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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好善为先。大臣必须谦虚，心胸开阔，能够广采众议。孟子有个学生叫乐正子，是鲁国人，国君准备重用他，让他治理国政。孟子听说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整部《孟子》书里他在这里最高兴，叫“喜而不寐”。学生公孙丑一连问他，乐正子刚强吗？有智慧和谋略吗？见多识广吗？孟子都说不是。那先生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孟子说，乐正子只有一个优点，叫好善。就是喜欢听取善言，别人的话只要有价值，就喜欢听。以此治理天下都有余，何况治理鲁国呢？好善是一种优良的品德，对于为官者尤其重要。孟子后面讲得很生动，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听取善言，人们就会模仿他说：“呵呵，我早就知道了。”他那个表情、那个声音把别人拒绝在千里之外了。如果一个人喜欢听取善言，天下人就会不远千里赶来提供好的建议。这样就可以集众善之所长，集思广益。
第四，修养德行。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向往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疲倦，是天赐的爵位；做官，当公卿大夫，是人给的爵位。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各种丰富的潜能，培养好天爵，德行就会越来越完美。我们行善避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呼应自我的要求。“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如果德行好，就可以做官照顾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反之，就是孟子说的情况：“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现在的人修养天爵，不过是为了当官；当了官之后，就把什么仁义忠信都抛弃了，真是太糊涂了，最终一定会丢官罢职的。孟子对现实的针砭还是非常辛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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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政以人性为基础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孟子有一句话传颂千古，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种民本思想来源很早，《尚书》里的《五子之歌》就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基础稳固了，国家就安定了。在孟子的时代，君贵民轻，而孟子说民贵君轻，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这种民本思想的背后，是对每个生命个体的尊重。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今天？当君，？当臣，？当民，是各种条件配合造成的，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
如果谈政治哲学，孟子有一段话是古今中外所有从政者都应该奉为圭臬的。他说，如果孔子、伯夷、伊尹有机会来做国君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这些伟大的圣贤啊，如果要他们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因而得到天下，他们都是不会去做的。诸位想想看，古今中外多少政治领袖，？能做到这十六个字呢？比如，这个人是无辜的，他被杀了，将来别人为了得天下，杀无辜的人，你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也可能被无辜杀害，所以不能牺牲任何一个人。当然，事实上孔子没有说这个话，这是孟子对孔子的想象，也是对孔子的深刻理解。为了得到某种权力而放弃？则，这的确不是孔子的作为。
我们说过，在儒家那里，仁政不是唱高调，但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做不到呢？这是因为有些人做好事，做着做着发现没什么用，就不做了。孟子讲过一个比喻，叫±水车薪。实践仁德的人，就像用一±水去救一整车木柴的火；水倒上去没用，就说水不能救火，干脆不要救算了。这说明什么？水要胜火，需要相当的量；仁的作用也不能只靠一念之转，而需要长期大量地施行，行仁是一辈子的事。
政治上也好，实际生活上也好，学习儒家一定要明白做好事会得到快乐，这种快乐是由内而发的快乐，而不是外面的称赞和别人的鼓励。如果不能从外面转到内在，永远在等待别人的肯定，做好事就像无源之水，不会长久。
儒家讲人性向善，从真诚开始，力量由内而发，所以快乐也是由内而发。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每个人就会对快乐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只有这种内在的快乐，才是永远真正的快乐，不会轻易为外物干扰。对于外在的贫富、生活的清苦或者能不能得到某种权力，就都能比较μ然视之了。这是幻想吗？当然不是。但了解道理之后付诸实践，中间需要修养的过程。修养也可以带来快乐，而且需要长期地做，才会发现这种快乐确实跟别的快乐不一样，因为它来自于人性内在的要求。
儒家的仁政理想是以人性作为基础的，并构成一套圆满的系统，凡是跟儒家不一致的想法用在政治上都会有后遗症，用四个字来说叫架漏牵补。就是说，一个房子有问题，这边补一点，那边补一点，永远在这个过程里面，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孟子的自信来源于，他认为只有从人性出发，推行仁政，人类社会才可能成为人间乐土。整个周朝从周公开始的影响，就是设法让国家跟学校类似，政治跟道德结合。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个国家也是一个大学校，所有政治上的活动都是一种道德上的活动，这样配合起来，个体的人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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