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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后来做什么节目?
李平:《杨澜工作室》的制片人。《杨澜工作室》起初就杨澜我们俩搭档,很简单,那时候凤凰人特别少,我基本上要管联络,甚至摄像,双机拍摄我都充当摄像。这些我都会去做,我们这些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其实哪样都能拿得起来,因为刚开始我们从扛机器出身,当记者,自己编、自己拍、自己做,没有明确的分工。后来我把这个方式也带到了这里,甚至去机场接嘉宾的活儿也是我干,我和杨澜通常在路上就把节目的事情都商量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确实工作很紧凑,紧凑到做节目可以没有脚本,从节目的运作上,当时真是有点超常规了。
记者:这种超越常规的做法,你认为是凤凰运作节目的特点吗?
李平:凤凰一开始就把这个理念注入到了节目的每个环节。我举一个例子,像建国50年大阅兵的时候,我花了三天时间做了两个小时的《大阅兵》,10月1日刚阅兵完我们就播出了,就拍了两个半天,因为当天阅兵完毕当天下午就播了,影响特别大。因为凤凰的节目操作具有灵活性,播出时间的安排比较自由,工作完全可以超常规进行。我们拍摄的角度也是超常规的。为了进阅兵村,当时我找那个批条,半天时间必须全部办下来。9个将军签完以后,只给我们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时间,到了沙河机场以后,我同时带了3台机器,后来我就告诉辅导员,阅兵我太熟了,因为84年阅兵的时候,当时我在炮兵,我还带着机器,走路上天安门呢。因为我对阅兵村的一切细节都特熟悉,所以我们到那以后飞快地在各个地方拍摄,把给我们带队的人都甩在了一边。这样一直拍到快一点多。正好那天是八月十五,作为一个曾经做过军事记者的人,我知道八月十五拍摄部队是最容易出彩的时刻。我和窦文涛就回来拿灯,有一个干事悄悄地带着我们就进去了,进军营以后我们拍下了官兵们吃月饼、会餐到赏月的种种动人的场面。那个夜晚我们拍得太开心了,太值得了。
刚问了一个问题,杜宪脚下一歪,轰隆一声,桥已经塌了,人已经在深水里了
记者:你参与了凤凰早期的两次大型电视行动《穿越风沙线》和《寻找远去的家园》。
李平:原来我们做电视没有行动概念,只是说我设计好了,你们去拍,只要有行走的感觉就可以。后来听到院长说,这是一个电视行动。从形式上来讲,从一种原来常规的做专题片,现在我们变成行动的形式,我认为它发挥了电视直观的特点,今天去哪,明天去哪,我觉得从观众的感觉来讲,可能是很新鲜的一种,但是从内容来讲,我觉得跟正常的专题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原来做专题片,集中几年时间去做,做完以后,集中去播,可是凤凰采取的形式不一样,今天发生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播出,这种形式能够始终牵动观众的心,今天遇到什么情况,今天穿过什么地方,自然而然观众就会关注,形式比纯粹的纪录片要更吸引观众,因为它是具有新闻时效性的,也有悬念感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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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2)
记者:电视行动,要制作出高质、快速的电视节目,保证团队的正常行进是非常重要的。
李平:电视行动确实很辛苦的,最大的难在于管理。因为管理这么多人,这么多车,你要做到人车安全,又要确保把节目做好。白天进行拍摄,晚上还要研究,明天还要补拍什么?明天拍什么地方,明天行走的路线,都要考虑好了,整个的节目内容和行动是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不论是管车辆,还是管大家食宿,一切都是为了编导做事儿。可是我天天讲安全安全,《寻找远去的家园》那年出的事最多。主持人杜宪掉到河里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那是在福建夏阳镇的时候,到一个村里去拍,当时我们看到当地的农民正在搭一座板凳桥,编导问杜宪敢不敢上这个桥,杜宪特别听编导的话,就晃晃悠悠走到桥上,可是刚问了一个问题,杜宪脚下一歪,轰隆一声,桥已经塌了,人已经在深水里了。后来当地修桥的农民跳下水去救她,杜宪已经爬上了一只木船。直到今天,我都一直记着这一幕,杜宪真的是一位任劳任怨的大牌主持人。
作为领队,后来我说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节目做成什么样我根本就不去管,我抓的第一位就是安全。
食物中毒,我们整个摄制组都瘫痪了
李平:我万万没想到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到达浙江目的地以后,头天晚上住在杨芙镇的芙蓉宾馆,在芙蓉山庄里面,是镇上的一个宾馆,那宾馆不错,一个星级宾馆。然后第一天出去拍摄,下午吃一顿饭,早上在宾馆吃一顿饭,下午在外面吃的饭,到了夜里三点全体人员陆续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我的摄影师在地下疼得直打滚,怎么办呢,赶紧送医院。夜里三点多钟,我们赶到了一个县医院,去了医院的急诊室,叫了半天才在二楼找到一个值班医生。诊断说是急性肠胃炎,必须赶紧输液。当时急诊室的床是木板床,也没有窗户,苍蝇嗡嗡嗡的,没办法只能躺在木板床上输液,我开车回宾馆拿被子,在路上肚子就开始感觉不舒服,回到宾馆后蹲到卫生间里就站不起来了。怎么办,我趴着敲门,我们摄制组几乎全军覆没了,怎么办?即使都这样了,我也没跟院长说,为什么?因为这一路上很多苦是必须承受的,作为一个领队我必须承受下来。
7月15日·鬼节,我告诉赵群力台长,此地不可久留
记者:《穿越风沙线》、《寻找远去的家园》中有许多经典的航拍镜头。
李平:这两部片子做得如此漂亮,与赵群力高超的航拍技术有很大的关系。他真是个传奇的人物,《邓小平》、《周恩来》中的航拍镜头,都出自赵群力之手。加盟凤凰后,他全程参加了《穿越风沙线》和《寻找远去的家园》的拍摄。他是一个嗜飞如命、向往蓝天的男子汉,“小蜜蜂”号给他带来了最大的满足感。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赵群力刚刚赶到组里,我就跟他谈这件事,说此地不可久留。他说没事,他打算航拍江南六镇,而且都给院长打好招呼了。我一再叮嘱他小心,他说好好好。就在赵群力决定明天航拍的头一天,我们去采访,看到老乡在那烧香磕头,我问了一下,我说大妈你们在干吗呢,为什么烧香磕头,什么节啊?她说你不知道啊。我说我真不知道。大妈告诉我明天是七月十五,农历七月十五鬼节。我对这个特敏感,心里一下紧张起来。回去我就对组里人讲,明天谁都不能出门,我把所有我这车上的司机的钥匙全收在了我这儿。你们在家休息。我就跟他们说明天你们千万不要去拍。老百姓告诉我是鬼节,我说我有个直觉大家不要出去拍摄,但那天万万没想到,我说起来都不敢往那边想,真的不要去想。那天赵群力很晚到组里来,他和他的太太,还有摄影助理都在一起。我们几个在吃饭的时候,我说明天咱们都不能干活,都在家里睡觉。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他没表态,他不吱声,第二天他还是去了,他很倔呀。其实那天晚上他没有休息好,据他们说都没休息好,第二天还是想拍完以后走,结果没想到……
陪赵群力去拍的是永嘉县旅游局的副局长,忽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赵群力出事了,这会儿还没回来,我咕咚一下就坐地上了,完了,彻底完了。我说你们想办法给我找,调动所有的公安、消防、医务人员给我去搜,沿着楠溪江走,往下走。当时呢,因为要给老板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打。过了一会儿,那个局长给我打电话,他说:“李平,得到消息,人已经不在了。”当时我就哭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给郭志成打了第一个电话,郭志成正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他“哎呀”了一声,立即给老板打了电话,老板随即给我打电话:“李平,我告诉你,你想尽办法得把赵群力给我找回来。”我说:“老板你放心,我现在在找。”老板说:“行,我等你信儿。”我等到所有的消息证实以后,赵群力台长确实遇难了。我才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老板,老板在电话里一声没吭,半天没说出句话来,他在电话里哭了,完了老板就说:“你等着,我一会儿就去。”
我成年以后哭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回
记者:当时的情景……
李平:事情发生以后,老板、院长,香港、台北,所有凤凰的高层都到了,一幕幕下来,所以那次,我真的哭了一天多,可以说我成年以后哭得最多的就是那一回。同时我还要应付媒体的采访,我就跟记者们说,求求各位,在事情没有搞清楚的时候,还是请诸位不要报这事,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通告,会说明情况。之后,在老板的安排下,在赵群力殉职的地方立了块石碑“赵群力殉职处”。
。。
李平(3)
从那以后,我们整个摄制组的情绪就没了。我就把车放在上海,和杜宪坐飞机到深圳参加赵群力追思会,我们俩坐那儿没别的,我们就知道哭,因为我们和赵群力在一块工作时间最长,他的航拍生涯是跟我们的电视行动相并行的,他太太蒋晓玲讲,赵群力经常说:“我和李平合作这么长时间真是最开心的,虽然也有磕磕碰碰。”
《 寻找远去的家园 》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两次电视行动给予你本人的影响是什么?
李平:刻骨铭心。《穿越风沙线》和《寻找远去的家园》给我留下这么多的回忆也好、伤痕也好,确实根本就不会忘记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清楚极了,太清楚了。所以说,今天我跟杜宪,包括我们摄制组这些人,一到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忆。把艰苦当成一种享受,当成一种幸福来回忆,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吧。
所以我特别记得那天在参加赵群力追悼会的时候,他的前妻坐飞机赶来,在开追悼大会之前,她对赵群力的遗像说了几句话,她说:“我没别的可说的,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蓝天,爱蓝天,最后你把这一生献给了蓝天,你放心走吧,儿子我会照顾的。”当时,我自己扛着摄像机,流着眼泪把这些全部拍下来了。我觉得赵群力特别值得我们怀念,每年七月十五,我都要带着我们摄制组的人,在朝向东南方(赵群力遇难地点的方向)的路口做祭奠。
记者:赵群力的敬业代表了凤凰人的一种精神。
李平:老板在今年春节的联谊会上,谈到了一个身患癌症去世的凤凰员工,她对前来探望她的老板说:我如果有来生,还做凤凰人。老板说这话的时候几乎哽咽,我也泪流满面,来自凤凰内部的凝聚力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这种凝聚力确实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论在凤凰做什么,我们的付出换来的都是一种高回报的精神满足,我永远感谢凤凰。
吕宁思(1)
公元二000
口述人:吕宁思
凤凰卫视采编部总监
口述时间:2005年9月8日
口述地点: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当我认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入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入流
记者:你曾提出过一个边缘人心态的概念。
吕宁思:我认为这是我个人才有的。开始我是以一种玩笑的态度提出来的。
我本身在各种主流媒体都没有待得太长,我转了很多的地方。复旦校庆100周年,我回到母校去,发现我在同学里可能不太入流,他们中大部分做了教授、学者、官员。我历史系毕业后,来读俄罗斯文学,又到香港来,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按照传统的思维要十年磨一剑,磨了三年两年就走了。
当我认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入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入流。可能恰恰由于我是边缘人,我可能比我的同学了解社会多得多,我带着一种自嘲的心理,发现我的这种存在方式恰恰能适合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适合在凤凰这种形态中做一个宽泛的观察者和分析者。
我们的很多评论员、分析员,他们的涉猎都很广,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成为很专业的人,但他们在一个很广阔的范围里,吸收很多的东西,这就是边缘人的长处。可能别人认为“边缘人”是不专业的,对我来说,换一个角度看,可能为你所从事的事业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视角。
记者:那怎么界定这个“边缘人”?
吕宁思:在新时代,没有界定专业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