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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动天下--苏秦和他生活的时代写真-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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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公很迅速地得到了消息。虽然苏代走了,但他在临淄显然还有别的耳目。

  听到临淄秘密传来的警报,恐惧立刻笼罩了薛公。

  他必定梦想着能重回临淄,再度成为齐国命运的主宰。尽管这梦想越来越只像是一个梦想,但他还是没想到,自己竟会落到连现在的地位都保不住,要被人赶尽杀绝的地步。

  他当然不能坐着等死,但也不可能跟已经十分强大的齐王正面冲突,那等于找死。求生的办法只有一个:逃跑。

  于是不久之后,薛公的身影出现在了魏国的国都大梁。

  跑了薛公,齐湣王当然会很遗憾,也担心这个政敌可能利用魏国跟自己过不去,但这些对他来讲都还是次要的问题,不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事。

  在他心目中排第一位的考虑,仍然是消灭宋国。

  可是上一次的征伐表明,宋国不是那么好消灭的。齐军至少要集中自己的大部分主力,才可能吃掉这个小国。如果只是对付一个宋国,这样作战并非难事,但问题是还有一个讨厌的秦国存在。

  秦王的朋友韩珉这时已经辞去了齐相国的职位,跑到秦国去了。随着他的离开,还幻想着能跟齐国重归于好的秦国,终于明白上了苏秦的当。有了这一次受骗的体验,齐国如若第二次攻宋,就是往咸阳派去一百个更伶牙利齿的说客,秦昭王也不会再受糊弄,必定全力援助宋国。

  齐国虽强大,但面对“劲宋”与强秦,实在作不到一心二用。要是秦国的大军杀出函谷关,不经打的魏国和韩国绝对挡不住它的步伐。秦军只要逼近齐国,齐军就只能从宋国收兵,灭宋计划必然再度泡汤。

  当然这种局面也不是不能预防,办法就是依靠新结盟的赵国,用它的力量加上魏、韩的协助,遏止秦国的攻势。

  这只是一般性的构想,齐湣王此时提出的方案更为大胆。他要联合诸侯,共同组织上演一场联合攻秦的大戏。

  这是一招以攻为守的战略,名义上是共同攻秦,其实到时齐国将缺席,至少是不当主角。在前线真正出力的将是其他的诸侯。齐湣王不过是想利用这些诸侯,以主动出击的办法把秦国压在函谷关以西动弹不得,他才好比较轻松地侵略宋国。

  但要想导演好这样的戏也并不容易。赵国参演倒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其他诸侯就不好说了。

  原本只要赵国肯出马,便能带动魏国和韩国跟着上场,然而现在却有一个人可能把清水搅浑,让顺理成章的事困难重重,他便是总不安分,令人头疼的薛公。

  齐湣王这时已经得到一个消息,魏国可能会任命薛公作相国。如果此事成真,薛公必会兴风作浪,想办法搅乱攻秦的计划,以此报复叫他有家难归的齐湣王。

  要是魏国在薛公的撺掇下拒绝加入攻秦阵线,它的患难伙伴韩国也很难出演齐国安排的角色。

  除了可恶的薛公,还有一个人让齐湣王很不放心,他就是苏秦真正的老板燕昭王。

  按说燕昭王的表现算得上无可挑剔,这些年来对齐国实在是恭顺谦卑至极。像协助派来攻宋的张魁,到这时都还留在临淄,随时准备再为齐国冲锋陷阵。再比如送到齐国的质子襄安君竟“不归哭”,连亲人去世都没能回去吊丧,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放在别的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一个君主把自己和国家的地位放得这么低下卑微,难道还不能讨得齐湣王的欢心吗?

  换作别人摆出这种姿态,齐湣王或许早就被感动了,但是他忘不了当年正是燕昭王乘齐国与秦国交战之机,在背后下黑手搞出权之难。燕国人二十多年来一刻也没忘怀子之之乱的国耻,对齐国恨之入骨。身为国君的燕昭王现在一副奴才相,谁知道他心里有没有在盘算什么鬼主意,待到合适的机会又对齐国使阴招。

  在此前后的一系列事实都证明,齐湣王对燕昭王的疑虑完全正确。

  不幸的是,对一件事的正确判断,不等于就能想出正确的解决办法。

  齐湣王就是这样,当他跟人商量稳住燕国的对策时,找来的竟是燕国的高级奸细苏秦。

  这时已是公元前287年。

  三。最危险的人是友人。

  只要能让齐国攻宋,达到使其“罢弊”的效果,苏秦当然竭力赞成攻秦。

  他这时显然已经完全被齐湣王当成自家人看待了。虽然有多年前的交往作基础,但那毕竟是陈年往事,并不能保证他在回到齐国后不长的时间里,取得如此非同寻常的信任。迅速的成功除了他做事揣摩迎合齐湣王的心意外,在需要的时刻拍拍领导的马屁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未必多么精通,但苏秦使用起奉承阿谀之术来至少还是很熟练的。

  且看他对齐湣王的奉承,知道齐王最讨厌谁,所以他先对那个人进行了一番批判:“薛公相齐也,伐楚五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宋不残,淮北不得。以齐封奉阳君,使梁(魏)、韩皆效地,于以取赵,赵氏不得。身率梁王与成阳君北面而朝奉阳君于邯郸,而赵氏不得。”

  *楚国磨蹭了五年,进攻秦国拖延了三年。削弱宋国没办到,楚国的东国也没弄成。最后就连赵国都没争取过来。

  薛公任相国期间打败楚国和秦国,与赵国缓和的政绩经苏秦这么一数落,就全成了消耗国力,费力不讨好的败笔。

  贬损完薛公,苏秦即刻赞美起齐湣王来:“王弃薛公,身断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谋取赵,得。攻宋,宋残。是则王之明也。”

  自从摆脱了薛公,想称帝就称帝,想跟赵国联合就能联合,想攻宋就能胜利。连对抗秦国这种还停留在筹划阶段的事,也被苏秦夸张成了“伐秦”。如此一路有节奏感的颂歌唱下来,齐湣王想不“明”都不行了。

  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哪怕这话语跟实际有出入。齐湣王享受着被吹捧的快感,对苏秦自然也怎么看怎么对路。

  苏秦这时候却又作出一副直言忠臣的模样进谏道:“虽然,愿王之察之也。”

  尽管您是明君,可对有些情况还是要作更深入地调查研究。

  一个人心情愉快的时候,容易变得宽容,齐湣王也是这样。他豁达地忽略了苏秦话中暗示他不“察”的潜台词,全没发觉自己正被苏秦操纵。

  苏秦要齐湣王“察”的是:“臣之以燕事王循也。”

  在他的影响下,燕国对齐国非常的顺从。

  这话里面的意思,当然是要齐王不必疑心燕王的忠诚。

  他接着回顾了与韩珉当初的约定,称要不是韩珉“不知变事以攻宋”,这份约定现在必然“善矣”,能开创出很好的局面。

  这么讲同样是要齐湣王相信,齐国跟燕国的关系是稳固的。

  苏秦知道齐湣王正在担心薛公被魏国任用,损坏魏、韩、赵跟齐国的交往,所以他又拿此事作起了文章,说道:“今三晋之敢据薛公与不敢据,臣未之识。”

  魏、韩、赵敢不敢支持薛公,他还不能下定论。

  既然不能定论,那提他干嘛?

  苏秦扯出薛公,还是为了燕国。他接下去说:“虽使据之,臣保燕而事王,三晋必不敢变。”

  有他保证燕国始终追随齐国,魏、韩、赵即便站在薛公一边,也决不敢轻举妄动。

  当然他也没有把话说死,狡黠地给自己留了个安全出口:“齐燕为一,三晋有变,事乃时为也。”

  要是齐、燕紧密结盟,魏、韩、赵那边还是出了变故,就只能是时势变化,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原因了。

  无论什么情况,燕国对齐国都十分重要,苏秦表示:“是故当今之时,臣之为王守燕,百它日之节。”

  在此关头,他会比任何时候都更用力地替齐湣王把燕国紧抓在手里。

  但这种事光靠他一个人还不行,根本还在于齐湣王的表现。“成臣之事者,在王之循甘燕也。”

  只有齐湣王保持对燕国的友善态度,苏秦才能成功。

  苏秦心里也明白,单凭这些话不足以真正打消齐湣王对燕国的疑虑,于是他继续献策道:“王虽疑燕,亦甘之;不疑,亦甘之。”

  不管燕国可疑也罢,不可疑也好,您都应该善待它。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王明示天下以有燕”,告诉诸侯燕国跟齐国是一伙的。使得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不敢随便去煽惑燕王,让燕国想背叛齐国都难。

  大概齐湣王这时仍面露犹疑,令苏秦觉得要叫他消除顾虑,就不能再说“事乃时为”这种不太自信的话,便索性起誓似的宣称:“臣不能使王得志于三晋,臣亦不足事也。”

  如果拥有燕国还不能使魏、韩、赵听命于齐国,他就是个没本事的人'3'。

  齐湣王还是相信苏秦“足事”的,也就终于听从了他的意见。诸侯攻秦的组织工作也随即开始进行。

  四。尊严受损的人最难保持理性。

  这次攻秦就是被后人夸大成所谓以苏秦作纵约长,领六国诸侯伐秦,令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的那次合纵行动。其实苏秦根本没当上这样的统帅,他一直是在搞幕后策划,即便是这类活动,在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连主角还都算不上。因为要攻秦首先就要联络赵、魏、韩等国,可是被齐湣王派到这些国家进行此类外交的却不是苏秦,他接受的任务是回燕国去,显然也是告知燕昭王做攻秦的准备。看得出齐湣王对燕国依旧不那么放心,参加攻秦的事必须苏秦亲自回去落实才行。

  人怕什么就偏会遇到什么,大概在苏秦刚回到蓟不久,燕国和齐国之间便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流血事件,两国关系立时面临恶化的危机。

  让人意外的是,挑起这次流血事件的并不是憎恨齐国的燕国人,反倒是一心想拉住燕国的齐湣王。

  整个事件的情节很简单,一位燕国人被齐湣王杀死了。死者若是寻常之士,也就不会闹出太大的事端,可这个人偏偏是那位燕国将军张魁。

  对张魁的死史料没有详细记载,《吕氏春秋·行论》上只有四个字:“齐王杀之”。齐湣王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已找不到答案。不过正是从那极其简略的记述中,人们不难得出一个印象,张魁并没有作危害齐国的事,否则一定会被记录在案。也许他在言语行动上对齐湣王有所冒犯,但决不会到该死的地步,不然史家就可能给他写下“不恭”的评语。

  这也就是说,杀死一个别国将军,不惜酿成外交争端,完全是齐湣王在使性子胡来。

  此时的齐湣王正在逐渐显露出他人格中丧失理智的凶暴的黑暗面。

  张魁的死讯传回燕国,燕昭王听后登时“泣数行而下”,不住地流泪。也许张魁是他喜爱的臣子,但他此刻的哭泣更多是为自己尊严的受伤。这从他随后下达的命令就可以看出来,那命令说:“余兴事而齐杀我使,请令举兵以攻齐也。”

  因为张魁是“我使”,所以燕昭王才会决定为他的死起兵进攻齐国。

  这当然同样是不理智的行为,燕国这时与齐国开战并无胜算,但燕昭王必定是觉得自己的忍耐已经过了底线。派出去的高官无故被害,如果这样的屈辱还要咽进肚里,燕国或者说他的颜面何存?

  下面的大臣肯定有一批人不赞成发动如此争意气的战争,但张魁的死确是奇耻大辱,面对着无比悲愤的燕昭王和国人,谁也不敢提出理性行事的劝告。否则不但意见不会被接受,自己也将给骂成卖国贼,这是人类政治历史中常有的一种困境。

  但终究还是有个叫凡繇的人鼓足勇气,站到了燕昭王的面前,不过他也没有直接劝阻与齐国打仗,而是张口就表示要辞职,理由是:“贤王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

  燕王不是贤明之主,他不愿给这样的君王当手下。

  连一些昏庸之人都可以自认是明君,领导了燕国复兴的燕昭王,怎么会不是“贤主”?

  燕昭王显然也这样想,所以不解地问凡繇道:“是何也?”

  凡繇的回答是先说起了让人伤心的往事:“松下乱,先君以不安弃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

  “先君”自然就是燕王哙。他在齐国入侵的战乱中丧命,他的儿子燕昭王却依旧要小心地侍奉齐国,这般忍受屈辱,还不是因为燕国的实力斗不过齐国吗?

  听到这里,燕昭王应该有所领悟了,凡繇于是直奔主题:“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于先君。”

  为一个死掉的张魁跟齐国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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