令我心烦意乱。我渐渐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类似组织的表演也是简单的骗术。许多处在不同的社会、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少数民族族群也同样被诱导去相信巫医们的虚幻力量。
山地部落的蒙昧促使我继续跋涉。我徒步旅行，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脚来到马来群岛的丛林，而后乘坐独木舟寻找猎头族。从一家家的马来华人河工的家走出来，我的足迹遍布婆罗州腹地，最终找到了猎头族居住的长屋子。我想看一下那些人头。可以肯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猎杀的日本士兵的头颅就垂挂在一间小屋的中央。我就睡在这间小屋里，在那些头颅的下方。早晨起来，我拍了很多照片。
随后，我沿着尼泊尔、老挝、越南、缅甸跋涉，拜访了哈尼族、彝族、苗族、克伦邦（缅甸的一个邦——译者注）和赫蒙人（指移居到东南亚的苗族人——译者注）的山地部落。在完成整个行程的跋涉及拍照后，我会与律师、银行家和商人们在香港的记者俱乐部里叼着雪茄聊天，并在听完休息室的音乐、抽完雪茄、结束工作的小酌之后，向他们展示婆罗州的骷髅、缅甸的长颈人和湄公河沿岸老挝妇人纺织的照片。而他们则向我展示在普吉岛或在马尼拉度假打高尔夫时收集到的酒吧女孩儿的照片。对我不打高尔夫，他们感到非常奇怪。
后来我卖掉了在香港的公寓，把部落的毯子、织品、银手镯和大象雕像等东西一一送人。我把照片装进盒子，然后把盒子储藏起来。那时，中国市场的黄金潮正在北京蓬勃兴起。在这些盒子落满尘土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即有一天它们还会被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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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
第一次在云南见到杨丽萍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想是在1991年。她表演的“孔雀舞”模仿一只孔雀，既美丽又动人。在西双版纳，我与来自北京中央银行的代表团坐在一起，如醉如痴地观看了她的现场演出。
我曾经到过云南。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去云南考察并草拟一部中国可转让单据的法律之时，我是其中的一名法律顾问。在为老挝和越南的中央银行担任顾问之后，货币政策已经成为我的专长。代表团选择在昆明汇合，然后去西双版纳这个傣族人的故乡（傣族人在很多方面与老挝人相像）。在讨论完货币调控的定期限制条款后，我溜出了旅馆的后门，租了一辆吉普车，开进深山，寻找傣族人。我发现他们住在狭窄的村寨里。村寨沿着薄雾缭绕的河边建在高桩上。河边，白塔形单影只。
1992年，我再次见到杨丽萍，而这次是在电视上，当时我正坐在拉萨一个肮脏、破旧的四川饭馆里吃麻辣豆腐。摆在饭店一角的小电视播放着她表演的孔雀舞，观众中还有中国一些重量级的领导人。最后留在我脑海中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可能性，即总有一天，我和藏传佛教及杨丽萍之间会有一种联系。这是那晚我在拉萨脏兮兮的四川饭店里吃麻辣豆腐时留下的最后一段记忆。我不再想这件事，我离开了拉萨。等我再次返回时，已过了10年。
10年后，我在昆明又与杨丽萍不期而遇。她在那里创办了一个舞蹈工作室，致力于保存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由于他们的歌舞是他们口头传承的一部分，因此急速的变化和发展对其文化的侵蚀速度远远超过得到保护的速度。通往村寨的每条道路都给村寨带来了发展和变化，杨丽萍决心竭尽全力在它们尚存之时给予挽救。为了确保本民族文化的持久性，她把村寨里的孩子带到她在昆明的工作室，录下他们的歌曲，摄下他们的舞蹈。为了保持本族人文化的鲜活，她把不同传统的舞蹈和音乐编入了还在进行的表演艺术项目之中。
当我坐在杨丽萍身旁时，她正指导按节奏跳舞的女孩儿们。女孩儿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她们的服装和美丽的头饰都是在村寨里织成的，可能是从上辈传下来的。她们的动作自然流畅，其精髓绝非人为能够设计。
杨丽萍缓缓移动她那呈佛像手印状的纤细手指，延伸至极限，而后停留片刻，仿佛漂浮在流动的空气中。她低声说，“这些云南的孩子很淳朴，就像小佛一样。”
刹那间，我被她率直而深奥的话语打动了。实际上，我完全没有听懂。我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我请杨丽萍重复一遍刚才说过的话。
她没有重复，只是耸了耸肩，补充道，“云南人就像那样。”对她而言，所说的话应该被人理解，否则，就意味着理解不了。随后，当她说到云南和她自己的民族时，她的手指又再次伸展如扇形，黑色的双眸发出深邃而敏锐的光芒，她说道，“位于热带的西双版纳是傣族人的家园。在那里，澜沧江沿岸的峡谷布满梯田，他们像泰国人一样，穿着长长的丝筒裙。沿着流向越南的红河再往北，就是佤族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宗教修持甚至与非洲人相同。他们对着太阳祈祷，住在离太阳很近的地方，这种做法是正确的。那里还有彝族人，他们有所不同。他们住在山里，当没有什么东西可维持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就伐树烧火并移屋，他们对着火和老虎祈祷。由于不会长时间地驻留在一处，因此他们没有值得保留的财产。”
“谈谈你自己吧”，我问，“你是哪个少数民族的？”
“我是白族，家在大理。那曾经是一个王国。如今，老城依旧保存得很好。许多艺术家去那里寻找香格里拉，它是茶马古道的第一站。如果你想寻找香格里拉，或许它是你旅行的起点。”
随后，杨丽萍轻轻地喘着气，用柔和的声音谈起了她的家乡，“洱海湖形似佛耳，辉映着苍山。在大理，你能看见很多美景，你会发现那里的人和他们的文化保持完整。所以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记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